人类社会为何能进步？答案在这四个字
文化智能
撰文：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
翻译：孙微
那些试图重塑社会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往往声称，他们的努力有一个科学的依据。通常情况下，他们指责保守派对手是“反科学的”。他们不屑于伯克、哈耶克等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警告，后者怀疑科学改革者是否能充分理解他们想要推翻的社会秩序。
讽刺的是，支持保守派对社会进程看法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还好有一些相关领域的著作，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书越来越明显的表明，进步从分散试错过程演变而来的居多，从规划者和革命者推动宏伟计划的则偏少。
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的学者并不是唯一从事这类研究的人；人类行为的学生还发现了伯克和哈耶克的论点支持——相较于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而言，社会规范和实践中所涵盖的知识是巨大的。作为个人，我们自己并不能理解多少，但是我们从别人那里能学到很多。简言之，最近几年一些社会科学家一直在建设（或重建）强大的文化智能。
他们其中的一个研究结果和论点是，市场和传统社会、家族的这两套机制是文化智慧在社会发展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产物，因为它们是这一过程在自由社会运作中最重要的手段。同时，这两套机制也是当下进步规划者最蔑视的对象和目标，对此我们不用感到惊讶。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关注美国媒体、高等教育和教师们等主导机构传达的一些想法。这些机构往往认同渐进的叙事方式，认为我们的文化制造了大量受害者、并认为社会工程的专家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的主流文化机构正在向打压文化智能的方向发展，那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改变它们。
我们可以从考虑一些最近十年发表的、以大众读者为目标人群而非局限于狭小范围专业学者的书籍开始。这些书本提供了重新思考社会如何进步的多方视角，我们需要尤其关注这些观点。
生态学家和工程师
了解文化智能，首先需要更好地了解文化本身，而最近的研究已有重要发现。人类学家约约瑟夫·亨里奇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总结了这一研究——《我们成功的秘密：文化如何驱动人类进化、驯化这个物种并使我们更聪明》。
他写到：
了解人类如何进化、相较其它动物我们为什么如此不同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是文化物种。可能在一百万年前，我们进化谱系的成员开始相互学习，文化开始积累...... 知识开始进步并聚合。通过向别人学习，每一代都能在上一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磨技巧和诀窍。几代人之后，这个过程产生了足够大而庞杂的实践和技术，而这些仅凭个人才智和经验，是穷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
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使我们能够运用远多于个人能掌握的知识。文化不仅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图书馆——它是一座存放事实、数字、食谱的宝库，它更是无数人共同的大脑。亨里奇继续说：
我们人类成功的秘诀不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力量，而在于我们社会的集体大脑。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合成产生了我们共同的大脑——我们善于相互学习（文化的），并在正确的规范下生活于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群体（社会的）。那些表征我们物种的惊人技术，从狩猎时代的皮船和弓箭，到现代世界的抗生素和飞机，并不是几个天才的杰作，而是几代人理念、时间和一些幸运的失误、真知灼见的流动和重组......我们这个物种的创新更多依赖于我们的社会属性而非个人才智。我们面临的挑战也一直是如何防止社区的分裂和社会网络的瓦解。
亨里奇指出了人类进化到传达、相互接收信息的多种方法。我们有语言和模仿的才能，也有识别出色个人并从他身上学习和借鉴的本能。文化规范也可以通过进化来选择，我们甚至对这些文化规范如何提升了我们的福利毫无意识。例如，亨里奇认为一夫一妻制社会的繁荣，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制度能减少男性之间的暴力竞争。
我们共同学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我们应对挑战的试错法有时可以如此有效，以至于能说服我们：我们并不是遵循某种方法，而是找到了管理我们复杂世界的非常棒的公式。分散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会破坏我们对它的赞赏。事实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欣赏或不欣赏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分歧，这也与政策制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之间的一些激烈争执有关。金融记者叶伟平在他的新书《万无一失》中对经济政策分析师有如下描述：
哲学上，他们陷入两种思想流派。一派我称之为工程师，他们力求最大化我们的知识和能力来解决问题，使世界更安全更稳定;另一派我称之为生态学家，他们对上述工程师表示怀疑，因为考虑到人与环境的复杂性和适应性，总有比我们试图解决问题更糟糕的后果。叶伟平新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那些通过监管政策确保安全的动机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性故障。举例来说，政府对洪水保险的规定鼓励更多的人搬到洪水易发地区，一旦发生洪灾，损坏的成本会更高。
生态学家承认人类的文化品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观点由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唐纳德·德留克斯去年以如下方式表示：
当生物学家在发现活的有机体身体或行为特征有不同寻常之处，而这些特征看起来并非有助于生存，这时候生物学家的职业本能是认真思考这一特质来确定可能的遗传优势。这样的职业本能是合理的。生物学家在生物体遇到一种陌生特质时，不会立刻得出“自然的失败”这一结论。当然，生物学家知道自然和自然选择从来都不完美；有时有些生物的确背负一些降低其生存可能的基因。然而，一位称职的生物学家在面临不能在当前理论框架中解释自然选择为什么会创造如此不同寻常的特点时，她绝不会把这一现象简单地归于“自然的失败”。
德留克斯认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做法应有类似的尊重。但是相反，他们往往倾向于迅速得出他们的模型显示出“市场失灵”的结论，需要政策设计来矫正。
那些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获得权力的经济学家，落入了叶伟平所说的“工程阵营”。这些组织的许多官员和其他国家央行的首脑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培训。他们对社会问题有着共同的处理方法，强调经济学家有能力识别和纠正 “市场失灵”。
自二战以后，从零开始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主导了经济学这一领域。经济系的独特方法涉及到运用数学模型将问题优化并进行约束。这种工程和经济学的结合看起来非常适合解决战时资源配置的问题，麻省理工因此受到美国国防部的资助。经济工程迅速扩展到其他大学，并开始主导这一学科。
工程师们认为，政策专家要负责经济的关键要素。他们希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特别是其董事长，在调节金融稳定上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然而，正如叶伟平所指出，金融稳定可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短期内增加信心的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过度自信，从而导致过度冒险，以至于在严重危机中结束。
经济工程师们可能会说，鉴于美联储在2008年危机中和危机后的表现，如果没有美联储我们的经济表现将会更糟。但这是一个无法验证的断言。此外，美联储自1914年创建以来，美国经济遭遇经济衰退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和之前并无二致，这令人警醒。
同样是这些工程师们，他们认为医保政策也应当由专家进行管理。前参议员汤姆·达施勒明确呼吁在卫生保健制度中创立一个相当于美联储的机构。《平价医疗法案》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支付咨询委员会，由15名专家组成，负责为医保设置支付政策。
一些认同工程的经济学家例如健康政策的著名专家大卫·卡特勒认为，当独立专家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力，他们可以创建激励机制，这将带来更好的医疗保健、更低的医疗成本。
然而在一个生态学家眼中，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能成功地管理医保专业人员的表现似乎并不合理。直接面对患者的医生才是判断治疗方法的最佳人选。此外，大多数的医学知识来自经历不同协议、将实验结果报给彼此的医生们。用一套固定的国家标准来更换这一进化过程将阻碍医学的进步。自上而下地控制医学界的文化智能可能会是一种倒退。
循序渐进而不是智能化设计才是社会前进的规律。
适应文化
这种进化的社会进步在过去几年成为了一些重要研究和写作的主题。科学记者马特·雷德利的最新著作《一切的演变》认为，我们在人类所有包括文化、法律、商业、技术等领域都能观察到分散、渐进、试错的演进过程。和亨利克一样，里德利认为，我们往往夸大个人天才或领导者的重要性，而低估变革的渐进、累积性质。
雷德利指出，例如在技术领域，许多重要的发明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里各自独立发现。这些措施包括电灯泡、电话、摄影和轮船。雷德利对此的解释是，成功的发明家在“相邻的可能中”操作，也就是说小的修改或者重新组合就能带来进步。
相反，人们可能注意到，一个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想要立足，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例如，1993年，在iPhone和iPad远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苹果公司曾经试图向市场推出名为“牛顿”的小型个人设备，最后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他技术包括互联网和手机网络在当时都还太不成熟。
雷德利在他书的最后一节写道：“坏消息是人为的，自上而下的，有意而为之的东西，是强加给历史。好消息是偶然的，无计划的，新兴的东西，也是逐渐演变的。”那么，为什么强大领导推行的计划往往不凑效，而循序渐进的试错却往往奏效呢？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个体智力相较于群体平均智力而言没有那么重要。这就是经济学家加勒特·琼斯在他的新书《蜂群思维》中所提出的建议。他写到，
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你自己的、个人的智商分数并不能预测你在生命历程里能挣多少......那么现在设定另一个事实——测试分数最高的国家能比分数最低的国家富裕八倍多——这样你就能得出智商的悖论。
吊诡的是，你的个人智商对收入的影响小于你周围人的平均智商。琼斯做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包括了文化因素。例如，具有较高智商的人们往往能合作的更好，也更能创造出鼓励合作的机构。
为了理解这一现象，不妨进行如下思想实验：假设你突然被置于一个陌生环境，例如遥远的热带村庄或阿拉斯加荒野，你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在这样的环境只有很少的价值，你的生存将受到质疑。然而其他人，虽然在智商测试中会远低于你的分数，却熟悉并掌控了这样的环境，你如果能向他们学习，将是大有裨益的。
亨里奇甚至走得更远，他争辩说，作为孤立的个体，人类并不比黑猩猩更聪明。让我们更高级的并非大脑硬件，而是我们从文化学习进而加载到我们大脑的软件。事实上，亨里奇这个比喻的中心论点是说，人类大脑的硬件进化到了能运转文化学习的软件，而我们是进化到这一程度的唯一物种。
用计算机的比喻来说，我们并非生来就拥有个人智慧和知识。而是我们从“云”中下载了文化信心。这个“云”由我们的家人、朋友、教师、导师、书籍、电子媒体、市场和其他文化机构组成。
亨里奇强调文化学习本身遵循了一个飞跃的过程：
文化演变往往比我们聪明很多。经过几代人不自觉地参与，他们从社区里更成功、更出名、更健康的成员学习，这一进化过程产生了“文化适应”。虽然这些复杂的才能以精心设计满足当地挑战的面貌展现，他们最主要不是个人运用因果模型、理性思考、或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通常情况下，大部分或所有熟练这种适应举动的人并不理解他们如何或为何如此，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做”了任何事情。这种复杂的调整可以如此精确地出现，正是因为自然选择青睐那些信仰文化传承而非个人直觉和经验的人——他们从先辈那里继承了集体智慧的实践和信仰。
这一段让人想起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观点。市场在许多人中协调，而这些个人拥有隐性知识。相比之下，那些通过“运用因果模型、理性思考、或成本效益分析”而做决定的经济规划者，所拥有的信息远远不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亨里奇和雷德利都指出，一夫一妻制在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作用很好地解释了社会如何演变。雷德利写道，
那些选择“规范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或者坚持婚内性行为的社会，往往能驯服他们的年轻人，提高社会凝聚力，平衡性别比例，降低犯罪率，并鼓励男人工作而不是斗争。这使得社会更有生产力，破坏性较小，所以相较其他社会，这样的社会往往能扩张。
雷德利称，定居农业创造了经济不平等，有利于一夫多妻制，但一些社会特别是受基督教影响的社会，采用了一夫一妻制的文化规范。他接着说，
一万年前，随着农业的发展，强大的男人们能够积累资源来收买和恐吓其他男人，并吸引地位低的妇女进入闺房......这对于地位低下的男人而言不是什么好事，他们不得不单身，而那些地位高的女人也不得不和其他女人争夺男人的注意力。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地位低的男人，允许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倾向于对他们的邻国施暴。依靠绵羊、山羊、牛的游牧社会尤其如此......来自亚洲和阿拉伯的游牧民族不仅经历了长期暴力，还不断闯进欧洲、印度、中国和非洲，杀死男人绑架女人。
然而，在一些农居文明中，崇尚交易的城市开始成长，这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选择性压力——朝着一夫一妻制、保真度和婚姻发展......这种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是基督教的一大主题，也是早期教父们的最紧要任务。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有助于确保更多男人有机会获得女性。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通过给男人一个繁衍的机会，一夫一妻制鼓励了和平。
亨里奇估计，85%的人类社会允许一夫多妻。而在一夫一妻制下，这种婚姻制度因复杂的礼仪和社会期望得到了加强：
性忠诚的社会规范意味着不仅丈夫会监督妻子的性和浪漫生活，全社会都在监督......这对丈夫也有着心理影响，激励他对和妻子的后代进行更多投资（因为他们更可能是他自己的）......
从丈夫的角度而言，一夫一妻的社会规范限制了他的性行为，抑制（非阻止）他挪用家庭资金来获得婚外性机会......全社会都在监控他，侵犯这些规范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他的妻子和亲属了。
亨里奇写道，人类经历了一种“自我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夫一妻制控制了有害的倾向例如暴力、对儿童进行低成本投资。采纳了这种规范的社会能够繁荣和扩张。
这些社会往往向着尊重更有序、更有生产力的行为方向发展，而这种行为也更加有声望。亨里奇认为，这种声望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学习中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在选择学习发展模式上，我们已进化到对声望的提示做出回应：
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我们看到，追求声望往往比财富本身更能推动人类行为。然而，声望往往从本地有价值领域的成功技能和知识中获得。虽然不具有无限可塑性，究竟是什么组成了重要领域是极其灵活的。社会和制度的成功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哪些领域受到了重视。
亨里奇将声望与主导地位进行了对比。占主导地位的个人通过胁迫和威胁影响他人，虽然这能让地位较低的个人服从，但却不会带来归属心和主动学习的意愿。而声望，则通过劝说和恭敬的协议来施加影响。当我们察觉到有人有很高的声望，我们会希望模仿他们、接近他们。声望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此依赖文化智力，我们需要知道向谁学习。我们本能地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模仿著名的个人而获得自身的茁壮成长。
文化和政策
进化人类学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人类的智能并没有嵌入某个个人大脑的硬件，而是存在于我们从文化“云”下载的软件中。我们的知识并非来自我们个人的辉煌，相反，它来自我们彼此学习以及从过去学习的能力。进展来自于小实验和文化发展。
所有这些关乎我们如何管理自己和我们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文化智力的重要性意味着，我们应该对给予某个人或小团体对社会发挥巨大作用的做法持怀疑态度。我们应该警惕社会工程师，我们更应该听取社会生态学家的观点。
在经济学方面，这意味着市场比政府更适合利用和扩大文化智能。亨里奇写道，文化智能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为了最大程度上获得经济成就，我们应从文化演进的剧本和设计“变异和选择系统”中抽取一页，让替代机构或组织能够竞争。我们可以放弃失败者，留下胜出者，并在这一过程中寄获得一些见解。
这正是市场运作的方式。它们允许企业和其他团体竞争，用盈利和亏损系统来淘汰失败者奖励优胜者。市场以有利于文化学习的一种方式呈现。设计出更好东西的尝试很容易因受到抑制或扭曲而适得其反。
在政治体制方面，雷德利写道，“几乎所有地方的政治机构都会比其所存在的社会发展缓慢。”他让这一结论听起来像是一个错误，但也许这正是政治体制的特征。政治体制的急剧变化最坏意味着暴力革命，而最好的情况也是在“游戏规则”之下制造不稳定。
乔治·吉尔德在他的书《知识与权力》中谈到了信息理论，信息通过不同的信号在稳定的、低噪音媒介中传播。这也许是我们希望从政治制度中得到的，提供条件让市场和其他机构最大化有利于发展的信号。换句话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如果我们急于加快前进的步伐，我们会尝试创建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市场竞争提供理想的条件。
但亨里奇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反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经验表明，所有亲社会的机构都会在自身利益手中老化甚至崩溃，除非它们之间有着动态竞争。也就是说，尽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个人和联盟最终会弄清楚如何打败或操作系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随着这些技术扩散，会达到慢慢腐蚀任何亲社会的努力。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商界。当管理层改变了激励系统，初步效果是提高工作效率来达到企业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们学会了如何在系统内最大限度提高个人奖励，同时进行最小努力来实现企业目标。因此，有必要定期重新审核有关奖金、升迁要求等规则。
这对美国政治制度意味着什么？难道注定要“在自身利益的手上最终崩溃”？我们的文化和机构如何呢？它们是否也被那些最成功的人玩弄于股掌？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文化机构似乎比以前给予弱势群体越来越少的帮助。近年来，例如像查尔斯·默里、凯·希莫威茨、罗伯特·普特南等学者和其他人都在为普特南所谓的“分叉的婚姻模式”做注：收入较高的女性往往在婚后有小孩，而且留在婚姻里，而收入较低的女性往往未婚生子，而且很长时间都是单亲妈妈。
婚姻制度同样因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受到威胁。当有些男人比其他男人占有更多资源，这一事实也将转化为接近女人的不平等机会。在此背景下，雷德利说的这样一段话让人不寒而栗：
当然，对于大多数杀戮的解释在于，自然选择赋予人类一种本能（用[马丁]戴利和[玛戈]威尔逊的话说）：“如果在既定道路上注定没有机会实现繁衍，任何生灵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付出努力，他们往往会冒着死亡的风险来改善目前的生活轨迹。”
“分岔的婚姻模式”和经济日益不平等是否会对和平构成威胁？如果是的话，如何改变这种轨迹？
琼斯在《蜂群思维》中以弗林效应的形式提供了乐观的理由，弗林效应因社会科学家詹姆斯·弗林而得名。弗林和其他人发现，人类的平均智商得分有显著上升趋势。虽然测试没法回溯很多年，但亨里奇估计，200年前美国的平均智商相当于今天的70（今天的平均智商是100）。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硬件都要比以往人们好得多，想必大家都能够更好地运行文化软件。
也许文化智能重要性的主要政策含义是“遵循声望。”因为声望是人们选择进行文化学习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分配声望。用亨里奇的话来说，“社会和机构的不同成功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哪些领域被看重。”如果我们选择的好，那么声望将归属于那些我们希望其他人向他们学习的人。如果我们选择的不好，那么人们所依据的社会规范，以及传达给他人的信息将是有害的。
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用几本书来探讨工业革命何时何地发生。麦克洛斯基认为这和“资产阶级的尊严”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商业和创新领域这些在过去很多年里被轻视的行业突然被予以了尊重。这反过来就催生了“伟大的富足”，释放出经济改善和进步的巨大力量，至今我们仍在受惠。我们所享受到的繁荣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社会选择尊重那些非常有建设性行为和特征的结果。
错位的声望
声望对社会进化的直接影响力意味着，一个自由的社会选择重视和佩服什么是极其重要的。这对我们的自由社会可能并不是好消息。如今，追求利润的业务领域的确赢得了一些尊重，可以说比我们历史上很多时期都要受重视。但是，非营利部门更负盛名。这很容易理解：非营利部门可以展示自己（实话，不是玩世不恭）从事的是追求社会进步和崇高理想的工作。但是，非营利机构仍然需要讨好支持者，他们的动机也并不比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更“健康”。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面向普通消费者，对公众开放，而非营利机构则对资助他们的精英负责。
与此同时，传统社会规范的声望正在我们的社会急剧下跌，由于这些社会规范对于稳定、繁荣我们的生活很有必要，因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流行文化作品无情地破坏那些遵循传统社会规范的人的声望，而鲜有机构向反方向推进。
大学校园是轻视商务和文化规范的中心。在那里，声望属于那些斥责整个社会为恶棍的人，属于那些声称为“受害者”说话的人。讽刺的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往往成为蔑视市场和家庭的源头。而市场和家庭这两种机制正是我们现代西方社会获取巨大经济、政治、社会进步进程的产品和前提。它们让我们的社会得以成功、富裕、舒适，而且足以抗拒自己成功的基础。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抗拒这些基础，我们将无法维系我们的社会。为了接受它们，我们首先得了解它们。当代学术组织不看重我们进化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制度，究其根源在于：他们不承认这样一种演变正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事实所在，社会进步并非由今天那些学界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带来。这是学术机构的失败：未能把握真理并承认它。
最近一些有关文化智能的书籍表明，一些学者正在努力解决这种失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本文原载National Affairs，东方历史评论受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