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兴亡盛衰一水间——大运河文化断想
要想读懂南京，读懂六朝，乃至读懂江南，都必须先从破岗渎开始。
站在杂草丛生的高坡上，望着干枯荒凉的河道，如果没有遗址碑文的提示，很难想象一千多年前这个地方曾经的忙碌繁荣景象。
那个时候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手持兵器的士兵，顺着他们的目光向下望去，一排排满载粮食的货船缓缓向京城建业驶去，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衣着光鲜的时尚男女在欢声笑语中顺水南下或北上……
破岗渎遗址
行船到了这里，大家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一个词，那就是京城。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并非理所当然，尽管有金陵王气、虎踞龙盘之类的神奇说辞，但如果没有破岗渎的话，南京只能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
光有地势之险还不足以为据，要想成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就必须聚集大量的人口，而要聚集大量的人口，就必须有足以养活这些人口的粮食，而当时南京附近的农业所产还撑不起一座这样的都城。
此时南京的执政者是孙权，北面是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边不远的镇江一带是长江的入海口，西边是水势同样凶险的秦淮河，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南方。
受孙权之命，校尉陈勋率兵三万，利用天然水道，在句容茅山以北开凿了一条延绵十五公里的人工运河，将太湖水系与秦淮河贯通，这就是破岗渎，也是中国最早的运河之一。
从此，来自三吴一带的粮食等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往建业，江南被整合成一个内部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域而存在。
两条支流在此交汇，形成秦淮河的干流
正是这条运河，滋养着京城，孕育了六朝的繁荣，没有运河提供的雄厚物质基础，六朝风流的传奇和浪漫就只能停留在想象中。同样受益的还有沿途的一些城镇，比如湖熟、丹阳、延陵。
时间更早的邗沟，出于诸侯争霸的军事目的而开凿，而这条运河则主要是为民生而贯通。水可以变成天堑，也同样可以成为通途，从自然水道到人工运河，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状态从逐水而居上升到引水而用。
无论是提到六朝古都，还是十朝都会，都不能忘记这位具有奠基之功的孙权大帝。如今这位一代枭雄静静地躺在紫金山下，每年到这一带旅游的海内外观光客成千上万，但到孙权大帝纪念馆驻足的寥寥无几，甚至就连本地的居民也多有很多人不知道。
孙权墓
同样值得一说的还有南京，这是一座经运河哺育成长的都城，千年的繁华由此奠基，无论它日后如何变迁，都带着六朝深深的烙印。
即便日后的运河不再直接从南京经过，但它的命运仍与运河息息相关，在镇江、扬州繁华的背后，离不开南京的强力支持。如果把大运河一带的城乡算作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话，南京注定是这个共同体中从不缺席的一员。
当然，这座城市与运河的关系并不总是处于蜜月期，它还受制于王朝的兴衰和更迭。取代六朝的是一个南北统一的隋朝。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南京失去了都城的显赫地位，都城不再，破岗渎也就失去用武之地，逐渐走入历史深处。
日月如梭，风水轮转。继南京之后，又有一座城市在运河丰沛的滋养中迅速成长，那就是扬州。
明刊本《隋炀帝集》
扬州的前身和南京一样，不过是长江岸边的一个小镇。风云际会，同样是一位皇帝，将其打造成闻名天下的繁华之都，他对这座城市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并长眠于此。
不幸的是，这位皇帝在历史上的名声远不如孙权，千百年来，他作为一位穷奢极欲的亡国之君受到后人的嘲笑和唾骂。
此人就是隋炀帝。
提到隋炀帝，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穷兵黩武，是荒淫无道，尽管也会提到他的开通大运河，那也是作为劳民伤财的重要罪行，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笔者中学时所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提到隋炀帝的地方本来就不多，有限的文字里也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
历史就是这样和人开玩笑。曾几何时，人们一边极力赞美大运河沟通南北带来的便利和繁荣，一边则道德感满满地谴责这位大运河的奠基者。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泛道德化就会带来这样的尴尬，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无法适应丰富复杂的史实。
如果要深化大运河的认识，就必须重新审视这位给中国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任性皇帝。没必要特意为这位饱受诟病的皇帝平反，还原历史真相，将其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评价也就可以了。
扬州古城墙遗址
大运河的开凿，将扬州送到了两大水系的十字路口，造就了这座城市千年的繁荣，而正处在这个路口核心位置的，是一个名叫瓜州的小镇。
如果说破岗渎将江南连接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大运河则是将江南的鱼米之乡与齐鲁、燕赵大地融为一体，使南北整合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维系着后世的一个又个王朝。
从江南到中华，这无疑又是一次历史的提升。笔者曾当面听到一位历史学教授慷慨激昂的控诉，在他的眼里，大运河简直就是一条罪恶之河，意味着北方对南方的掠夺，意味着劳民伤财。但问题在于，北方对南方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关痛痒的异域吗？如果没有这条大运河，中国的命运将会如何？莫非有人希望看到中国分裂为两个划江而治的国家？
还是将目光聚集到运河与长江的这个黄金交叉口吧，从隋唐到明清，江南有多富足，可以想象瓜州的河道上就会有多繁忙。为顺应航运，这里的水道不断扩容，老运河之外再开新的水道，前后开掘了三条运河，形成了一个密集有致的水运体系。不夸张地说，扬州就是一座漂浮在运河上的城市，它的盛衰与这条水系息息相关。
瓜州古渡
瓜州的对面是镇江的西津渡，这两个渡口隔江相望，守望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水道必经之地，控制着各个王朝的命脉，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它们共同见证了一个国家上千年的兴亡盛衰。这里也是通向世界的国际通道，鉴真的东渡扶桑，遣唐使、传教士的深入内陆，都在这里进进出出。
千百年来，运河沟通南北带来的便利和繁荣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笔者更为关心的是，这条人工河流带来的个人命运的改变。
文人、歌妓、富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轨迹的生命在此交集、碰撞、融合，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在瓜州渡口，有一座沉箱亭，旁边树着一座杜十娘的汉白玉塑像，这是作家对运河的文学书写。
尽管只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但它将奔流的运河与普通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成为大运河文化的一个典型标志。
沉箱亭
除了运送物质的货船，每天还有很多人顺着这条水道去经商、赶考、赴任、探亲、传教，等等。千百年来在这座巨大的水面舞台上发生了太多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形成了独具运河特色的水写的乡愁。
因此，大运河文化既是国家民族层面的宏大叙事，塑造着沿岸城镇的品位与性格，同时也是个人生活的详细记录，改变了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命运，这同样重要，同样值得认真探究。
如果不是到淮安实地查看，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这座城市在大运河上曾经的枢纽地位，更想象不到明清两代的经济命脉通过这座城市来维系。
这座明清时期繁华一时的城市后来因漕运的终结而受到冷落，直到今天仍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在这个方面，它不如南京和扬州命好。走在河下古镇的狭长石板路上，不难想象这里曾经拥有的喧闹与繁华。
中国漕运博物馆
说到淮安昔日的繁华，要从漕运说起，而说到漕运，则要从设在这里的总督漕运公署开始。
漕运总督看起来不过是个航运税务长官，似乎不如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拉风，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明清时期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少有一半以上来自漕运，说它每年的税收决定着一个王朝的盛衰，并不算夸张。
之所以将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淮安，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大运河上的位置。这里是大运河与淮河的交叉口，黄河夺淮入海的时候，更是成为淮河、黄河与大运河的交叉之地。到了清代，河道总督也从山东济宁迁到了这里。漕运、河道的职能或合或分，皆由朝廷要员担任，由此可见运河在整个王朝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运河在江南地区演奏的是轻快的好一朵茉莉花的话，到了淮安一带，河流的旋律则变得格外凝重。
运河、淮河交集处
看看浩渺无际的洪泽湖与下面城镇将近十米的高差，就不难想象这份凝重的内涵。对附近成千上万的百姓老说，在他们头上悬着一个随时会倾倒的特大水箱。
事实上，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洪泽湖的每一次决口都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它带来的往往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死亡。北边的黄河同样是一条难以驯服的怪兽，历史上多次粗暴地夺淮如海，而每一次改道都是以千万人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为代价。
几百年过去了，走在高高的洪泽湖防洪大堤上，看着当年修筑的周桥大塘与信坝，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惨烈画面。湖面忽然吹起的狂风巨浪同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在这里，天人合一不是无所作为的代名词，因为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不仅仅是鱼米粮仓，还有残酷的生存考验，营造美好的家园，还要靠自己的双手。
运河从江南一路走到苏北，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管理者考虑的不能仅仅是航运，同样需要考虑的还有泄洪分流，这就要涉及到各个地方与部门的利益，局部与全局的协调，牺牲与保全的权衡，方方面面，都要兼顾，稍有不慎，就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这实际上也是对每个朝代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需要一个精密有效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
洪泽湖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运河的丰富复杂催生并提高了历代朝廷的水道管理水平，这种管理既是从朝廷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也是不同领域的职业化管理，可以说是现代化管理的萌芽。由大运河形成的水运体系如同一张庞大的网络，覆盖着整个王朝，所到之处代表着历代朝廷对各个地方的有效管理。
沿着运河的主航道，还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官道，沿途是一个又一个驿站，如同藤蔓上结出的瓜果，保证着朝廷的信息及时向各地传达。水陆两条道路，将各个地方紧密地编织在大一统王朝的网络里。
在对大运河探讨的维度中，不能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算计，还要将国家统一、政府管理、社会文化等因素考虑进去，否则就会陷进运输成本的斤斤计较而失去大的历史观。
大运河文化价值阐释弘扬调研组全体成员合影
从句容、丹阳到镇江、扬州，再到淮安，这是一次南北空间之旅；从六朝到隋唐，再到明清，这又是一次时间的千年穿越，有太多的运河文化遗迹需要考察。
三天的时间只能是走马观花，但沿途所见所闻，生动鲜活，内涵丰富，令人久久难以忘怀。我们对这条人工水道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还有太多的人物和事迹需要重新审视，需要认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