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攲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朱敦儒）、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钟繇）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
岩壑老人（朱敦儒）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
——宋·朱熹
朱敦儒，字希真。少从陈东野学。秦桧当国，有携希真画山水谒桧，荐于上，颇被眷遇，与米元晖对御辄画。而希真耻以画名，辄退避不居也。
——宋·邓椿《画继》
朱希真：名敦儒。博物洽闻，东都名士。南渡初以词章善名。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其西江月二曲，辞浅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
——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词始于唐，历五代、两宋而称极盛。计两宋三百年二十年间，能超脱时流，飘然独立者，得三人焉。在北宋则苏东坡，即胡致堂所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逸怀浩气，超脱尘垢者是也；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则有朱希真，作品多自然意趣，不假修饰而丰韵天成，即汪叔耕所谓多尘外之想者是也；在南宋则有辛稼轩，即周止庵所谓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者是也。两宋间有此三君，亦可作词流光宠矣。
——梁启勋《词学下编概论》
我们看他的词，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南渡以前的少年时期，——“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色”的时期。第二是南渡时期，颇多国家的感慨，身世的悲哀，——“南北西东处处愁，独倚阑干遍”的时期。第三是他的晚年闲居的时期。这时候，他已很老了，饱经世故，变成了一个乐天自适的词人；“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把恨海愁山一齐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这一个时期的词有他独到的意境，独到的技术。词中之有《樵歌》，很像诗中之有《击壤集》（邵雍的诗集）。但以文学的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将他比陶潜，或更确切罢。
——胡适《词选》
朱敦儒（1081-1159）
暌索帖
水墨纸本 册片
34.5×46.2 cm.约1.4平尺
鉴藏印：张珩私印、吴兴张氏图书之记、谭·敬、谭氏区斋书画之章、徐安、张文魁、张氏涵庐珍藏、五常鉴赏
释文：敦儒再拜：
益谦提宫郎中亲友。暌索岁月如此，彼此患难之余，徒勤怀想。夏暑方盛，伏惟尊履，万□。敦儒比蒙误恩，今已到官。力小任重，增以愧惧。才到，尘劳纷集，应接不暇，神疲力勚，如沉浮波浪中，不知身之为谁也。拨冗作启，不展万一。□晓须一到三衢，款晤有期，唯冀尽珍重理，不宣。敦儒再拜上。
益谦提宫郎中亲友坐下。十四日。
著录：《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壹），张珩著，第33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版。
出版：《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郑重著，第110、148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7月版。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伊川老人，河南洛阳人，人称洛川先生。两宋之际重要文人。他学问博洽，擅长诗文词赋金石书画，诗词尤“独步一世”。年轻时他颇有经世之学，“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之变，国破家亡，他颠沛流离历尽艰危，辗转于江苏、浙江、两广一带，目睹河山残破，生灵涂炭，他用诗词写出时势的苦难和心中的凄凉，作品每多黍离之悲，家国之痛。“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词境阔大，感情深挚，带着凄凉的美感。晚年词，多用白话俚句，然境界闲适清远，格调极高。他的词风，被当时人称为“希真体”，辛弃疾、元好问多仿之。有“中州遗老，百年一人”之美誉。[1]近代学者对朱敦儒研究日广，好评甚多。程千万、吴新雷认为朱敦儒从苏轼的豪放词风中汲取了力量，反映了社会，显示了抗金精神，为辛弃疾出现准备了条件，铺平了道路。[2]胡适则说：“以文学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了，将他比陶潜，或更确切吧。”[3]薛砺若则认为：“其词旷达俊逸与李白诗为近……为南渡前后最大的一位作家，”[4]陆侃如、冯沅君则认为在南北宋之交的词人中，朱敦儒是个“巨擘”，当时词人如向子諲、陈亮、叶梦得等皆非他的对手。[5]作为一个有“朝野之望”的文坛巨擘，朱敦儒的才能和成就是多方面的。元人汤垕称“南渡士人多有善画者，如朱敦儒希真，毕良史少董、江参贯道，皆能画山水窠石。”[6]汤垕是元代著名鉴赏家，他在谈及南宋初南渡士人画家时首及朱敦儒，并与江贯道并列。可见朱敦儒的“山水窠石”水平不低。宋邓椿则说“秦桧当国，有携希真画山水谒桧，荐于上，颇被眷遇，与米元晖对御辄画，而希真耻以画名，辄退避不居也。[7]”能当着宋高宗的面与米友仁对画，可见出手不凡。因为宋高宗是很有鉴赏水平的帝王，也是一位书法大家，绍兴内府收藏有极多的历代书画名迹，庸手俗画不会入其法眼。而米友仁的水墨云山，格调高雅，名扬宇内。能与他对画供御的，一定得名实相当者方可。可惜朱敦儒不屑当一个御前画师，对外并不承认自己会画画，平时一定不会轻易动笔，作品如今已绝迹人世，也是一件憾事。他的书法，史传记载不少。他能篆隶，擅小楷及行草。杭州烟霞洞摩崖有他绍兴八年戊午十月的篆书题名。[8]他还为寺院写过隶书匾额。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他的《入蜀记》中记载过，乾道六年他路过金陵，曾在七月九日游保宁寺揽辉亭，“寺僧言亭牓本朱希真隶书，已为俗子易之。”[9]陆游还在他的《剑南诗稿》中提到朱敦儒曾为他的弟子吴景先作牓书“达观堂”匾[10]，唯不知是篆是隶？不过，朱敦儒能作檗窠大字却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时期对朱敦儒书法评述最多最中肯的是大学者朱熹，他比朱敦儒小四十九岁，自然能见到很多朱敦儒的墨迹。朱熹这样评价他的前辈“岩壑老人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陈碧虚之《相鹤》、黄长睿之《黄庭》，皆所不及。唯湍石喻公之《典引》诸书，为可方驾耳。”[11]他又说，“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者出，乃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12]这二则朱熹的题跋，谈的皆是朱敦儒的楷书，前者说他的楷法精妙淳古，同时负盛名的陈景元（号碧虚）、黄伯思（字长睿）皆有所不及。只有喻樗（号湍石）可以相提并论。后者则说朱敦儒、喻樗楷法上追钟繇，格高韵远。而较早于他们的米芾、黄庭坚的楷书则“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并不为朱熹所喜。宋末赵孟坚也认为朱敦儒书法力追钟繇，将他与黄伯思、李处权并题。元袁桷延伸了赵孟坚的观点，说“宋朝习钟书，惟黄、朱、李，暨姜尧章（夔）、子固（赵孟坚）耳。”[13]可见他的小楷书确是名动一时的。定武兰亭拓本后朱敦儒题跋( 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朱敦儒的小楷墨迹，存世仅有一件，今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是写在定武兰亭拓本后的题跋。传世过程中罹火灾已残缺，朱敦儒的跋今只存十九字。但已能窥见其师法钟繇而自存风骨的书艺特点：清劲厚朴，行笔较缓，力量贯穿始终。虽偶有尖豪露锋，而古厚之气不失。与传为钟繇的《荐季直表》、《贺捷表》颇有相似之处。然钟书圆浑，柔中寓刚；朱书多劲利，刚中寓柔，并每有方折直下之笔；捺笔则舒展柔婉，对比很强烈。有些字稍作否斜，使整体章法显得活泼而有动感，表现出他不为陈法所拘的倔强性格和自信。朱熹说他精妙醇古、超然远览是一点也不错的。朱敦儒又擅行草书，宋赵孟坚说：“中兴后朱岩壑横斜颠倒，绝似杨少师。”[14]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尘劳帖》，书写率意，笔壮墨饱，倾斜倚侧一气呵成，沉雄恣肆颇似杨凝式《卢鸿草堂图跋》。布局疏密相间、粗细相杂，每多锐利的露锋与较长的牵丝，则仿佛杨凝式《夏热帖》。不过朱札字体大多圆浑厚朴，字形多扁阔，明显还受了颜真卿、苏轼行书的影响。有些字故意加长横画，似乎带有黄庭坚的体势。可见他既师古人，又法前辈，集师广益，又不为所囿，而能自成一家的。赵孟坚对朱敦儒变古则今的治艺之道表示欣赏，他在称赞了朱书能做到与杨凝式不似之似后，批评了当时另一位书家孙勒川，说“孙勒川规矩，恐下笔不中观者”，并说“朱，吾所取；孙，吾所戒也”。[15]说明朱敦儒的书法曾经影响启发过赵孟坚。朱敦儒行草传世墨迹还有二件，一是上海博物馆藏米友仁《潇湘图卷》后的题跋，一是中国嘉德近日征得即将面世的《暌索帖》。前者七行五十四字，也是公认的真迹，可惜曾经入过土已有霉损。后者十二行一百二十八字，楷行相杂偶带草意，结字密而行距宽。字形忽大忽小，粗细对比强烈，用墨则乌黑如漆，望之神采奕奕。张葱玉先生认为它比台北藏《尘劳帖》更为精彩。[16]其实，它不仅是朱敦儒墨迹中书写最为精彩的一件，更是尺幅最大、字数最多、面貌最典型的一件，它兼具了其他几件书法的特点与优长。如《暌索帖》中带有钟繇楷书笔意的“索”、“任”、“恩”、“力”、“波”等字，结体、用笔趣味与《兰亭跋》极为相近，气沉力厚、顾盼生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索”字的字头与《兰亭跋》中的“定”字，右方转折处不用顿挫，直接以偏锋硬折重落。其它字的横折几乎都是这样，形成了他的书写特征。明代张瑞图也有这样硬折的习惯，不知是否受了他的影响。《暌索帖》中“重”、“暑”、“提”、“益”、“余”、“尽”字《暌索帖》中的“重”、“暑”、“提”等字，则与《尘劳帖》中“兵”字、“相”字及五个“书”字一样，不仅夸张地加长横画，增添了结字布局的活泼生机，而那五个“书”字亦与《暌索帖》“尽”字写法形貌全然相似，不细看会以为写的是同一个字了。而《暌索帖》中“益”字、“余”字的撇捺，像鲲鹏展翅般向左右延伸，则为其它三件所未见，看来他学山谷体并不十分热情，只是偶露峥嵘而已。参考图：《暌索帖》与《兰亭帖》、《尘劳帖》、《潇湘图跋》四件墨迹的落款完全一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件墨迹的作者落款，“敦”字都用自造的简体，几乎一笔而成，写得极小极怪，很难辨认。他人造不出，也摹不像。“儒”字左右笔画挤得很紧，写得却大，与“敦”字组成一个宝塔形。这些签名，仿佛是一个固定的花押，一模一样，几无二致，谁都能肯定这是一个人的笔迹。鉴定古书画，大家都习惯找一些样板，找几个标准件。如果要在朱敦儒这几件墨迹中找一个辨认真伪的利器，我想大家一定会选择《暌索帖》，因为它就像一把钥匙，可以开启打通对朱敦儒作品认知与鉴别的通道。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记载《尘劳帖》大约为朱敦儒“在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任时所书。”上述四件作品，《兰亭跋》作于绍兴十四年甲子。《潇湘图跋》作于绍兴十五年乙丑清明后二日。《尘劳帖》无年款，徐邦达先生认为“大约在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任时所书”[17]。《暌索帖》亦未书年款，所幸近数十年研究朱敦儒的学者渐多，有几位还撰写了他的简明年谱[18]，对朱敦儒的生平特别是在南宋初踏入仕途的任职经历多有较详明一致的记载。更可喜的是《暌索帖》自身的信息量也颇为丰富，为我们考认《暌索帖》的写作年月提供了方便。书札不长，故全文录之如下：“敦儒再拜：益谦提宫郎中亲友。暌索岁月如此，彼此患难之余，徒勤怀想。夏暑方盛，伏惟尊履万祺。敦儒昨蒙误恩，今已到官。力小任重，增以愧惧。才到，尘劳纷集，应接不暇，神疲力勚，如沉浮波浪中，不知身之为谁也。拨冗作启，不展万一。昨晚次一到三衢，款晤有期，唯冀尽珍重理。不宣。敦儒再拜上，益谦郎中亲友坐下。十四日。”宋人书信，有一定的格式规范。朱敦儒在表达了多时不见的怀念之后，较详细的报导了自己的近况，说自己蒙皇帝错爱，已在本年盛暑冒酷热到了任所。公事加上应酬忙活了几天，昨晚已到了衢州。估计很快就能与这位叫益谦的朋友见面。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朱敦儒已蒙诏出任地方官了；二，到任的时间在酷暑；三，任地离衢州不远。考朱敦儒在绍兴三年“诏以为迪功郎”，绍兴五年被高宗召见，因议论明畅，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此后十余年间仕途顺畅，屡次升迁。但大部分时间在京供职，仅二次离京任地方官。一次在江苏金陵任江南左路制置大司参议官，任期不明，大约在绍兴十一年左右。[19]一次在绍兴十四年二月诏为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绍兴十五年六月到任，任地在会稽（今浙江绍兴）。[20]到任时间与《暌索帖》所称“夏暑”到官正合。由于到任不几日便“一到三衢”，可见任地就在浙江。由于主管刑狱、监察官员、保护地方及京师安全，职重权显，所以一到任便“尘劳纷集”，公事与酬酢“应接不暇”。以上种种都可证实此札写在绍兴十五年他赴浙江绍兴上任不久，具体日期当是本年六月十四日（札后书有日期）。但会不会是七月或更晚呢？不可能。因为七月已入秋，不应再称“夏暑”。因此它只可能书于六月十四日。这个日期也反证了朱敦儒之赴会稽上任，应该在六月之初。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朱敦儒有二次外任，那么它会不会书写在金陵任职期间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金陵至衢州甚远，又不在其管辖范围。朱敦儒不可能在刚刚到任经过繁忙的交接工作和应酬便要匆匆赶到浙江衢州去。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更不能在短短的几天内便“一到三衢”的。因此，此札的书写日期为绍兴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是基本可以确定的。这一年朱敦儒六十五岁。此札民国时曾为天才鉴定家张葱玉先生收藏，他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称此札原是明代王世贞收藏的《宋人尺牍》中的一页。王世贞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代文人，大鉴藏家，他与张葱玉选择藏品都极为苛刻，他们的递藏使这通书札的品质又增加了一重可靠的保障。《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拍卖专场图录封面建国前夕，张葱玉家道中落，他将部分藏品转让给友人张文魁。不久张文魁带着这些藏品移居海外，并在一九九六年交纽约佳士得拍卖，其中有苏轼、曾巩、曾迂、倪云林等宋元名贤书画佳作，这件朱敦儒书札亦是其中一件。张葱玉超一流的鉴识水平和影响，使这个古书画个人专场拍卖震惊了全球文博界与收藏界，成为世界拍卖史上质量最高最有吸引力的一个专场。如今，这通朱敦儒书札在海外飘零了大半个世纪，终于回归本土，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叶落归根，是中国人良好的愿望，亦是嘉德人良好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