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33】1978年高考铭记至今的几件事

1977年高考报名时，我从萧山临浦回来，姆妈说：去问过街道办事处，说我没有资格，因我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闲散青年。姐姐为了哥哥能留城，15岁就去了萧山靖江公社插队落户，但最终还是没留住哥哥，在街道办事处一帮人每天晚上到我家开动员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压力下，哥哥去了黑龙江。我1975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运动风头减弱，且上面已有二个支农支边了，对我这个老三也就追的不那么紧了。经父亲朋友帮忙，就到杭州红雷皮鞋厂设在萧山临浦某大队仓库的一个外加工点做缝纫鞋帮的临时工，跟现在的打工妹一样，只不过那时我是逆向流动的打工妹而已。我们七个杭州人住大队部的楼上，一天工资八角钱，每天和几十个农村大嫂在粮仓车间里一起工作，有时晚上还加班，不让报名考试似乎也没有对我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我仍过着心情平和、无忧无虑的日子。

1978年3月，街道办事处安排我进了杭州新丰塑料厂，我成了“单位人”，才有了参加1978年高考的资格。40年前的我，是一个对于社会状况和发展不关心且懵里懵懂的人。爸妈都是商店的营业员，没有历史记录的意识，我更没有觉到是什么人生历史转折点什么的，所以没有日记，也没有留下考试过程、成绩、录取通知书的实物。但与考试相关的几件事却是铭记至今。

一是小学、中学同学晓晴一句话启动了我高考的行动。有一休息天，我到她家去串门，她跟我讲：“我们去报名吧”。但我们都要上班（她的二个姐姐一个支边一个支农，自己在杭州中药二厂上班），离高考时间也只有几个月，所以二人决定考文科。复习过程中她还借给我一本油印的数学题目汇编，其中有一道题考到了。杭州老人言：小伢儿“轧道”很重要。我以为一个人“轧什么道”又是由个体的内心需求引导的。晓晴爸爸是小学老师，妈妈是家庭妇女，因她家有文化的氛围，我喜欢和她“轧道”。二个人边上班边自习，目标很确定，还相互交流复习情况。有一个星期六的深夜班回来，我从星期天上午呼呼地睡到下午3点多还未醒，下午她来找我，说：睡这么迟，星期天还不复习啊。我说：先要睏饱，才能看的进。

二是同组小姐妹阿明带我去上复习课，深夜回家路上掉泥坑里的事。我和阿明都是刚进厂的挡车工，学徒工开始一人管二台编织塑料袋的梭子机器，一周日班、一周中班、一周夜班地三班倒，车间领导同意我们报考但不同意我们请假复习。杭州新丰塑料厂在清泰门外，即现在的四季青服装市场处，有一天日班下班，厂里吃好晚饭后，阿明带我到她父母单位——浙江农业大学去听复习课。40年前在秋涛路上的农大还是农村地区，我说是杭州人，那里还一直没去过，深夜回家，我骑着比我年龄还大的28寸破旧自行车颠簸在泥路上，哐当一声，我掉进了一个深泥坑里。真是性命交关，所幸骨头没断，只是受了点皮肉伤。因工作三班翻，农大的路又太远，复习课仅上了一次也就不去了。

三是姆妈在考前几天，给我送饭的情景。我家有二处房子，一处在中山南路与城隍牌楼巷的拐角处，是很热闹的商业地；一处在城隍山脚下的十五奎巷井弄，小墙门里十分的清净。考前几天厂里给我们放假了，我就在井弄复习，姆妈为了让我能多点时间复习，叫我不要到巷口来吃饭了，给我送进来吃。父母亲没有宏论名言的教导，却在行动中倾注了他们的殷殷期望（当时没有领悟，后知后觉的）。

我的高考点在杭州第五中学，走进校园临考前我一点都不紧张，心仍是平静的，这不是吹的，因那是我的母校，它给了我愉快的学习成长过程、知识和自信。初中我任班长，有次家里有事请假一个星期，课程自学，回校刚巧考数学，得100分；参加校宣传组，跟着浙江美术学院下派的老师学画练字，出校报。高中我任副班长，班主任数学老师李贻慎、语文老师黄佩芝、化学老师李明珠、物理老师、俄语老师…都是那么地敬业、和蔼可亲。老师们没有硬性考核指标，我们没有高大远的人生目标，读书是伴随着个体身体和心智成长的一个美好经历。我的高考一门一门地过去了，平静地应答做题，考完后忘了大多数内容。高考成绩不错，我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

杭州大学政治系是我自己填写的志愿，我喜欢看政治类的书籍，我向往做官，但在我的理想与现实选择关键点上又恰是二律背反：1984年省级机关拟提拔为处级干部与省委党校引进教师，我选择了后者；2008年公务员登记，处级领导与教授职称二选一，我还是选择了后者。1978年高考让我成为今天的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