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不群：师徒传承是继承和发展中医的最佳途径

当代中医学术水平不断降低，中医临床疗效不断下降，中医阵地不断萎缩，中医医生不断“异化”或“西化”，我们如果再不采取措施，中医学术将有在我们这一、二代人手中，从医学活动中淡出的危险！中医学术水平的现状诚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中医科夏翔教授所言：“当前某些中医师、中医大学、中医科研、中医教授好象都已经走样了，变异了。这一变异，严重地影响了中医的发展，也不再是真正的中医了。当今某些中医高级人才却不会运用中医的理论辨证论治诊治疾病。更有甚者个别本科生连‘独参汤’的组成也不知道……中医内科高级医师将‘水肿’中的‘风水’与迷信的‘看风水’混为一谈；有的连桂枝汤、麻黄汤、六经辨证的六经都讲不出来；中医妇科的学科带头人不知道‘天癸’的含义等。这些都是事实，绝不是危言耸听。”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其实是卫生部长期以来受“王斌、郭诚”思想：中医理论落后、不科学、有玄学乃至迷信的色彩，办中医进修学校对中医进行科学改造（即西医化——笔者注），废除中医师徒传承制，不准中医带徒弟。后来虽然在毛泽东主席的干预下，开办了中医的高等教育，但中医的高等学校却是在原西化中医的基地上进行的，所以中医的教育仍然采用的是西医的教学模式，中医的科研也同样采用的是西医的评判标准。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是造成今天中医这种局面的原因。这种状况的发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去弄清个中的谁是谁非了，但重要的是中医不能丢！

这不仅是要对中华民族负责，对中华文化负责，对祖宗负责，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中医发挥其独特的魅力！

因为西医药不仅价格昂贵（我们又很少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要耗费大量的民力、物力、财力，拖国民经济建设的后腿。以美国为例：如《洛杉矶时报》报道：《疾病社会的症状》（作者约翰·巴尔扎尔）“2003年需要美国人列出他们对未来的担心时，医疗费用被排在恐怖活动、犯罪、工作保障和股市投资亏损前……”在我国亦复如是：近年来媒体披露的由于医疗费用昂贵，致使人们沦入贫困、崩溃及至死亡的悲惨境地，报道的已是触目惊心，未报道的则更多,几乎将要危及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富强之大业了。而且毒副作用大，对人类的危害也极大，仍以美国为例：如波士顿《环球报》2004年7月27日报道：“根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死亡本可避免的错误的医院患者数量可能比原先估计的多一倍，而且毫无减少的迹象。这一发现将使医疗事故在全美死亡原因中位列第三，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在我国的两千多万（此数据只包括部分农村聋哑人）聋哑人中，因药物副作用即占到60%左右，已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

而运用中医诊疗疾病不仅价格低，疗效高，极少副作用，而且又可以利用荒山野地大量种植中药材，为解决贫困山区的农民问题作出较大的贡献。

要在疾病的诊疗活动中推广使用中医药，首先就得要有一大批能真正治得好病的临床型中医人才。这些临床型中医人才，必须具备既对疑难杂症有较高的治疗效果，也对危急重症有较高的治疗效果。2003年广东地区“非典型性肺炎”的中医治疗可见一斑。

而这样的临床型中医人才，从我们几十年观察中，清楚的知道，现在还在执行的中医学院高等教育方案是培养不出来的。而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师徒传承制”。

“师徒传承制”是中医学千百年来得以代代相传，并日益发展的主要传播方式，中医学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延绵不绝，对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巨大贡献，其中师徒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通过师承学习方式可以及早接触中医经典和切脉处方、针灸等实际技能，这对需要相当悟性思维的中医知识体系相当重要。古今中医大家都是师徒传承制培养出来的，古者如张仲景、叶天士。今者如蒲辅周、刘渡舟、邓铁涛等。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黄素英对上海地区中医师承教育调查研究的结论是：“经统计：名老中医中绝大多数均有跟名师临床实践的经历。由此可见，培养中医人才特别是培养学验俱丰的名中医跟从学验俱丰的名中医临床实践数年，再加自己以后实践中不断创新才会成为真正的名中医。这一历史事实已成为中医教育培养高级人才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由于如此，为了中医的继承发展，为了让中医药成为防止疾病的主流手段，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特呼请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门的班子，调查研究，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迅速开展推广中医师徒传承制，切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