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克成丨心缘何时了
今年是王老敬身先生诞辰110周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该写篇文章，来缅怀这位温州诗坛泰斗、铮铮铁骨的文化老人。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为前途而苦苦挣扎的时候，生活中出现了一位相知王熙丽。她比我低一届，是全校闻名的才女，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母陈华鬘三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温州第一位女律师，家母挚友；其父王敬身是温州诗坛耆宿，解放前曾当过蒋鼎文将军的侍从秘书，反右时就因为点赞几句温州“头号右派”刘景晨的气节，被戴上了“漏网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害得她姐妹仨都考不上大学。她写得一手好字，又会作画，也会弹琵琶，我的女儿小时候就曾经跟她学过琵琶，可惜女儿不争气，到最后竟把琵琶丢弃在床底下。后来，她好不容易在温州画帘厂谋得个画工的职业，却在文革时成了被整的对象，连工人也当不成。那时候我在印刷厂当工人，工余时间在市业余科技大学教日语，她一直在听我的课。
记得是1977年下半年，她领了位长者到印刷厂里看我，这位长者叫郑愈，刚从内蒙古大学退休，回乐清老家探亲，是位名教授。他见我们俩这么用功，颇为欣赏，说了一大堆勉励的话，并告诉我，他少年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跟郭沫若同桌，他的许多同学现在都是日本国名流。国家教育部有意向，欲请他发挥余热，去日本当督学，负责指导和督促公派留日的学生。郑老勉励我们好好把日语学好，待他去了日本，一定设法为我们寻找一个去日本深造的机会。当时我的日语已有一定基础，只需在听力上多化点功夫；熙丽刚刚起步，但她决心很大，跟随郑老到内蒙古大学去，郑老给她找了个在艺术系和日语系旁听的机会。可惜只读了一年多一点点，郑老突然因病去世，一切美梦均成泡影。熙丽从内蒙回来后情绪十分低落，感到前程一片渺茫，她跟我说，国内没有她的立身之地，唯一的出路只有在国外找个老公了。固然，有人为他介绍了位从台湾出去的西班牙华侨，虽然年纪比她大十来岁，但毕竟是读书人，她愿意。临出国时，她悄悄跟我说：“我先去看看，如果好，你也来吧。”
想不到老天庇佑她，她真的找着了个好老公，没多久，她把自己的姐姐、妹妹、弟弟都带到西班牙去，自己还在瓦伦西亚开了间不小的中餐馆。她一边做生意，一边入艺术学院进修，跟从当地的艺术家学画，才艺有了很大的长进。大概在她赴西两年后，她给我寄来封聘书，上面盖着中国领事馆的公证签章，意思是聘请我到她店里工作。她嘱我尽快去申领护照，待护照到手后马上寄给她。当时，国内对出境控制很严，想不到我拿着她这张聘书去公安局竟顺利无阻，很快就拿到了棕面本本。当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跟妻子商量时，她并没有反对，但似乎也不很赞成，只是说我走了，三个孩子怎么办？1985年5月，我收到了熙丽寄来的一个文件袋，市公安局也同时寄来了一张“批准出境通知书”，据说这叫“倒签证”，是她向西班牙外交部办妥了签证，就不需我再跑西班牙驻华使领馆了，也就是说她已为我办好了所有去西班牙的手续，只待我把何时动身的日期告知她了。那一次她还同时为王绍基办好了手续。王绍基是熙丽弟弟左峰的少年好友，当时在温州二中教音乐。绍基特意来找我，我们约好一起走，路上好有个照应。想不到这时候母亲却很严肃地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母亲在家庭中享有绝对权威，她是绝不允许我争辩的。她的理由只有一个：“你的家在温州，你的根在这里。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站住了脚跟，你才可以考虑到外边去发展，否则，你永远不会有出息。我不愿意自己的儿子是软骨头，做逃兵！”
煮熟的鸡蛋就这样飞了，妻子当然是暗中高兴，只是不明说罢了。我觉得深深对不起熙丽，有一次她回温探亲，提起这件事，我向她表示深深歉意，既让她费心，又让她破费，她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你以为我会让你来洗碗？！”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长年累月吃素，而且乐于助人，化缘行善。她说她已关掉了餐馆，不再赚钱了，正专心一意跟番人学油画，想探索一条国画和西洋画结合的路子。
没想到那一次谈话竟成了最后的诀别。不到一年，我从国传处接到了噩耗——熙丽因患胃癌不治身亡，她的夙愿——去法国举办个人画展最后没有实现。她没有生育，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运回，我除了存有她给我的这一张照片，就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了。这是我一生中所遇见的一位令人刻骨铭心的薄命才女。
熙丽父亲王敬身先生是个宁死不折腰的中国文人，典型的硬骨头，因而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必然会吃不少苦。再加之师母1977年就撒手而去，因而精神总是不很舒畅。他对子女们极其严厉，还经常以我为例子来训斥孩子，说我怎么怎么用功，说我怎么怎么争气，说我在永强中学代课时，为了不落下晚上的课，下午放学后骑自行车赶回温州，第二天摸黑又要骑四十多里路返回寺前街。
王老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争气，古文的功底最扎实，也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好不容易在华侨中学找了个语文代课教师的工作，拨乱反正后考上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去了西班牙，又继续到美国读博。王老最小的女婿叫余杰，毕业于杭大俄语系，分配到文成中学教英语。他挖空心思想调回温州，以便照顾家庭，好不容易跟当时的温州师专英语科主任李成华挂上了钩。师专有意向调他，一次李老师来王家找余杰，刚好他不在家，王老得知来意后，竟然说了这么句话：“你是要老师，还是要余杰？如果你要余杰，我可以转告；如果你要老师，我向你推荐一位比余杰好的人给你。”王老所推荐的就是我，于是李老师找到了我，要我去试教，要我先兼两个文科班的“公外”。余杰好不容易接上的线，竟被岳父大人给搅黄了，他只得另起炉灶，调到华侨中学教了几年书，后来也随着妻子全家迁往西班牙了。而我呢，那时候我已调到技校教英语，因为学校不同意我在外兼课，师专的课只教了不到两个学期也被迫停掉了。那时候两伊战争刚结束，李成华老师被北京派到伊拉克当翻译（他毕业于北大阿语系），我跟温州师专的联系就此中断了。
王老待人宽严有济，对于好学者总是谆谆教导，百倍呵护；对于那些华而不实者，则经常不留情面，将其骂得狗血喷头。王老对我赞赏有加，我也对他万分尊敬，只是平时不大敢去他家问寒问暖，因为他太严厉了，他的女儿们个个怕他，我自然就更怕他了。再说他擅长古诗词和中医，而我当时一门心思学外语，古文功底并不好，我怕受他的奚落。记得他曾公开跟我说及一位以新诗名闻全国的诗人，对其评价竟是“狗屁”！
后来，王老的小儿子跟唐湜老的小女儿阿丁好上了，他们一有空就往永强找骆运启和董昭寿两位学长玩。他们俩的婚姻竟然遭到了两家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两个家庭都被整得太苦了，做父母的怕孩子们会像他们一样地遭罪……始料不及的是做子女的不仅不理解可怜父母心，竟然决定私奔以示反抗。他们先跑到骆老师家呆了两天，然后去了杭州，并给我寄来封信，托我把他们的决定告诉唐老和王老。接到信后，我中午即找到了唐老，并把唐老约出来，把阿丁的决定告诉唐老，只见唐老像木头一样没有一点表情，不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当时唐老正在翻译《罗蜜欧与朱丽叶》，我劝慰他说，阿丁就是受到你的熏陶……当天晚上我又赶去松台山麓王老家。出乎意外的是，唐师母带着大儿子、大女儿已先到一步兴师问罪来了，只见王老躺在床上，不时叹着长气，不时摇着蒲扇，床上的一领蚊帐已被撕得粉碎。唐师母一边哭一边骂，王老却一声不吭。因为双方都是我的老师，作为晚辈，我没有发言权，当时也根本容不得我插话，只能跟熙丽她们站在旁边，偶尔上前劝上几句，但根本无济于事。说真的，我当时的感情是完全站在王老一边的。我为王老鸣不平，我觉得王老太受冤屈了。从那次后，王老家我去少了，我总觉得无颜见王老，做晚辈的没有保护好长者。后来，熙丽去了西班牙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老一家也终于从贫民窟搬到了黎明侨村，可惜好日子没过上几年，王老就走了，比熙丽先走了一步。
顺便提上一句，王绍基去了西班牙后，洗过盆碗，在马路边拉过小提琴，吃了不少苦，现在已成了腰缠万贯的侨领、3E国际集团的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