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明铧｜给高丽国王看病的扬州人 ——宋代名医马世安
给高丽国王看病的扬州人
——宋代名医马世安
韦明铧
比起汉代的江都公主和唐代的鉴真和尚，宋代扬州医生马世安的名字几乎不为人所知。其实，马世安是最早被朝廷派往朝鲜半岛的扬州人。
中医源远流长，在亚洲一带影响很大。宋徽宗时，有官员徐兢出使高丽，写过一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高丽国王文宗“遣使入贡求医”之事。据记载，宋廷曾经两次派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到高丽医治疾病，传授医学。第一次是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派遣扬州医生马世安等赴高丽；第二次是元丰三年(1080)，扬州医生马世安等再次受宋神宗派遣前往高丽，受到高丽国王的款待，也成为扬州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马世安出使高丽的国际背景
自唐朝以后，扬州成为和周边国家交往繁忙的口岸，扬州设有司舶使，管理中外往来。作为东南最繁华的工商城市，扬州吸引了大量外商来做生意。大食、波斯、天竺、日本、新罗等国人，都通过水路和陆路到扬州，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其中到扬州来得较多的，是朝鲜半岛人。同时扬州人也走出国门，如扬州名医马世安就被宋廷遣派到朝鲜半岛，为高丽国王看病。
据马云超《高丽文宗“请医事件”与宋日关系》一文考证，在十一世纪后期，中、日、韩之间处于微妙的关系之中。高丽文宗因患风疾，先后致牒宋朝和日本，请求派遣名医帮助诊疗。日本方面经过多次商议，最终拒绝了高丽的请求。客观的理由是因为路途遥远，而且无此先例，实际上是认为高丽的公文中存在严重的违例之处，而且日本方面怀疑高丽与宋朝关系密切。
日本认为，高丽的牒状存在六处违例。略经梳理，六处违例大致是指：一，落款没有写“呈上”等字眼，而日本自以为地位高于高丽，高丽致书日本应写“呈上”字样；二，公文没有加封，显得很不严肃；三，公文上的时间只注明干支，而未注明年号；四，公文的年月下面没有写明日期，也是重要疏漏；五，公文自称“圣旨”，“圣旨”本是宋朝皇帝所称，不是蕃国能够自称的；六，高丽没有派遣专使送达公文，而是让旅日商人捎带到日本。其中第五条尤其值得注意，强调“圣旨”乃是宋朝皇帝所称，高丽国王擅用“圣旨”一词属于僭越性质。在外交上，高丽使用“圣旨”意味着向日本宣扬国威，或者是高丽的背后尚有宋朝的存在，因为这一时期宋朝和高丽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日本在回牒中，强调自己宗主国的地位，斥责高丽王的行为有僭越之嫌，由于日本朝廷始终以上国身份对待高丽，故对宋高关系密切不满。这些反映了当时中、日、韩关系的微妙。
高丽文宗三十三年（1079），患有“风疾”也即中风的文宗以高丽礼宾省的名义，向日本大宰府发去牒状，请求派遣能治风疾的名医，于来年早春前来高丽帮助诊疗。这封公文第二年由海上商人王则贞捎带到日本，经大宰府奏报日本朝廷。这一事件被称为“高丽文宗医师招请事件”。
马世安出使高丽和扬州医学
实际上，在高丽文宗向日本请医的前一年，已经向宋神宗提出相同的请求。在这之前，高丽文宗派遣使团出访宋朝，带来很多贡品，宋廷则回赠高丽大批礼物，两国交往日益频繁。元丰元年（1078），宋神宗派遣使节出使高丽，受到高丽的欢迎，但是高丽文宗因苦于风疾之痛，在近臣的搀扶之下才拜受了宋朝的国书和赐物。当年七月，高丽文宗回表神宗，一面表示感谢，一面自陈风痹，请求赐予医药。高丽文宗的请求得到了宋神宗的善意回应。第二年（1079）七月，宋神宗派遣翰林医官邢慥等八十八人前往高丽医治，同时送去名贵中药材一百种。可以说，高丽文宗向宋神宗请求医药，成了两国邦交象征性的友好事件。又过了一年，宋神宗派遣扬州名医马世安再次造访高丽，帮助高丽文宗看病。
但是，关于马世安其人，《宋史》未见记载。《高丽史·世家·文宗》的记载也很简略：“乙卯，宋遣医官马世安来。”这是马世安第一次到高丽。又载：“己未，以宋帝节日，赐宴于马世安所馆，兼致礼币。” 这应该是马世安第二次到高丽。《高丽史节要》是这样记载的：“宋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来。”特别提到马世安是扬州人。又载：“忽以宋帝节日，赐宴于马世安。醉馆，忘致礼币。”从这些记载来看，马世安在高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高丽王借“宋帝节日”宴请马世安，似乎是准备在宴请后赏赐礼物给马世安的，可能因为喝醉了酒，忘记了赏赐之事，此事也郑重地得到了记载（“醉馆，忘致礼币”）。
马世安是宋代扬州人，也是宋代扬州医学的代表人物。宋代扬州医学发达，不乏名家。在扬州国医养生院的神农草园里，有四座古代扬州名医雕塑，即陈直、许叔微、滑寿、吴尚先，其中陈直、许叔微都是宋人。陈直是北宋医学家，宋神宗元丰年间任扬州兴化县令，著有《养老奉亲书》，为现存较早的老年医学专著。此书继承《内经》《千金方》《黄帝阴符经》的养生防病思想，在历史上流传甚广，明清养生著作，多引其说。许叔微生活于北宋与南宋之间，扬州仪征人，自幼博览群书，精于医术。南宋初年，扬州战乱，瘟疫大作，许叔微踏遍乡里，治病送药，不受其值，活人甚多。后中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人称许学士。晚年取平生灵验之方，著成《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等书，流布于世，造福于民。
中国与高丽的医药交流
扬州医官马世安赴高丽交流医术，特别是为高丽国王医治风痹，两度远赴高丽。其后，高丽人学习中国医术者渐多，高丽官方仿效宋朝设立药局，设置医官，又从中国引进医书《和剂局方》《图经本草》《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等，进行刻印传布。
中医著作在中外医药交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中韩文化交往方面。宋真宗时，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回国，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一千卷。宋徽宗时，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一千卷和《神医普救方》一千一百卷，得到高丽人的欢迎。在宋代，由于医药交流的频繁，高丽所藏的中国医书善本很多，有的医书甚至在中国已经失传，而高丽犹存。高丽宣宗在宋哲宗时，派遣黄宗悫来宋呈送《黄帝针经》善本九卷，此书在中国已经亡佚，宋朝以此为底本重新颁行。
高丽又与中国交换药物，向中国出口人参、石荋、白附子等，尤其是高丽人参，三国时就为中国人知晓。高丽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仅在宋人《证类本草》中就收录了十馀种。高丽从中国进口的药材，则有香药、犀角、象牙等。宋代向高丽输送的药材品种多，数量大，南方热带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均经宋朝商人传入高丽。高丽人在学习中国医学的基础上，又编撰了和本国实际结合的医书，如《乡药救急方》。
据傅维康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宋朝曾八次共一百一十六人赴朝鲜半岛从医或教医，其中绝大多数是朝廷遣派的医官。如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时，宋医江朗东随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去高丽旅居，在高丽从医。宋英宗治平五年(1068)，宋开封人慎修及陈潜古、储元宾等人赴高丽，慎修颇有学识，尤精于医，曾以参知政事致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遣医官王愉和徐光赴高丽；七年(1074)，宋又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元丰三年七月(1080)，马世安再度赴高丽，受到神宗的嘉奖。神宗元丰元年(1078)，高丽文宗帝因患风痹症向神宗帝请求派医，翌年神宗帝遣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沈绅、邵伦及等八十八人，带百种药材赶高丽为文宗治病。两国医人的来往，促进了两国医学文化的发展。
宋代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也保持医药交流的传统。如交趾(越南北部)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玳瑁、乳香、沉香、龙脑、檀香、胡椒等。占城(越南南部)有豆蔻等多种香药输入中国。安南(越南一带)一方面贡献苏合香、朱砂、沉香、檀香等药材，一方面选送医生来中国学习，从中国引进制药技术。宋朝与阿拉伯的药物交流，主要通过海路进行，药物多属香药，其中有乳香、象牙、琥珀、犀角、白龙脑、蔷薇水、腽内脐、五味子等。同时，大食所产蔷薇水，在宋代也曾输入中国。
而马世安，是这一时代走向海外传播医药文化并留下姓名的唯一的扬州人。
本文发表于《扬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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