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欧洲深陷第二波疫情，与第一波疫情有什么不同？
文/陈根
欧洲的第二波疫情高峰似乎来得比许多人预期的都要早。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10月最后一周每日病死人数比一周前增40%。法国每日新冠病死人数达到四月份以来最高峰，超过240人，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6万；德国每日新冠死亡人数也在逼近三位数，确诊新增病例接近1.7万；英国每日病死人数超过300，新增病例接近2.5万。
欧洲新冠疫情已然面临第二波高峰压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欧洲“深陷第二波疫情”，预计“今年圣诞将大不同于寻常”。全球股市近日更是跌势不止。
法国和德国这两大经济体前后脚宣布了夏天以来最严格的封锁政策，人们并非没有预期。事实上，在那些单日新增病例只有个位数的日子里，欧洲人曾短暂重获了出行和社交的自由、甚至生出了“生活很快会重回正常”的幻想，然而所有的幻想都在现实前被打的稀碎，最终，还是回到了疫情前。
真相是，这场大流行持续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清楚：疫情不是暂时的干扰，许多曾经的生活内容并不会恢复正常。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开始，而其影响可能更甚于人们的想像。
第二波疫情高峰压境
2020年春，第一波疫情高峰重创欧洲部分地区，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地区受疫情打击最严重，先后采取了严格的封城锁国和其他限制性防疫行动，各项疫情指标陆续大幅度降低，但都为此付出重大经济代价。
进入夏季，各地的防疫控制措施开始陆续松绑，非生活必需品商店、餐馆和酒吧开始重新营业，旅游业也开始恢复。直至8月，感染和死亡病例数重新上升，中秋过后升势明显加快，新冠肺炎确诊案例遽增让欧洲全面告急。
而一些躲过上一次高峰袭击的国家，比如捷克共和国和波兰，这次也未能幸免。整个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令人警惕的感染率。这也令欧洲各国政府都分别寻找不同防疫、抗疫措施的最佳组合，从局部隔离封锁，测试跟踪、经济补助到公众信息沟通，设法在冬季来临前尽可能减少感染病例数量。
以法德为例，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日14点，法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235132例，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36437例，新增死亡病例244例，累计死亡病例35785例。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第二轮疫情的发展“超出了政府的‘最坏预期’”鉴于疫情的反弹严重，因此决定从30日起再次全国“封城”。
相关措施至少持续至12月1日，政府每15天会对措施效果进行一次评估。“封城”期间，禁止私人聚会；只有持相关证明才能从事工作、就医和采购生活必需品等必要活动；所有公众场所都将关闭，但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超市等不包括在内；学校也将采取更加严格的卫生防疫措施；同时法国对欧洲内部保持开放，但欧洲外部边境将关闭。
德国总理默克尔28日与各州州长会谈后宣布，将从11月2日起至11月底在德国全境实施包括关闭大部分公共设施、餐饮娱乐场所以及限制个人出游等在内的多项措施。尽管中小学和幼儿园仍将继续开放，但其余措施已达到年初第一波新冠疫情期间实施“封城”的力度，德媒称其为“事实上的封城”。
截至当地时间28日零时，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64239例，较前一日新增14964例，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累计死亡病例10183例，较前一日新增85例；累计痊愈约332800例。
在其他欧洲国家中，捷克共和国是目前欧洲每10万人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两周内每10万人中有1448人感染。政府已经实施部分封锁措施，关闭餐馆、酒吧、舞厅，禁止公共场所饮酒，禁止6人以上聚集，公共交通场所必须戴口罩。大学宿舍暂时关闭，学校进行线上教学。幼儿园会持续开放，在重症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子女会有特别补助。
荷兰实行为期四周的部分封锁，酒吧、餐馆、咖啡馆等场所从10月14日晚上起关闭，仅允许外卖服务。夜间八点之后，杂货店被禁止销售酒精饮品。但是学校不停课。人们被要求在家中工作，公共交通维持最基本服务。
比利时的人均感染率之高居欧洲第二，自4月6日第一轮疫情高峰过后，现在各项指标又迅速抬头。总理德克鲁28日发表电视讲话，称局势“严峻”。
意大利一项新的法令则禁止学校旅行和非职业会彼此接触的运动，譬如在公园踢足球。新法令亦会禁止私人聚会，并强烈敦促将居家访客限制在6人之内。
疫情不是暂时的干扰
封锁措施是一点一点加码的，人们并非没有预期。在那些单日新增病例只有个位数的日子里，欧洲人曾短暂重获了出行和社交的自由、甚至生出了“生活很快会重回正常”的幻想。然而，所有的幻想都在现实前被打的稀碎，最终，还是回到了疫情前。
早在3月16日，帝国理工就发布了一篇报告， 比较了两种不同的非药物干预手段（NPIs）对遏制COVID-19死亡率的影响。方案一是缓解（mitigation），通过一些怀柔的策略来减缓病例增加的速度、保护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而方案二是抑制（suppression），这个策略更为激进，目标是逆转疫病增长的趋势，让新发病例持续在很低的水平。
方案一更为易行，但是这个策略尽管能够“压平病例增长曲线”，但是病例数的增长在很多国家仍然会超过医疗系统的容纳能力。方案二最主要的问题是一旦放松警惕，病例数就会马上反弹，而同时，停止一切社会活动，是一项代价高昂的选择。
因此，帝国理工的研究人员们提出了其认为可行举措：当病例数上升到一个阈值时，采取严格的封闭策略，防止进一步传播；而当病例数下降到一个阈值时，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允许一些社会活动的进行。
显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选择遵循了这一模式，在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各地的防疫控制措施开始陆续松绑，而当新冠疫情第二波高峰压境时，人们又不得不接受封闭的生活。所以，人们的生活会周期性地停摆，又周期性地重启，直到有可靠的疫苗诞生。
这不是暂时的干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开始。而其影响之久远，可能更甚于人们的想像。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诺亚·哈拉雷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许多短期紧急程序将成为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紧急情况的性质，它加速了历史的改变。
比如，除了社会生活的上云，经济上的数字化转型，哈拉雷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临时控制措施可能会合法化，即使在疫情结束以后，也会以预防未来疫情的借口，空前地对人口进行追踪。
另一方面，与第一次疫情风波不同的是，一种极度疲劳的情绪在弥漫。不只是遵守防疫规定的疲劳，还有一种认知上的疲劳。
科学界仍然在前所未有地努力去认识这个疾病，但公共知识界和大众似乎已经对它失去了认知层面的兴趣。正确的洗手方式已经普及过了，口罩的佩戴方式也早已报道再报道，对于公共权力与个人隐私，公民责任与个人自由，人们也不再争论不休。在第一轮全球疫情的暴发力，人们见证了隔离防控对疫情的重要意义，大部分人也终于默认了抑制策略的必要性。
在第二波疫情里，国家间的成绩对比似乎失去了意义，不再有铺天盖地的媒体文章对不同的抗疫模式指点评论，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经历了数据的几起几落。相比于美国的疫情从危机到悲剧，大多数的欧洲政府没有在抗疫上犯下致命错误，虽然他们可能表现得也没多好。
一代欧洲人曾经笃信的东西正在被加速消解，科学、理性、民主，精神生活的一大片领地开始留白，尽管在微观的个体层面是不足道言的，个体的悲剧在这个时代层出不穷，也无关紧要。但宏观上呢？
疫情下这些情绪的积累会不会最终改变我们所有人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一个关于自由时代消逝的集体创伤？而在那个始于几十年前的乐观时代里，世界似乎始终开放，即使并不完美。
世界已经改变了很多次，它依旧在改变。人们所有人都必须适应一种新的生活、工作和建立关系的方式。但就像所有的变化一样，有些人会失去比大多数人更多的东西，他们将是那些已经失去太多的人。人们所能期望的是，这场危机的深度使人类能够认识到一些我们不曾在意的东西并打破认知的局限，这在后疫情时代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