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与现实之间：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的文化内涵
三十年前，日本伊藤道治教授在北京故宫第一次看到三星堆的巨大兽面和青铜大立人像。他说：
我久久地伫立在那里，一阵茫然。巨大兽面象如此怪异，大立人像的出现更让人感到意外。根据说明，大立人像是殷代晚期之物，身高170多厘米，瘦长的身体直立于70多厘米高的方形台座上，呈俯视状。铸造这些人像的应该是位当权人物。然而，我研究至今，殷周时代类似的特意地彰显个人、突出个性的人像还不曾有过。对此我曾一度认为，殷周时代的人们并没有认同所谓的人的个性。可是，这尊大立人像的出现不是与这种看法正相反吗?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
震惊、意外和茫然，也许是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带给每个参观者的共同感受。同期的西方文化还没有出现形体这么高大、制作这么精美的青铜人像，在中国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它更可以称作独一无二，其实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间最早、体形最大的青铜人像。一千多年后，才出现了秦始皇收集天下之兵在咸阳铸造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才出现了秦始皇陵兵马俑。
（一）真实与生动：大立人像的细节
今天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可以见到这尊大立人像。粗粗一看，它的模样与真人有很大差别，眉、眼、鼻、耳、下颚等都较为夸张，棱角比较鲜明，这是因为它戴着面具。不过，人像的身材细瘦，胸腹部位呈圆状，腰和脚较肥大，手更是大得离奇，这就显然经过一定程度的艺术变形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体。
即使在变形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尊雕塑的写实成分占了很大比重。它连座通高262厘米，但有80厘米是方座的高度，立人像身高172、冠高10厘米，正好是男性的正常身高。我们很可以怀疑，这位大立人像曾经拥有一个真实的“模特”。大立人像所戴的面具、头上的有各种装饰的“筒圈冠”应该都是对现实中所曾使用过的器具的忠实再现，尤其值得赞叹的是，铸造者细致地刻画了人像的衣服纹饰，使三千年后的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衣冠制度。
1993年，王㐨、王亚蓉在《文物》杂志发表《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仔细地分析了三星堆青铜人像的着装。这两位学者都是沈从文当年的助手、中国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沈从文谈到王㐨时说，“他亲自把马王堆这个老太太（辛追）的衣服剥掉，一件一件地剥下来。”如今我们能看到马王堆出土的那么多珍贵纺织品，王㐨功莫大焉。
沈从文（左）与王㐨（右）
王㐨和王亚蓉分析认为，三星堆青铜人像穿着可以分为四件，分别为外衣、中衣、内衣和下裳。首先，外衣为单袖齐膝长衣，右侧带有半臂式连肩袖子，这是服装史上首次发现的单袖长衣例证。
王㐨、王亚蓉分析的青铜人立像着装示意图(纹饰从略)
图片来自头条号“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其次，中衣。中衣是在外衣与内衣之间的上衣，前后都有鸡心领，双袖，半臂，左袖全露，右袖半露于外衣短袖之外。左后有一部分没有被外衣遮挡，纹饰露出，应该是刺绣或绘制而成。
图片来自头条号“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再次，内衣。即后世所谓衷衣、亵衣。关于这一件衣服的形式还有不同意见，王㐨和王亚蓉认为是上衣下裳，上衣较短，鸡心领，长衣袖；下裳分做前后两片，前幅略短、后幅略长。不过三星堆博物馆认为是一件长衣（如下图），两者观点有所抵触，暂且存疑。
关于青铜立人像所表现的服饰的材质，王㐨和王亚蓉认为丝绸的可能性较大，如果采用了上衣下裳制，那么下裳的材料除了丝麻之外，也可能用皮革制成。
它应该是在大型祭祀场合中所特意穿着的礼服，反映了当时最高层次的衣冠设计。无论当时所用的材质究竟为何，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服饰的刻画真实而具体，衣服的穿着方式、长度、款式、花纹，可以说是一丝不苟，极为讲究地对当时祭祀所用礼服的高度还原，为考察古蜀衣冠制度提供了可靠材料。因此，我们可以把这尊青铜立人像视为一件具有抽象化特征、但主要表现为写实风格的雕塑。
（二）神秘化：扑朔迷离的原始宗教印记
这尊青铜大立人像力图表现出在在祭祀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特定人物，希望展现一种高贵而神秘的气质，因此不但十分注重眼、鼻、耳等人物面部的刻划，还刻意将人物的体型拉长，身材极其细瘦，借此表现出一种超越凡俗的升腾之感，给人一种浓郁的神秘感和视觉上的震撼力。这种做法其实在雕塑中常常见到。为了表现出人物的神圣性，有的西方古代雕塑也会把身材比例拉长。
它所表现的是神灵还是凡人，是巫还是王，曾经在学界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认为是接受奉献的神灵，有人认为是古蜀族的始祖或首领，怀疑他是古蜀族的祖先蚕丛的偶像，黄家祥则认为是祭祀过程中象征神的“立尸”。在先秦，“尸”是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仪礼》说“祝迎尸”。三星堆博物馆比较模糊地解释说，“一般认为，此像为国王兼大巫师一类人物，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高领袖。”从它戴着面具来看，应当是人而非神，可能象征着主持祭祀的群巫之长。
相比青铜大立人像的身份，他手中所持之物更令人感到困惑。人像的右手举高到脸部，左手放在胸前，两手的拇指与其他4根手指做成一个圆筒，形成环状，原本应该握着某种祭祀用具。那么，它所握的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种观点认为青铜大立人像握的应该是树枝。同在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神坛残片上，有一个戴面具的小人像手持一段弯曲的枝形物，陈德安由此认为青铜大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可能是和神树树枝梢尖相似的树枝。孙华则根据《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推考巫师手执树枝用以迎送太阳之升落或举行某种祭日神的仪式。不过这种观点首先要确定，这个小人像手中所持的是否真的是一段树枝？在如果树枝在祭祀活动中有如此高的地位，为什么三星地出土的各种器物表面很少见到与树枝有关的纹饰？其次，小人像似乎只有单手握着枝状物，他的另一只手握的会是什么呢？
三星堆出土的“神坛”碎片
第二种观点认为所持的是作为巫师登天辅具的龙蛇。樊一、吴维羲在《三星堆神坛考》一文中提出，因为三星堆神树上有攀援而下的龙，再联想到《山海经》中多有神人执蛇之形象，神坛巫师手中所持者可以判断为能交通天地的龙蛇一类灵物。
三星堆青铜神树下的龙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握的是玉琮。俞伟超和沈仲常都谈到三星堆出土的某小青铜人像手中持有一件琮（未知所指为哪一件），沈仲常认为青铜大立人像双手所持的应该也是琮，琮的孔中或可能还插有“通天地”的木柱。
钱玉趾则说，如果铜人像双手握的是内圆外方的琮，那么铜人双手为环形圈，难以稳固握住，而且在三星堆二号坑里并没有出土琮。他认为铜像双手所握的应为杉木或竹制品的法具神筒，火烧以后化为灰烬，所以铜像双手环状圈内空空无物。这是关于青铜大立人像双手所持物的第四种观点。
钱玉趾给出的神筒示意图
第五种观点来自王㐨和王亚蓉。他们认为西周、战国以来出土许多执灯俑，大都一身华服作各种执物执灯烛样子，这件立像可能是一位巫祭大祀时的烛奴，抑或是一位专司烛火的巫人，那么手中所持的就是火炬之类的器物了。这尊青铜大立人像的地位相当尊贵，恐怕未必是“烛奴”，但他所手持的是否可能与烛火有关，还不能断定。
人形青铜灯，战国齐，山东诸城出土，图片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除以上各种观点以外，还有一种说法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巴纳德说：“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牢像琮这样的末端呈圆形、外壁端直的物体。它必定是一件弯曲的物体。由于上手握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又因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因此我们推测执于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朝下的象牙”。段渝等学者也赞同这种观点。“象牙说”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当青铜立人像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它的手中似乎正套着一段象牙。
但这不能证明青铜大立人像双手所握的就肯定是象牙。即使认为人像一只手所持确实是象牙，从图片上也可以看出，青铜大立人像另一只手中是空的，有可能在埋藏时象牙脱出了，也有可能一手持象牙、另一首持别的器物。
更何况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青铜人像表明，当时的巫师手中持有各种不同的物品。比如下面第一幅图片中的跪祭人俑双手仅仅持有一件璋，但从第二幅、第三幅图片中巫师的手型可以看出，他们的双手很可能分持两个物体。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性存在：大立人像手中根本没有持有什么东西，只是做成圆环的形状，表示某种神秘的符号。
三星堆出土小型青铜人像，图片来自头条号“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出土小型青铜人像，图片来自头条号“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总之，大立人像所握的这种东西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至今尚无结果。它可能手持象牙，可能手持火炬，可能分持两种不同的物体，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持，仅仅这个动作、这种手势就已经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神性——也许在三星堆三号坑发掘之后，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答案。
（三）青铜大立人像的文化意义
这很可能不是古蜀文明所铸造的第一尊青铜立人像，否则难以解释它能有如此熟练的表现手法、如此精湛的铸造工艺。这尊青铜大立人像综合运用了热补、分铸、铆接等技术，终于铸造出一尊堪称艺术精品的大型雕塑。它对中国古代文化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商周时期祭祀文化兴盛，其中又夹带有不少图腾崇拜意识残留，因此热衷于以青铜器表现鸟兽形象，所谓牺尊、鸟兽尊即来自于此。殷墟妇好墓出土了数件造型写实、制作精致的玉人像，但个体很小，远不如青铜鸮尊和青铜兕觥那么引人注目。西周时期牺尊还很流行，《诗经》中有“牺尊将将”的诗句。总地来说，商周青铜器完全不重视表现人的形象，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商周青铜人像多是器足等配件，不但尺寸不大，而且制作粗糙。
故宫博物院藏西周刖人方鬲，可以看到小小的人像
比较精美的青铜人像要到战国以后才逐渐出现。洛阳金村出土有战国青铜训鸟俑，人站在平台上，双手各自握一站鹰长棒，留双辫，面带微笑，它的高度仅有28.2厘米，却已经算是战国青铜人像中比较大的一件。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青铜编钟的木架配有六尊戴帽、束腰、配剑的铜立人像，其大小和精美程度也不能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相比。这些周代青铜雕像，神情、体型等多少令人感到有一些生硬。
战国青铜训鸟俑
曾侯乙墓铜立人像
相比之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总体虽然带有阴沉、压抑的神秘感，但它却表现出和商代中心区域不同的精神风貌：两地都盛行祭祀文化，都举行规模盛大的、具有宗教神秘感的祭祀活动，龙（蛇）、凤等带有神圣性的动物仍然在两地民众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生产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人在面对自然界时也慢慢地“抬起头来”。从商代中晚期时青铜器兽面纹的演变可以看出，殷商中心区域的祖先崇拜意识越来越强烈，到了周代，可以说祖先崇拜的地位完全压过了自然崇拜，这和歌颂人、赞美人的三星堆文化形成了互证。三星堆的青铜人像、青铜人面像数量多、制作精，它一方面是当时神权和王权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用珍贵的青铜原料铸造成的人像，多多少少有着祖先崇拜的影子。
但与殷商区域相比，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独立性较强的文化。三星堆文化比殷商文化更加关注人本身的面貌，生活在三星堆的先民们做出了在殷商很少做出的事情，“破天荒”地把人自身的形象作为原始宗教的崇拜对象，把巫、王在祭祀活动中的地位抬到了非常显著的地步。这意味着人终于在依存于自然界的同时，也建立起对自身的信任，一扇通向认识人、理解人、肯定人、相信人的大门缓缓开启了，新的时代精神在酝酿，新的民族意识在觉醒。在这个层面上，称青铜大立人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不为过。
（四）结语
2013年，三星堆博物馆的商代青铜立人像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三星堆出土了四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分别是青铜立人像、金杖、青铜神树和祭山图玉边璋。这尊青铜立人像堪称国之重宝，三千年前，它守卫着古老的蜀地先民，三千年后，它仍旧屹立在四川大地，默默陪伴着亿万后人。
在很大程度上，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像还是一个谜，一个也许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它究竟是谁，它的手中究竟拿着什么，它在哪里铸造，为什么被打折成两段埋进坑里，这些答案都已经和曾经属于青铜大立人像的辉煌光芒一起消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过去的青铜大立人像意味着神灵的注视，今天它不再具有宗教意义，但只要华夏民族的血脉还在一代代传承，它就仍然具有无比宝贵的文化价值内涵。它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根系，穿越时空，触摸着、渗透入当代人的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