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二代”自述：我在西藏出生、学习和工作，直到退休……
总第245-1期：雪域老兵吧，欢迎战友回家！
阿花 本名廖花，西藏退休干部，八宿县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藏二代——我们的成长故事
阿花
相信不少人听过“藏二代”这个名词吧，它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特别符号。或许将来还会出现“藏三代”“藏四代”……，但是，没有哪一代会像我们这一代人更让人铭记。所谓“藏二代”就是为了和平解放西藏而来到西藏的第一批汉族同胞和其他除西藏以外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后代。
作者在西藏工作时的照片
我的父亲廖代华，四川广汉人，是1954年当兵进藏，那年他十七岁。他在西藏昌都等地参加过无数次的平叛剿匪战斗，参加过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在部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排长，之后随着大多数战友一样，下地方，继续支援西藏建设。那时，他在西藏江达县的一个牧场担任厂长，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他辗转多个岗位，当过波罗区区长，同普乡乡长，最后的岗位是江达县民政局局长，一直在江达工作到离世。从他那里我们知道的也只是零碎的经历，比如：在贡觉的一次围剿叛匪战斗中，他和战友以当地民居二楼一侧的厕所为据点，向叛匪狙击扫射，由于机枪扫射震动，把厕所震塌了，两个人掉入楼下的厕所，从厕所的灰烬里爬起来，相视一笑，闪现在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没死”！战斗继续。当我问他：那时你们不怕死吗？我父亲说：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牺牲，特别是一起来的老乡天天减少，我们恨不得直接冲过去与叛匪同归于尽，在那种情景下我们已置生死于度外。我的父亲这辈子谈不上有什么轰轰烈烈，他与大多数进藏的官兵一样，战时勇往直前，无畏无惧，留下时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如果说有没有特别的事迹，那就是他在江达民政局当局长期间荣获过民政部颁发的全国民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即将离岗退休的那几年，他把所有已知的战友的骨骸从贡觉等地收集起来，集中搬迁到江达烈士陵园，整整齐齐入土下葬、立墓碑。以此告慰所有牺牲战友的在天之灵，告慰他们远在内陆的亲人。也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个基地，让所有人铭记历史，不忘这些战死疆场的无名英雄们。
我的母亲是西藏最早几批送到内陆学习的翻身农奴娃子，她在西南民院读了三年书后返回西藏江达县岗托区担任文书兼翻译。她是岗托区扎切村第一个出去干革命工作的人，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女干部。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结为革命的伉俪，他们兢兢业业，风里来雨里去，在艰苦的年代并肩战斗，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63年，我的母亲小四郎根据组织安排，挺着大肚子到江达县岗拖区岩比村开展工作，下乡路途颠簸劳累，到岩比村的第二天早上有预兆——孩子要提前生产。但她坚持按预定计划召开村民大会，忍着阵阵宫缩的剧痛，坚持把村民大会开完。事后，当群众得知这个情况后，无不佩服她的淡定。会议结束后，村长家阁楼上草料仓库里搭建起了一个简易产房，过去西藏传统观念里妇女生孩子带着血腥与邪气，不能在房屋里生，必须到牛圈里或者野外生，鉴于小四郎是共产党的干部，所以村长破例在自家的楼上草料仓庫里搭建产房，允许生产。
下午四点左右，我脱离母亲的子宫，顺利来到这个世界。我出生后不到一个小时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不期而至，村民们略带夸张的说这是他们有记忆以来遇到过的雪花朵最大的一场雪，是吉兆!
我的降生使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刹时闹腾起来，村长破了传统惯例，还“搜刮”了村民好几张小山羊皮。据母亲讲，这山羊皮做小孩的尿布，屎尿在上面拿起来一抖就干净如初，不用洗，重复利用，真是好东西。在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时代，当地人祖祖辈辈这么用的。母亲生下我的第三天，她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在村长德卡泽仁的护送下，前往我母亲的老家扎切村休养，那个村是江达县岗托镇的一个村，从东扎村到扎切约50公里山路，当时他们带着我沿着金沙江行进，在半途金沙江面上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如果从陆地上的小道走要翻越一座不小的山，而且马儿上山下山都费劲，要多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如果从结冰的冰面上走过去200米左右，就直接到江边一条较平坦的道上，当时他们就在一个山咀伸进江河的拐弯处停下来观察。有人说江河里的冰到底结得多厚不清楚，不敢贸然前行，提议绕过山头走，有人提出这个季节，金沙江水面的冰应该承受人和马一个一个慢慢前行，估计问题不大，他们经过十多分钟商议，为保险起见，决定绕道翻山过去。听母亲说，我就是那个村长叔叔抱在怀里翻山越岭到我外婆家的。一个月之后母亲便带着我回到了单位。送我到扎切村，这一送就是整整7年时间。
作者在西藏工作时的照片
1965年，一队人马向扎切出发，母亲骑着马，我被绑在母亲背后，同行的人很多，我记不得有谁，是否有父亲也不晓得，只记得我们到了江边一个沙滩上，我口渴了他们就下马，用一个搪瓷茶杯从金沙江里舀了一杯水给我喝。那时我刚两岁多一点，记忆里没有冰雪也没有鲜花绿草，大概是秋季。
到外婆家已经是夜晚，依稀记得一家人席地而坐，土灶里的火很旺，客厅中间放着一个圆形大锅冒着热气，里面煮了什么不知道，应该是芫根叶子汤之类的吧，就着饼子吃。这是这家人的晚餐，更确切的说是夜宵，我记得有人问我吃饱没有，我回答：饼子吃完了。有几个人重复学着我的语气和动作嘲笑、戏弄我，小姨还模仿我:阿宝巴怕儿。从这天开始我正式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成为他们的一员，虽然不能说是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也算是增添了一丝新的活力吧。从此，这个叫“贾霍仓”的人家多了一个小女孩——一个汉藏混血儿。
父母把我寄养在外婆家很长时间，当时我没法理解他们，曾一度还存有一丝怨言，但是，自从了解到他们当时的处境后，我理解了他们的苦楚。
童年恰逢饥荒年代
然巴，是羊羔花结出的种子，它的学名叫“圆穗蓼”，为多年生草本，花白色或粉红色；圆穗蓼是高寒地区优良牧草，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这些知识都是后来才得知的，然巴仔磨成粉是深玫红的，吃到嘴里像沙子既粗又涩，无法下咽，用酸奶拌着捏成坨吃会好些，有些人家掺在青稞面里，增加糌粑的量，糌粑会变成粉色。这种东西好看不好吃，那个年代天灾人祸，粮食总不够吃，从年初开始到第二年的六月底都闹饥荒，会计划的人家一半青稞面一半然巴粉，省着吃，不至于把人饿死。
时间到了1969年左右，记得两个舅舅总是上山打野物，给一家老小补充一点能量。清晨五点左右公鸡第一道鸣的时候，舅舅就出门，到傍晚我们几个孩子眼巴巴的等着舅舅回来，远远的看到他的土枪杆上挂着晃来晃去的东西，那一定是有收获了，看那欢快的步伐和走路的速度就知道他是扫兴而归还是有所收获。哪怕打到一只野兔也是特别高兴。我们几个小孩更是欢欣雀跃，舅舅们还会去掏野鸡蛋，用酥油炒着吃特别香。
那个年代物质极度匮乏，而我的体质却特别好，除了父母基因强大外，还有赖于外婆和舅舅，小姨的关爱。每到初春，外婆总给我熬山羊奶喝。山羊是家畜里最早产仔的动物，一般过了藏历新年以后，山羊就陆续产仔，小羊特别可爱，生下来就一蹦一跳的，活泼好动，生命力顽强。也许是因为我能够吃到山羊奶，生命力也像小山羊一样坚韧。
虽然那个年代生活很苦，我却很快乐，我有一个童年的小伙伴，舅舅的儿子多嘎，我和他整天整天走进山林，田间，在小山坡的大石头旁看蜗牛的触角一伸一缩，用草戳它的触角，看他伸进去过一会儿又伸出来向前爬行，细雨蒙蒙的时候是观察蜗牛的最佳时间，如果有点阳光更好，森林里就是这样细雨蒙蒙，还有阳光，我和多嘎身上都淋透了头上还冒着热气，只要不连续下雨，等傍晚我们回家时，衣服也会干的差不多，实际上穿的衣服也很少，一般光着脚。
我们观察树上的毛毛虫聚在一起黑糊糊的背篓那么大的虫团，凑近虫团学着一种鸟叫“咕咕”，这些虫慌乱的流动着密密麻麻散开来，我们就特别开心特别得意，再静静的看一会儿那些虫又会安静有序的活动，我们又骚扰一番，重复观察几小时都不厌，童年的日子漫长得无边无际。
我在扎切村哲旺宫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落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虽几经风霜雪雨，死里逃生，依然顽强的成长，就像路边一朵无名小花，独自开放，自由生长——我是高原上一颗坚韧的果实。
秋季带来的快乐
秋天是最开心的季节，满山都有不同的野果子，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们都认得，吃得最多的是树莓，有大树上的树莓和矮小的树莓，都很甜，大树莓一般是红色的果子较小，矮树莓是黄色的果子比大树莓的大，馋豆般大，这些树莓吃饱了都不会生病。还有一种红果子，我们叫它“瑟坨”，每到夏季，最早能吃到的果子是樱桃，也正是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在缺乏粮食缺乏营养物质的那个年代，我也健康成长着。到了秋天元根可以吃了，他既是蔬菜，也可当水果吃，冬季里吃风干的元根。它可以抗缺氧抗高原反应，藏人不知道高原反应是什么，但知道元根可以缓解高山头痛。除了元根是个宝以外，还有一种当地的萝卜“藏萝卜”，这种萝卜可以切丝切片熬汤煮面疙瘩，也可以凉拌就着糌粑坨坨吃，由于这种萝卜吃起来口感兼于萝卜和元根之间，微甜有萝卜的清香，产量不高，种植的人很少。
我是公社小社员
人民公社时期，我有些懂事了，能为家里分担一些事。那时，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这个偏远的乡村。每次开学习大会，忆苦思甜之类的活动，我都跟着外婆，在她怀里听着大人们说话吵闹声中睡去。我上学以后，听外婆讲当时的笑话，一个典型人物出面讲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外婆说，那人口齿不清，说话颠三倒四。他在形容饥饿时他说：“我用口水当腰带，肠子当水解渴”（他原本想说的是，肚子饿了勒紧裤腰带，渴了用口水解渴。通常藏族人对饥饿程度的描述）等他说完这句话，人们哄堂大笑，村里人经常用这几句话来调侃他，打那以后再没有人选他当典型人物发言。
人民公社时期，按照公社轮流放羊积分制，轮到我们家管一年的绵羊，全村共八十多只绵羊和十多只山羊，每天记九分，当时一个全劳力挣的工分，刚开始几天我的小姨负责放羊，顺便带着我，后来放羊的事就交给我，我跟着下村一户人家的婆婆一起放牧，他家有十多头牦牛和几只羊，是一个大户人家，他们家的牛羊比别人家的多一点。我们家大小五头牛，两头可以挤奶。那时，全村的牛羊都归公社所有，公社有专门的牧场，每家按人头分了一些自留牛羊和自留田地，以供日常奶制品和种植蔬菜、早熟小面积粮作物。
宁静的小村庄，向往外面世界的青年
记得小时候总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有一架飞机从天空飞过，我仰望着天空，看着它拖着长长的白色云雾，声音很大，嗡嗡嗡 从头顶上飞过，我的脖子都仰得酸疼，还一直看着他飞走飞远，消失在天际。那时我以为飞机有大鸟那么大，像老鹰有生命也会有尖利的爪子，它有鸽子一样银白色的羽毛，红嘴鸽子一样红色的喙。大概在我七岁左右还没有去上学，村里有几个人坐在草地上聊天，其中一人谈起飞机说：“飞机可神奇啦，飞起来翅膀能煽起很大的风，像雄鹰一样在天空中翱翔，上面可以坐十多个人，有我们大户人家客厅堂屋那么大，在上面可以喝茶，茶杯里的茶都不会洒出来，很平稳”。每当大人们说话，我会竖起耳朵听，幻想自己某一天也能坐上飞机在天空中飞翔，高高的飞，看看我的家乡的全貌，看看山里那条溪水流向了何方？看看山里的那些狼群躲在哪里的。
大概到了70年代，村里搞农业学大寨运动，记得村民们每天集中起来劳动，把草和树木烧成灰合着牛羊粪堆起来，一层土灰，一层牛羊粪，那时的风刮得呼呼的，到处尘土飞扬，每个人都灰头土脸，神情疲惫，估计也是饥肠辘辘口干舌燥的吧。但还是有一些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大姑娘打情骂俏，互相碰背篼，管事的村干部一阵怒斥也无济于事。那时我在现场游手好闲，走来走去也没人会说我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汉藏混血儿“佳主”（汉族小孩），村里人都特别疼爱我。我也特别乖巧懂事。
还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一个叫泽夏和泽旺的人，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做木工，大概是帮我们家做些什么家具吧，家里人让我给他们送午餐，我站在他们不远的地方看着他们，他们俩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还唱一首歌：“办学习办学习，办得好办得好”。重复就是这几句，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着当时的潮流，学唱流行歌吧，他们唱这歌的时候发音不准，唱成：“胖小夕胖小夕，胖得好胖得好”。对这我记忆特别深刻，那场景恍如昨日。现在他们都已步入老年，不知还记得当年的我？！
坎坷求学路 幸运之神频频眷顾
我到县里上学是我大舅送去的，沿着金沙江往上游方向出发约20公里就到金沙江大桥检查站，当我们走到有公路的地方时，一辆解放牌汽车驶过来，舅舅牵着的马见到这个庞然大物，受惊往山上跑，而我往公路下的江边跑，吓得不轻。舅舅当场骂人：“马是畜生，不知道汽车，你瞎跑啥？一边儿站着，它不会咬人”。说是这么说，我第一次见到汽车还是如此的胆颤。听说过有个叫飞机的，也见过天空中飞过的“大鸟”，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可以滚着跑东西，受惊不小。那天，我们借住在江边有写着“西藏”的大石头挨着的那户人家。
第二天，有人帮我们拦下一辆邮政车，坐上顶篷里，下午就到了江达县城，看到县城中央有一座圆圆的碉堡，顶部四面驾着银灰色的广播大喇叭，里面滋滋啦啦说着什么，我听不懂，那噪音很悦耳，我想如果驾在我老家的屋顶一播放，准能把方圆几公里以外的野兽，野鸡统统吓跑，当然家里的牛羊也会吓傻。上学去的时候已经是年底快放假了，上学期基本结束，可是老师们也没有给学生教出个所以然来，课本发下来，不是从拼音开始学，而是从毛主席语录开始教，我们的语文老师叫布嘎，他给我们教的第一节课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布嘎老师要求我们回家后背诵，第二天来上课，老师一个一个抽背，一个班60人左右，没几个能背，而我却背下来了，老师大大地表扬了我，最后他问我：懂得语录的意思吗？我答：不懂。老师：那你怎么能背下来的呢？我回答：根据读音背的。现在想想也太不可思议了，记性超好。在后来的学习中，对于我而言数学是最好学的，语文也不难，特别是背诵课文难不倒我，可惜的是背诵下来的课文什么意思不知道。
学习中，我自己琢磨出一个办法，就是把汉字当成一个图，比如像树，枝丫不同，字也各异，有的像房子，羊圈，栅栏，总之把汉字与大自然中任何一种东西联想起来，就可以记住这些好看的字。到了小学三年级，我能认得很多字了，有一次爸爸、妈妈到县里参加会议，家里来了很多人，我爸爸就拿一份西藏日报让我看看能识多少字，没想到我居然能阅读了，一段文字只有几个不认得的字，但还是能把意思读出来，这让我的父亲，自己没啥文化，当兵打仗进藏的人来说，他的女儿竟然能读报纸了，他满脸得意，高兴得什么似的，大声告诉身边的同志：你们看呐我们家花花能读报纸了！这事极大地鼓舞了我，使我有了一种自豪感和小小的骄傲，也成了后来我主动学习的动力。虽然如父亲说的，能读报纸了，可还是不明白读出来的字字句句是什么意思，汉语也只懂几句，用汉语交流那都是天方夜谭，为这，我的父亲可是费了很多心思，只要他到县里开会办事，他都从家里日常用语开始教我，炒菜时让我拿炒菜铲子，吃饭让我拿筷子、碗，让我“舀饭”“夹菜”“洗碗”，还有一个口诀：“哒”叫马，盐巴“嚓”，“七”叫狗，吃饭就是“洒嘛洒”等等。是我的父亲让我对汉字有了极大兴趣，我的汉语也学会了很多，到了初中，基本能跟同学们聊天，回答老师的提问。艰难的学习过程并没有让我落后于其他同学，我的各项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我也不甘落后，年年得奖，小学五年制，我拿了四年的三好学生奖，初中两个三好学生奖。在我家陋室里帖满了我的奖状，对于我的这些奖，父亲是欢欣鼓舞引以为豪的，只有母亲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样子，好像她并不关注我的学习，而更多的是想让我学裁缝，三番五次带我去看当时贸易公司下设的国有缝纫店，她专门找了一位老女人，打算小学毕业后让我跟她学裁缝。可事与愿违，我小学毕业时学习成绩优异，老师是不会让我辍学的，这样我又离知识的殿堂进了一步。
初中三年也是毫无悬念地完成学业，考入昌都地区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当时我们班共62名学生，考上高中或附属高中的总共9人。高中两年，一晃而过。读高中，远离父母，大多数县里考上了的同学都是插入各年级，人生地不熟，加上环境的改变，使学习困难重重，最后全部课程基本或者说勉强完成。到高考的关键时刻，我把初中的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等好好复习了一遍，再把高中的也大致看了一遍，那么多知识要背要记，谁有那么多精力呢？更何况，那时的我们正值豆蔻年华，心里装的事儿太多，不是自己的就是别人的，心思全放在学习上那是绝对的假话，有些着急焦虑是真的。那时，上大学就意味着已经踏入国家体制内，端上了铁饭碗，竞争可想而知，而录取的名额又特别有限，不像现在，80%以上都能考上，据悉1982年全国187万人参加高考，录取32万，录取率17%。而我就是其中的幸运儿，我们高中那一年毕业200多人，我们从基层来的大约30人，学习成绩基本都是班上倒数，可我的运气超级好，最终我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录取了，也许是初中的成绩比较好，吃老本也能比一般同学高几分吧，我小学和初中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就是我的单调却充满惊喜的读书生涯……
198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西藏广电厅工作，再后来几经辗转，我又回到了故乡江达工作。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曾经是正规的自治区级女编辑记者，这有赖于父亲母亲的培养，更是时代造就。
跟许许多多藏二代一样，我对西藏这片土地有着深沉的爱，对父辈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们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历经半个世纪。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见证了西藏历史各个时期的变迁，我们耳闻目染了父辈们艰苦创业，把一个百废待兴的旧西藏建设成为与全国同步发展、进步的新西藏。我们也是西藏的建设者，守卫者。
不论是藏一代还是藏二代，只要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干部都值得敬仰。记得有位援藏干部曾经有一句话：援藏干部什么都不干，只要睡在西藏就是为国家作贡献。也听说过曾有位领导说过：西藏的人民和西藏的干部只要守护住祖国的边疆，守护住相当于全国版图总面积八分之一的西藏这片土地，就是国家的功臣。这些话鼓舞人心，也鞭策着一代又一代西藏同胞和各族干部职工继续为建设美丽的西藏，守护这边神奇的土地而甘愿奉献自己一生的青春年华。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回首往事，所有来时的路已经模糊、远去，我们将迎来更加美好的西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