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再造大唐，儿子说错话却立马绑了请罪，死后才知：真高明！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在一般的历史认知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这种衰落有两个表现，在中央表现为皇权不振，宦官专权，在地方表现为藩镇林立，藩镇节帅自行委任官吏，不向中央缴纳赋税。不能说这种看法完全错误，但过于片面了，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人物的能动性，安史之乱后的几代君主，都曾致力于再造皇帝权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甚至中唐时期的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从郭子仪等元勋武将的态度中就可以窥见这种趋势。

一、安史之乱后唐廷对元勋的封赏

安史之乱虽然持续了8年，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结束，但长安地区的动荡却一直延续到了德宗建中年间，在这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武将，他们成为唐廷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稳定中央政局的元勋。对于这批立下战功的武将，唐廷不吝赏赐，接连给予爵位、宅第以及丰厚的物资奖赏，甚至形成了一套奖励武将的固定模式。然而，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廷的财政状况一直不是很好，这种奖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被赏赐的武将不能明白赏赐背后的政治逻辑，他们的家族便很难维持长久，这种逻辑就是武将及其家族要明白朝廷的奖赏不仅仅是对军功的肯定，更是对忠诚的回报，马燧家族的盛衰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唐代宗

马燧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功臣之一，德宗时期还参与平定泾原兵变，是德宗的左膀右臂，因此在贞元五年（789年），马燧的画像得以进入凌烟阁。对于马燧的功劳，德宗给予了极大的物质奖赏，凭借这些物质奖励，马燧在长安城建起了豪宅，这是当时上层社会普遍流行的风气，“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马燧年老后患有足疾，德宗特许他坐而不拜，这种殊荣在当时可谓空前绝后。

但马氏家族的这一切殊荣，都在马燧去世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燧的儿子马畅虽然继承了家业，却不能维持家族不坠，贞元年间，马畅把自己宅第中的大杏送给了德宗宠信的宦官窦文玚，通过他进贡给德宗，德宗从来没见过这种果子，惊讶之余下令查封了马家的杏树，马宅最终成为皇家产业，当初建造房屋的木头拆除后收归宫内，马家子孙的境遇非常惨，有些甚至没有房屋居住，以至于冻死街头。

二、亲仁郭家

祖辈打下的基业，子孙要想维持好，需要领悟当时的政治逻辑，与马燧不同，郭子仪的子孙便很好地维持了家族地位，一直到宣宗朝，郭家子孙都还居住在位于长安城亲仁坊的宅第中。

郭子仪有再造唐朝的功劳，所得的赏赐在当时最多，以至于亲仁郭家“所居宅内诸院，往来乘车马，僮客于大门出入，各不相识”，郭子仪常年在外征战，家中事务由长子郭曜负责。当时朝廷元勋的家族大多崇尚奢侈，但郭曜本人却是一股清流，他俭朴持家，郭子仪死后，郭曜按乃父遗命将郭家多年来获得的朝廷赏赐全都献给了朝廷，唐德宗后来又重新赐给了郭家。郭曜的这一个举动虽然有表演的成分，却真正地把握了当时皇帝再造权威的心态，通过贡献赏赐的物品，重申这些物品是皇帝所赐，皇帝可以随时收走，向唐德宗表露了忠心。

郭曜

郭曜的这种行为是按照郭子仪死前的遗命做的，说明郭子仪早就察觉到了当时的政治风气。德宗皇帝刚登基的时候，正是唐廷转危为安的时期，如何重新确立政治秩序是德宗思考的主要问题，他通过提倡儒家的礼法秩序，尤其是以君臣大义为核心的儒家观念，进而再造皇帝权威。郭子仪对这种气氛有所感知，因此处处谨慎行事，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昇平公主为妻，年少气盛的郭暧有一次与公主发生矛盾，一怒之下说出“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的话，当时郭暧还未成年，小孩子的话本来当不得真，但对君臣关系极其敏感的郭子仪，还是捆着郭暧到御前请罪。

除了在教育孩子方面处处谨慎小心外，郭子仪在任官过程中也非常注意朝廷对他的态度。郭子仪坐镇汾州期间，有一次向朝廷请求任命一个县官，在中唐藩镇跋扈的时期，节帅往往自行委任官吏，郭子仪的手下不理解他为什么任命一个县官都要向朝廷禀报，更让他们气愤的是，唐廷的敕书居然迟迟不下，郭子仪却感到十分高兴，他向下属解释道：“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这说明郭子仪对当时的政治逻辑娴熟于心，玩得贼溜。

郭子仪

三、再造中央权威

唐代宗和唐德宗时期，唐廷的主要目的是弱化武将的作用，基于对安史之乱原因的总结，唐朝中央决策层认为必须将武将重新纳入以文为主导的政治秩序中，儒家的礼法观念成为这批人士的首选。郭子仪对这种风气有很深刻的感知，他曾请求朝廷将在灵州前线率军作战的第三子郭晞调回京城，使得这位从小善于骑射的小将军后来逐渐成为一个文臣，并且成功进入长安的文人交往圈。

最让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郭家子弟大多居住在亲仁坊中，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除了君臣外，便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父慈子孝也是当时朝廷所极力表扬的行为，郭家举族合居十分切合儒家伦理的要求。流风所及，在当时的长安城出现了很多兄弟合居的现象，比如以书法见长的柳公权、柳公绰兄弟，这些文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逐渐改变了长安甚至是唐朝大部分地区的文化风气，为后世中国的文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亲仁坊旧宅方位分布图

文史君说

安史之乱造就了武将群体的崛起，一大批新型贵族出现在长安城中，成为当时显著的现象。代宗和德宗时期开始的文治转向，便是针对此种现象而采取的手段，没能察觉到这种政治氛围的家族很快就由盛而衰了，而亲仁郭家因为郭子仪对当时政治逻辑的洞见，得以一直保有贵族的身份和地位，这是我们理解这一段历史所需要察觉的。

参考文献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亲仁郭家——安史之乱后秩序重建于政治博弈》，《唐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作者：浩然文史·南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