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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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坐在我面前，二十年前，我是连长，他是列兵，国立现在已是中校处长。他发给我一篇关于消防改革的微信文章。
国立说，部队马上要改革了，老连长，您给个建议吧，走还是留。
我说文章我看了，作者可能是个股票分析师吧，用分析股票的方式分析我们部队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听股票分析师买股票的基本都赔了。涨跌的决定权操盘手掌握着，你听谁的？
国立说，我听我姐的，姐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梦想，自己的路自己选择。
我说，那我们聊聊你姐吧，至于消防改革不管怎么改，都会对国家的发展有利，顺其自然吧！
国立说，想起姐姐，心中就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暖流，或者是一丝敬意，一丝谢意，可能也有一丝歉意吧，自己也不清楚！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姐姐无微不至的关心他这个小弟弟，在父母去世后的日子里，以她平凡的方式默默的关心他、照顾他，像春风一样，朝露一般滋润着他的心房，让他一想起姐姐，心里就潮湿起来。
我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问，你背诗呢？说正常人能听懂的普通话！
我第一次认真的注视这个我曾经的兵，黑黢黢的脸上，有一丝真诚，还有一丝狡黠，更多的是中年人的成熟。
在我的记忆中，国立当年挺能吃苦，业务训练挺好，一口河南腔，总被内蒙兵欺负。曾哭着到我办公室说，连长，班长又打我了。
我说：活该！我都想打你，走个正步都同手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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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的家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那里有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说当年是国立爷爷辈的老宅子。就在这个老宅子里，刘少奇同志完成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国立在家排行十一，三个哥，七个姐，爷爷那辈是当地的大地主，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国民党的官员来确山县，爷爷是坐上宾，新四军的干部来，爷爷也是坐上宾，后来日本人来了，让爷爷当稳持会长，爷爷兄弟几个就跑了。抗战后期，爷爷跟新四军回来了，新四军办公的场所就是当年他家的大宅子，在那个宅子里住过中原局很多领导。
解放不久，爷爷去世了，新四军在他家住过，爷爷还代养了一个新四军首长的孩子，后来，这个首长的警卫员来找这个孩子，就把国立的大姑抱走了。据老辈人说，当时的警卫员骑着白马来的。
国立的父亲是地主爷爷的小儿子，母亲出身于革命家庭，都读过书。到了国立出生时，他家已是地道的贫下中农，孩子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
在国立的记忆中，夏天热，一家人都睡在打麦场，每天晚上母亲要“查哨”，也就是用手摸22只脚全不全，怕那个孩子被狼叼走了。
国立的七姐比国立大九岁，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的兽医专业。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姐姐一个人躲在屋里哭，不是因为喜极而泣，而是因为家里拿不出四十元钱的学费。妈蹲在风箱边摸眼泪。爸说，学费别担心，好好上学，即使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出来。四十元钱是爸东家借一块，西家凑五毛拼到一起的。姐的大学是靠“奖学金”读完的，姐毕业后分到镇上工作。姐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大学生活已打开眼界，不愿在偏远的小镇等着嫁人。
那时候，孔雀、麻雀一起东南飞，到广东打工成风。姐的一个同学告诉她，新疆正处于发展期，这地方是牧区，牛羊多，兽医少。于是，没有跟风去沿海城市的姐决定去新疆。姐跟爸商量，辞掉工作。爸也明白，在这个小镇工作，机会不多，必须让女儿走出去。
姐临走那天晚上，爸说，无论如何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实在不行就回来，家里有爸呢！临行前，爸牵着国立的手送姐到村口，姐抹了一把泪，再没回头向远方走去，而爸牵着国立在身后跟了几里路。在路口看着姐搭一辆驴车向县城方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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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走后，那时候最让父母头疼的事是国立和小哥的学费。但姐在新疆会按时把学费寄回来。九十年代初期的新疆，只要肯吃苦，吃饱没有问题，而在河南老家，国立和小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吃不饱。姐姐当时二十来岁，正是最美好的时段，但姐不舍得买漂亮衣服，更不舍得买化妆品，有点钱就寄回家，因为父母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国立十二岁时，父母相继去世。那时候，其他哥哥、姐姐都成家，也都很拮据。姐不想让两个弟弟成为他们的负担就决定让他们来新疆上学。
就这样，国立和小哥拿着家里哥嫂东拼西凑的一些钱，背着晾晒干的馒头片和一个水壶上路了，那时候，火车从郑州到乌鲁木齐再到库尔勒要四天时间，路上兄弟俩饿了就啃干馒头，渴了就喝口水龙头里的冷水，时饱时饥，进入新疆，由于气候变干，水土不服，两人轮着拉肚子流鼻血，还没到库尔勒，已分文没有，干粮也吃光了。在库尔勒下车，并没有找到来接站的姐姐。人生地不熟，兄弟俩也不敢走远，就在车站等着。夜里就睡在广场上。兄弟俩饿的头晕眼花，精神恍惚，晕倒在车站。
国立说第三天的晚上，差点饿死的哥俩在梦中听到姐姐的声音一遍遍的呼叫着他们的名字，当睁眼真的见到姐姐时，姐弟三人抱头痛哭，后来才知道，从家里发出的电报整整迟到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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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与姐姐又在车上颠簸了一夜才到了姐姐工作的地方。原本兄弟俩以为姐姐能接他们出来，一定在新疆有了很好的发展。当到了地方才知道，只有一个简单的集体宿舍，才知道姐姐的日子过的也很艰辛。当时姐姐在一个沙漠边缘的团场的养殖场当技术员。得知姐弟三人无依无靠后，场领导特批了一间宿舍将兄弟俩安顿下来。就这样姐弟三人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
那时候，国立和哥哥每天饭量很大，姐姐一个月的工资刚够三人吃饭，而在当地插班上学，一个人一个学期就得多交120元。这个学费姐姐出不起。当时国立和哥商量决定辍学不上了，减轻姐姐的负担，但是姐姐坚决不愿意。好在，新疆当地人好客、包容，也乐于助人。国立说那时候上学要买校服，全校唯一不用穿校服的就是他哥俩。姐姐的工资只够吃饭。后来哥哥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养殖场干苦力，与姐姐一起挣钱供国立读书。
那个团场边上有一个武警看押中队，经人介绍，姐姐认识了在那里当中队长的姐夫。一年后两人结婚，在姐夫战友的帮助下，哥哥先去当兵了。姐夫的旧军装就成了国立的校服。结婚后，姐成了军属，姐夫也是农村出来的，家里也很困难，要强的姐姐再次辞职，租用了部队一块地，开办了一个养殖场。开始为这个大家打拼。姐每天起早贪黑，刚起步雇不起人，自己干的十分辛苦。
国立说，那时侯他已上高中，知道了感恩，姐夫在部队，十天半月回不了家，看着姐姐一个人苦苦挣扎，就不想上学了，加之已到了青春期，自尊心也不好让自己回到学校面对老师和同学。他与姐商量，不去上学了，帮姐在家干活。姐没办法，也很生气，就让他每天打扫鸡笼。
那时候，他在下面扫，上面的鸡屎不断往身上掉。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寒风刺骨，得在室外清洗鸡笼。国立觉得很委屈，把泪水往肚子里咽。每天国立提着扫帚看着同学们去上学，开始后悔没机会读书了。国立认为，这一辈子就得和鸡笼打交道了。他甚至开始仇恨姐姐的无情，很长时间与姐姐不说话，就这样在鸡场干了一年。
1997年12月，改变了国立的人生轨迹。
国立清楚的记得，那天是个滴水成冰的风雪天，自己流着泪，吸着鼻涕，手冻的裂着口子，一点一点的把鸡笼里冻成冰的鸡粪抠下来。中午时，姐夫骑着自行车回家，告诉国立，去当兵吧！
那一刻，国立想，终于脱离苦海了，也才醒悟到姐姐的良苦用心，一年的委屈烟消云散，有的只有对姐姐的感激和愧疚。那天晚上，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姐给他烧了热水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姐说：“人这一辈子很短，认定的事一定要去做成，做好，姐的目的不是让你去当兵，而是让你成才，给自己争口气，给爸妈争口气，给姐争口气。”
那时候，哥哥已考上军校，哥哥就成了国立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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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并没有国立想的那么美好，训练很苦，也很累，被老兵欺负的时候也很委屈。每天夜里，国立都很想姐姐。一有机会，国立会给姐姐打电话，述说在部队所受的委屈和种种不公平。姐姐总是安慰他说，咱是农民的孩子，什么样的苦不能吃，什么样的罪不能受，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当兵就要当个好兵，姐不需要你回来帮姐养鸡了。
新兵训练结束后，国立捡起高中的书本，开始复习。那时候，国立突然觉得高中的教课书原本那么简单，看一遍就理解了，不知道上学时，为什么老师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也许原因就是心不在书本上。
二年后，国立顺利的考取了武警学院，当把这个消息告诉姐姐时，电话那头，姐泣不成声。对国立而言，这些年姐所受的委屈，受的苦，仿佛那一刻都释放出来。而国立对这个如母亲一般养他长大的姐姐，内心只有感激。如果没有姐姐当年的爱，就不会有国立今天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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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在给我讲姐姐的故事时，我认真的听着，并随手在电脑上打上关键词。国立的姐姐现在已是南疆最大的养鸡专业户，养着几十万只肉鸡和蛋鸡，南疆的活禽市场，姐姐的养殖场占了一半的份额。前两年投入千余万，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
我们的日子总是越来越好，是由于个人的努力，更是由于国家的高速发展。
我对国立说，当年你要是告诉我这些，我就帮你收拾欺负你的内蒙兵了。
当年那批兵，刚好是河南兵，我一直以为国立是从河南老家入伍的。
我告诉国立，姐姐养了你，供你读书，但是有今天荣耀，是部队栽培的结果，我们都是老百姓的孩子，能有今天，这一切都是国家给予我们的，我们个人的努力和对国家的贡献事实上微不足道。
社会在向前发展，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经历。至于消防改革，听从国家的召唤吧！走也好，留也好，都不要忘了我们是军人，服从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