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中的那些事儿

辛酉政变，指咸丰辛酉年（1861年）间，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与以慈禧、恭亲王、桂良、文祥等人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史称“北京政变”或“祺祥政变”。“政变”的结果是以肃顺为首的宗室集团被杀或被贬，慈禧垂帘听政达47年之久。史家认为，这场政变改变了晚清的政局和走向，恭亲王为首的务实派掌握朝政大权，开创了“同治中兴”的格局。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在这场满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坚定地站在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北京务实派一边，在辛酉政变中，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因周祖培系吾十五世祖，本人研究家族史，客串研究晚清史，发现一些有关他在“辛酉政变”中的史料，吾连缀成篇，或许能对研究晚清这段历史的有识之士提供一些裨益。

周祖培（1793——1867），名之翔，字淑滋，号芝台，河南商城人，嘉庆24年恩科乙卯连捷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侍讲学士，后历任刑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咸丰十一年英、法联军进犯，咸丰皇帝驾幸热河，命周祖培留守京师，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咸丰驾崩后，命总理丧仪，兼办定陵平安峪工程。

张征绘，周祖培画像

在分析“辛酉政变”中的周祖培之前，不能不先叙述辛酉年前后的清朝时局。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皇子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肃顺等王公大臣仓惶逃往热河，命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王公大臣留京议和。“派豫亲王义道、全庆、桂良、周祖培留京办事；……命文祥、桂良驻海淀，周祖培驻外城。命恭亲王专办抚局。[1]”由此，清廷内部热河、北京两个政治中心的对垒初现端倪。10月，《北京条约》签订，议和成功，英、法承诺撤兵。因为肃顺等人的阻挠，咸丰帝迟迟未有回京，1861年8月，咸丰病死热河，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继位，年号祺祥，皇子生母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辅政大臣，留京的王公大臣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特别连咸丰深孚人望的亲兄弟恭亲王奕訢，连去探望咸丰灵柩的权力都被剥夺，这加深了北京一派与肃顺一派的矛盾。

作为三朝老臣，周祖培深知王朝内忧外患，外有强夷，内有捻匪和洪党，国库空虚，半壁山河沦为战火之中。经过屈辱的斡旋，英法撤军，勉强保全领土。而肃顺一派素来飞扬跋扈，临驾于汉大臣之上。周祖培与肃顺同在户部时，因处理公文，多次受肃顺侮辱而不敢言[2]。在对待咸丰八年顺天科场案和户部舞弊案时，为确立自己的权威，“以严为尚”，株连者众。时人谓之，“昔岁科场，今兹储库，屡兴大狱，亦非国家之福也！[3]”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载垣、端华、肃顺不顾朝廷实情，一味对外夷采取不切实际的强硬态度，表示要“决战”，最后扣押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导致引火烧身，英法联军攻进北京。

当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热河的种种跋扈情形经密札传到北京一派大臣的耳中时，周祖培等务实派忧心如焚，从社稷江山出发，自觉地团结到深孚众望的恭亲王身边，他们一致认为，主少国疑，只有让皇后垂帘才能挽救当前的时局。

在辛酉政变前后，周祖培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

一、搜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为皇后垂帘寻找历史依据。他让在家中课子读书的名士李慈铭搜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为慈禧垂帘准备理论依据。咸丰是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崩于热河，据李慈铭日记八月初四日记载，“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捡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予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辽睿知（景帝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益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4]”。当国是指周祖培。周祖培让李慈铭搜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距咸丰驾崩只有十七日，此时北京派首领的奕訢人已经去了热河，虽然热河与北京有密扎沟通，肃顺等人的举动基本掌握，但拥有咸丰帝临终受命的八大臣，仍然掌握着大量的政治资源和人力资源，此时双方斗争的形势并不明朗，周祖培并没有立即上疏请皇太后垂帘，这让李慈铭十分失望。其在十月一日的日记中云：“垂帘之事，予曾撰《临朝备考录》一卷，采择汉代以来可为法者，而痛论近日之事势，有不得不行者于后，属叔子以贻商城，怂恿上之。商城亦心动，嗣董御史疏先上，被诘责，商城遂噤不敢复言。”其实李慈铭作为一下级官僚，一介书生，并不完全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周祖培作为朝廷重臣，在不恰当的时刻贸然上疏请皇后垂帘，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不仅可能会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甚至可能会成为肃顺一派与北京一派斗争的口实，对后面的殊死一击带来负面作用。实际上，当载垣、端华、肃顺被拘的当天，周祖培等四位大臣所上的请皇后垂帘的公疏中，已经采用了李慈铭的“研究”成果。

辛酉政变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重重宫阙中

二、授意门生董元醇上疏慈禧垂帘听政。董元醇，河南洛阳人，咸丰二年（1852年）二甲十一名进士，授翰林，咸丰十年改授山东道御史。周祖培是咸丰二年会试阅卷总裁，按当时的规矩，董元醇算是周祖培的门生。董元醇是御史，有风闻上奏之权。在《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的疏中云：窃以事贵从权，理以守经，何谓从权？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亦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俟数年后皇上能亲裁庶务，再躬理万机，以天下养，不亦善乎！…..现是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心筹划，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也无偏任之嫌。至朝夕纳诲，辅翼圣德，则当于大臣中择其治理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

董元醇的奏折在奕欣从热河返回京师的八月十日到达八大臣和慈禧手中。这正是慈禧求之不得的，慈禧留中未发。八大臣愤恨不已，坚请发下痛驳。慈禧因此与八大臣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八大臣以罢工相挟，慈禧才不得不同意八大臣的驳旨连同董元醇的原折一并发下宣示。驳旨中以小皇帝的口吻指责董元醇“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董元醇的奏折，一石激起千层浪，激化了两派的矛盾，也让北京派进一步看清了肃顺等人的野心，坚定了他们“政变”的决心。

董元醇上疏皇后垂帘是否与周祖培事先商量过，无确凿史料证明，仅为一家之言。周祖培与董元醇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立场观点是高度一致，同时二人有师生之谊。因此有不少论者认为董元醇上疏是周祖培的“指示”。“周祖培立即授意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董元醇写一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的奏折。[5]”也有论者认为，让董元醇上疏，是北京派的策略。董元醇作为御史，有风闻上奏之权，奏疏言词不管如何激烈，均名正言顺；同时，作为一枚棋子，董元醇可上可下，无足轻重，上疏投石问路，探测八大臣的反应，以便北京派做出下一步的安排。

垂帘的主角尽在美女群中

三、参与法办八大臣。八月二十九日末正一刻，慈禧偕幼帝载淳提前抵京，周祖培等一应大臣到德胜门外跪迎。三十日，太后召见奕訢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侍郎文祥等。慈禧历数载垣、肃顺等罪状，声泪俱下。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为赞襄政务大臣，径予治罪乎？”周祖培对曰：“皇太后先下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6]”实际上，慈禧在热河早已自拟并交奕環修改的谕旨拿出，交恭亲王奕訢宣示。谕旨主要有三点：一、载垣等开罪英法，导致皇帝仓促离京。“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乃不得已之苦衷也。”二、阻挠咸丰皇帝回京。“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议”。三、阻挠垂帘听政。主要表现在对董元醇奏折的态度上，“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

正当太后召见奕訢和周祖培等人时，陪同慈禧先行到京的载垣、端华也到了隆庆门，见状大呼：“太后不应召见外臣！”并加以拦阻，太后闻讯更加气愤，又令恭亲王奕訢传谕：“前旨仅予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肃顺、端华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四、上折请皇太后垂帘。三十日，就在慈禧召见之日，周祖培与武英殿大学士贾桢、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合上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四重臣均系汉人，太后特旨召见除了几位满人大臣外，汉大臣仅周祖培一人。此次周祖培联合诸位上疏，一是表明汉大臣的态度，二是表明恳请皇太后垂帘是众望所归。四位重臣的奏折，重在论述皇太后垂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我朝圣圣相承，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中外能无疑虑乎？……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在这份折子中，几位大臣曲尽委婉，意在阐明垂帘的必要性。因为按清代祖训，赞襄大臣已有，但皇后垂帘却无先例，他们只好列举历史上太后临朝听政之“正史”依据，恳请皇太后垂帘。为释疑解惑，折中特别指出，皇太后垂帘只是权宜之计，皇上“不数年即可亲政”。慈禧立即下旨要王大臣、大学士并一应臣工“即行妥议以闻”。

宫阙依旧在，往事成古今

五、上折请改年号。咸丰十一年十月六日，周祖培上折《奏为建元年号似未允协可否更定》。“窃思年号为大典攸关，必须典重堂皇始足以示中外而垂万世。现在祺祥二字意义微嫌相复，二字连连，读声亦未协和。查向来酌定建元字样，由军机处恭拟进呈，敬候钦定，可否饬下军机处另行酌拟字样，以昭慎重而副盛典。”很快，“有旨以祺祥二字意义重复，改明年为同治元年，从大学士周祖培请也。[7]”

辛酉年间紫禁城内的殊死斗争，终于以北京派的胜利而告终。对于这场影响中国晚清政局的政治事件，一百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各方的评价大相径庭。很多正史中，将这场事件冠之以“政变”，足见著者的立场与观点。笔者以为，这场斗争，是民心所向，北京派的反抗，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官僚与知识分子的愿望，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所以最终取得胜利。二是皇后垂帘的二十年间，开创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使中国社会走向了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的近代化[8]。至于慈禧后来贪恋权柄，专擅误国，与当初北京派的愿望相去甚远，实乃政体和个人的禀性所为，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参考文献：

[1]翁同龢，翁同龢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2月第1版第70页。

[2]吴组湘，晚清宫廷实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0页。

[3]吴组湘，晚清宫廷实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9页。

[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2月第1版第1890页。

[5]西门送客，历史的转弯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6]齐思和等，第二次鸦片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

[7]翁同龢，翁同龢日记[M]，中华书局，2012年12月第2版

[8]陈奇，辛酉政变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EB/OL]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581-2.html

责任编辑：石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周百义  出版人、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长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主持编纂出版1600册《荆楚文库》大型文化丛书。主持策划的有《二月河文集》《历史小说大系》《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新时期报告文学大系》等。责任编辑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本人写作并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山野的呼唤》《黑月亮》，历史小说《她从魔窟来》（与人合作），报告文学《步履艰难的中国》《中国反黑行动》（与人合作），古籍整理《五经七书译注》《白话劝忍百箴》《预知.预兆.预见》，出版研究专著《出版的文化守望》《书旅留痕》《书业行知录》等。有《周百义文存》3卷。最新出版的有《长江十年》《劝忍百箴》（修订版）《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岁月绵长》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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