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禁片还能混好，也只有他了

贾樟柯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后来者。

早前张元和王小帅拍《妈妈》的时候，贾樟柯才刚进入大学，张元探索出了一条地下制作电影的道路，即不找电影制片厂，不上院线，自筹资金去国外电影节参展，卖拷贝拿奖金盈利。

因为被国内电影人反对，在1994年的鹿特丹电影节上，轰轰烈烈的举办了一场“中国电影专题”的新闻发布会，回国后遭到广电痛批，被称为“独立电影前七君子事件”。

虽然此次事件被指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但这个开始仍然奠定了国内第六代导演一开始就是与体制对立的基础，此后在拍片风格上更加肆无忌惮了起来，被影迷戏称，“警察妓女黑社会，穷山恶水长镜头。”

前独立电影七君子被成为中国电影界的“持不同政见者”，打入体制的黑名单，正颇为难堪。

北电文学系出身的贾樟柯偷摸继承了这一套，用独立制片的方式拍完了自己的“家乡三部曲”----《小武》、《任逍遥》、《站台》，分别讲述了自己家乡山西汾阳街头的小偷、妓女、混混。

这三部电影，因：“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成了贾樟柯被禁的理由。

这个时候第六代导演的镜头，对准劳苦大众，聚焦社会异己，关注城市边缘，拍了一堆与主流格格不入的影像。张元拍摄了《东宫，西宫》，讲述同性恋，暗喻主流与权利反抗，王小帅拍摄《极度寒冷》，讲行为艺术家怎么自杀。

90年代时，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好莱坞大片每年仅引进10部，却占据国内票房的半壁江山。电影成为大众娱乐的消费品，失去曾经在意识形态中的批判，丧失曾经在陈旧观念的虚伪性中的挣脱，中国电影丧失了国民精神上的指向与力量。

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接近自娱自乐，不可否定其艺术价值，却难衡量其商业价值，难以走入院线，难以走入大众视野。

中国电影渐渐开始市场化进程，必须在体制内革新。北京电影制片厂新任厂长韩三平主动找到第六代导演，启动：“1998-1999青年电影工程”，将昔日被惩戒的地下导演们放出来，推向商业市场，但一系列作品均不如人意。

解禁后的张元拍摄了三部电影，《回家过年》、《我爱你》、《绿茶》，在其家乡南京遭遇0票房，张元无奈感慨：“艺术与市场是对立的。”

大陆六代导演，第六代出师不利，长久在对抗体制与国际政治斗争的环境下成长，曾把中国电影规则搅的天翻地覆，却在面对商业电影的价值体现与观众心理的把握上，显得尤为施展不开。

第六代如果想走向主流的市场，需要更宏观的思考，而非小众狭隘的自证历史曾经存在过。之后第六代导演里走向国际的代表性导演贾樟柯，就看开了许多。在面对电影局领导的倡议书中，贾樟柯也被纳入了“独立电影后七君子事件”的导演之一。

2004年1月8日，贾樟柯被解禁，《世界》的见面会上，贾樟柯边说边哭，：“我拍了八年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映。”

曾经的霹雳舞少年贾樟柯，也许是因为命运多舛，格外知道机会的来之不易，珍惜的可贵。高考复读以后学了美术，还是考了三年，25岁才走进大学，成了北电文学系旁听生，在第六代导演里，也许是年龄使然，贾樟柯面对现实难得一见的多了一份沉着冷静。

在第六代初尝自由的美妙滋味的时候，却悄然被市场打入地下，那会他们一定不知道，审查机制并不是电影最大的敌人。

贾樟柯没有跟随第六代潜入地下，渐渐抛却叛逆，顺应时代潮流，走入大众视野。

经历了独立导演到体制内导演的变化，贾樟柯没有丧失自己在电影内涵上的活力，以及国际电影节的宠爱。虽不改一贯的关注弱势群体，但思考的更多是时代变迁与城市建设。

《三峡好人》、《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等作品，地域性的揭示了现在社会进程最大驳论性的展现，即建设也是毁灭，死亡也是新生，结束亦是开始。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却失去自我身份的存在。

飞速的城市建设也携带着巨大的破坏力，传统社会连接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已经失效，社会机制在城市变迁中失效，曾经备受尊重的社会大哥，转眼成了他乡打工的底层人民。社会转型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普通人面对命运改写身份转变的失落，荒诞不经又暗含许多现实隐喻。

如今的人大代表贾樟柯，坐拥十家公司一个影展，抛却一个成功的艺术家身份，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屠龙少年终变恶龙，曾经受过体制之苦的年轻人，渐渐成为维护者。在王小帅走入制片行业服从电影产业化的道路上因胡波事件备受争议时，人大代表贾樟柯已悄然完成转型，站着把钱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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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方舍予（感谢）

原创首发：慢慢游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