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明判集》残卷——《判词经典》之十
敦煌《文明判集》残卷
——《判词经典》之十
值得说说的唐代判词，还有文明判与开元判。这两种判集都是残卷，上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为什么这些判词残卷流落到了巴黎？这就要从两个甲子之前那段屈辱而心碎的往事说起。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
庚子（1900年）孟夏的敦煌莫高窟，风沙蔽日，一片残破。来自湖北麻城的道士王圆箓云游至此，立下了为佛窟募化补修的志愿。据《大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记载，6月22日那天，当他疏通千佛洞三层窟中流沙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考古证据表明，此洞之封闭，当在1035年西夏侵占西陲前夕。因为洞中经卷画幅“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战乱平定之后，逃难的和尚们不曾回来，于是这一洞的珍宝便封闭了将近千年。
王道士像（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报到官府，官员看到洞中并无真金白银，便没了兴趣。当年的甘肃学台叶昌炽，倒曾建议藩台衙门将古物运至省垣保存，无奈难以筹得巨额运费，最终由甘肃省府下了一道就地封存的命令，并着王道士妥善保管。但是，零星外传的写经画像泄露了天机，一些西方探险家好似闻到了腥味儿，陆续前来探险。趁着清政府内忧外患、无暇顾及之机，一场明目张胆的掠夺在敦煌展开。
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探险家是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他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挖掘，其间于1907年5月来到敦煌。他自称：“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着去被发现的念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重返千佛洞。”王道士虽然恪尽职守，但也“无知而粗心”，最终没有架住斯坦因的欺骗利诱，被他掠走1万多卷经书写本、500多幅绘画、230多捆手稿。文物之巨，以至于不能用车辆载运。斯坦因后来写了一部《西域考古图记》，又在伦敦皇家地理学院作了一场报告，立刻震撼了整个欧洲学界。敦煌藏经洞从此名藻天下，形形色色的探险家亦纷至沓来。
斯坦因像（沙武田编著《敦煌藏经洞史话》）
紧随其后的是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相较于斯坦因，伯希和更具冒险精神，他的传记作者菲利普·弗朗德兰说：“伯希和不仅是学者、强盗，还是军人、政客、旅行家、赌徒、特务和殖民者。”而精通汉学并粗通蒙古文和藏文，更成为他的天然优势，所以，他的收获丝毫不亚于捷足先登的斯坦因。同样通过贿赂王道士，他带走了三千册汉文、印度文、藏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写本和手卷，以及数量可观的木版画、彩幡、白画、彩绘、雕塑等。这些无价之宝分别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集美博物馆和卢浮宫等地。《文明判集》与《开元判集》残卷，正是由此外流到了巴黎。
《文明判集》尚存完整判词十九道，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编号为Pel.chin.3813，Pel就是Pelliot（伯希和）的缩写。为什么称作文明判？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称，此组判词写作上限为唐高宗永徽四年，下限为唐玄宗开元初年，又据其中“宋里仁判”有“方今文明御历”之语，遂断此组判词出自唐睿宗文明年间，因以《文明判集》名之。《开元判集》的编号为Pel.chin.2593，尚存较完整判词三道。刘俊文考证，其中“月酬不与、朝详暮歌判”提到的“司录”，系开元元年才出现的官职名，据此“可知此卷所载判集当是开元元年以后之作。从残卷书风及判文内容、风格判断，亦当作于开元之时。”
胡适曾说：“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西人彼得·霍普科克更是认为：“伯希和不单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此言真的不虚。在《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有一张烛光下一个人蹲在藏经洞翻检经卷的照片，这个人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连续工作了三个星期，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把所有经卷都过目一遍。姜亮夫在《敦煌学概论》一书中说：“我对他很讨厌，又佩服他。”讨厌就不用说了，佩服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眼力。我从他挑选出来的这两组判词残卷，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伯希和像（弗朗德兰著、一梧译《伯希和传》）
比较而言，开元判篇目较少，质量也略逊于文明判。著名敦煌学家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曾指出，此件所载判文体例类似《龙筋凤髓判》。但开元判也有独到之处，“双关判”就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体。所谓“双关判”，是指在将两个毫不相关的案件揉入一道判词。“月酬不与、朝详暮歌判”就是如此，制判事实为：“奉判：得隰州刺史王乙妻育子，令坊正雇妳母，月酬一缣。经百日卒，不与缣。又，冯甲朝详暮歌，自云服毕仰事。”判词曰：
王乙门传钟鼎，地列子男。化偃百城，风高千里。妖妻舞雪，翠郁望山之眉；诞育仙娥，庆苻悬帚之兆。雇兹妳母，石席明言，酬给缣庸，脂膏乳哺。辍深恩于襁褓，未变庭兰；碎瓦砾于掌中，俄归蒿里。不酬妳母之值，诚是无知；既论孩子之亡，嗟乎抚育。司录论举，情状可知。足请酬还，勿令喧讼。
又，父母之丧，三年服制；孝子之志，万古增悲。朝详暮歌，是亵于礼。以哭止乐，斯慰所怀。诉词既款服终，言讼请依科断。
我们重点欣赏《文明判集》中的三道判词，以感受这些判词残卷的风采。第一道判词见于《文明判集》残卷第87行至第100行，本无标题，姑称之为“孝妇梦合判”。前半以“奉判”开头引出制判事实，后半则是判词本文。
奉判：妇女阿刘，早失夫婿，心求守志，情愿事姑。夫亡数年，遂生一子，款与亡夫梦合，因即有娠。姑乃养以为孙，更无他虑。其兄将为耻辱，随即私适张衡。已付娉财，克时成纳。其妹确乎之志，贞固不移。兄遂以女代姑，赴时成礼。未知合为婚不？刘请为孝妇，其理如何？
阿刘夙钟深舋，早丧所天。夫亡愿毕旧姑，不移贞节。兄乃多其永志，私适张衡。然刘固此一心，无心再醮。直置夫亡守志，松筠之契已深；复兹兄嫁不从，金石之情弥固。论情虽可嘉尚，语状颇欲生疑。孀居遂诞一男，在俗谁不致惑？款与亡夫梦合，梦合未可依凭。即执确有奸非，奸非又无的状。但其罪难滥，狱贵真情。必须妙尽根源，不可轻为与夺。欲求孝道，理恐难从。其兄识性庸愚，未闲礼法。妹适张衡为妇，衡乃克日成婚。参差以女代姑，因此便为伉俪。昔时兄党，今作妇翁；旧日妹夫，翻成女婿。颠倒昭穆，移易尊卑。据法法不可容，论情情实难恕。必是两和听政，据法自可无辜；若也妄冒成婚，科罪仍须政法。两家事状，未甚分明，宜更下推，待到量断。
这道判词，虽说仍属骈判范畴，但与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相比，全无藻饰堆垛，句句切中案情。与白居易的《甲乙判》的古奥相比，也更直白易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字里行间洋溢的那种亲和之情和仁厚之心。在本案，妇女阿刘“早失夫婿，心求守志，情愿事姑”。虽然“情可嘉尚”，但“夫亡数年，遂生一子”，却极不正常，“在俗谁不致惑？”尽管阿刘声称是“与亡夫梦合，因即有娠”，但法官却能感知，“语状颇欲生疑”。“款与亡夫梦合，梦合未可依凭。即执确有奸非，奸非又无的状。”这一对顶针句法，也充分道出了法官的心知肚明。可贵的是，法官以仁厚之心待人，决计不再深究。因为他坚信：“其罪难滥，狱贵真情。必须妙尽根源，不可轻为与夺。”
对于阿刘的哥哥，也是如此对待。其兄因此事感到耻辱，就将妹妹阿刘私自许配给了张衡，谁知阿刘“固此一心，无心再醮”，情急之下，其兄就将自己的女儿取代了姑姑，欲使其与张衡结为伉俪。这一荒唐举动自然受到法官批评：“识性庸愚，未闲礼法”，说得非常严肃；“昔时兄党，今作妇翁；旧日妹夫，翻成女婿”，话里又透着戏谑。总而言之，此等“颠倒昭穆，移易尊卑”的行为，必定是“据法法不可容，论情情实难恕”。然而，最终的裁判结果却并非简单从事，冰冷司法，而是据情处置——如果是“两和听政，据法自可无辜”；倘若是“妄冒成婚，科罪仍须政法”。鉴于“两家事状，未甚分明”，因此就作出一个中间判决。“宜更下推，待到量断”，也就是待事实查明，再据情定夺。
第二道判词是“井崩致死判”，见于《文明判集》残卷第29行至第38行。制判事实为：“石崇殷富，原宪家贫。崇乃用钱百文，雇宪涛井。井崩压宪致死，崇乃不告官司，惧惶之间，遂弃宪尸于青门外。武候巡检，捉得崇送官司，请断。”判词曰：
原宪家涂窘迫，特异常伦，饮啄无数粒之资，栖息乏一枝之分。遂乃佣身取给，肆力求资。两自相贪，遂令涛井。面欣断当，心悦交关，入井求钱，明非抑谦。宪乃井崩被压，因而致殂。死状虽关崇言，命丧实堪伤痛。自可告诸邻里，请以官司，具彼雇由，申兹死状。岂得弃尸荒野，致犯汤罗？眷彼无情，理难逃责。遂使恂恂朽质，望坟垅而无依；眇眇孤魂，仰灵榇其何托。武候职当巡察，志在奉公。执崇虽复送官，仍恐未穷由绪。直云压死，死状谁明？空道弃尸，尸仍未检。检尸必无他损，推压复有根由。状实方可科辜，事疑无容断罪。宜勘问得实，待实量科。
这个案件，说的是家境殷实的石崇，雇佣家贫如洗的原宪为他掏井。不幸发生井崩，原宪被压致死。如果石崇及时告官，定能得到妥善处理，可是石崇惧惶之间竟将原宪弃尸于青门之外，正被巡检的武候捉个正着。法官所作的判词，依情依理，情理相融。先是以“饮啄无数粒之资，栖息乏一枝之分”“恂恂朽质，望坟垅而无依；眇眇孤魂，仰灵榇其何托”这样颇具文学色彩的骈句，表达对于死者原宪的同情与哀矜；继而以“自可告诸邻里”，“岂可弃尸荒野”，直言石崇的行为实属“无情”，“理难逃责”。更可称道的，是“状实方可科辜，事疑无容断罪”的裁判理念，以及超强的证据意识。判词指出：虽然石崇供称是井崩致死，但也不能轻信他的一面之词。“直云压死，死状谁明？空道弃尸，尸仍未检”。因此，“宜勘问得实，待实量科”。只有“检尸必无他损”，所谓井崩导致的推压才会具有“根由”。
《文明判集》各判，不仅法律味儿十足，写作手法亦很讲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见于第135行至第145行的“取桡致殂判”。制判事实为：“奉判：郭泰、李膺，同船共济，但遭风浪，遂被覆舟。共得一桡，且孚且竞。膺为力弱，泰乃力强，推膺取桡，遂蒙至岸。膺失桡势，因而致殂。其妻阿宋，喧讼公庭，云其夫亡，乃由郭泰。泰供推膺取桡是实。”判词曰：
郭泰、李膺，同为利涉，杨帆鼓枻，庶免倾危。岂谓巨浪惊天，奔涛浴日。遂乃遇斯舟覆，共被漂沦。同得一桡，俱望济己。且孚且竞，皆为性命之忧；一弱一强，俄致死生之隔。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悴彼沉魂，仰同穴而无期。遂乃喧诉公庭，心仇郭泰。
披寻状迹，清浊自分。狱贵平反，无容滥罚。且膺死元由落水，落水本为覆舟。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之咎。各有竞桡之意，俱无相让之心。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俱缘身命，咸是不轻。辄欲科辜，恐伤猛浪。宋无反坐，泰亦无辜。并各下知，勿令喧扰。
这道判词，可谓有画面、有温度、有是非。所谓有画面，是充分运用文学描写的手法，尽力还原覆舟事故现场，举凡“巨浪惊天，奔涛浴日”“遇斯舟覆，共被漂沦”“同得一桡，俱望济己”，都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这样写也不是无谓的渲染，而是为了“披寻状迹，清浊自分”。所谓有温度，既是对生命的敬重：“俱缘身命，咸是不轻”；亦是对生者的抚慰：“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悴彼沉魂，仰同穴而无期”。无疑能使裁判的接受度大大提升。但是，有温度并不代表无是非，“膺死元由落水，落水本为覆舟。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之咎。各有竞桡之意，俱无相让之心。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一连串的顶针句，步步逼近根由。死者为大，但也不能“辄欲科辜”，否则就会“恐伤猛浪”。“宋无反坐，泰亦无辜”，这样的判决结果，不仅是非分明，也充分照顾了双方的情感。
斯坦因、伯希和能够轻而易举地掠走那么多无价之宝，固然有官府不作为的责任，同时也“得益”于国民的麻木与无知。因为，“任何人都不怀疑，这些故纸堆不会有什么价值。”赏读《文明判集》，我们会一则耻辱，二则惋惜，三则深思。经典需要创造，更需要传承与珍惜。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