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十一中学生研究陶仓楼 焦作工作刊发其研究成果

近期，在对焦作汉代陶仓楼进行系统调研之后，焦作十一中学生孙正晨撰写的《京畿后苑  帝国重镇——焦作汉代山阳城再发现》一文在中共焦作市委主办的内部刊物《焦作工作》上刊发。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研究成果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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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后苑  帝国重镇

——焦作汉代山阳城再发现

孙洪良  孙正晨

山南水北曰阳。焦作山阳城位于太行山南麓,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县十八：……山阳，东太行在西北。”清乾隆《怀庆府志》载，北齐废山阳县，归修武县辖制。山阳城作为县治约七百年，其后由于中央政权远迁，人口锐减，日渐荒废。唐代时，山阳城已“遗趾数雉”，只留下刘禹锡“四百之运，终于此墟”的千古嗟叹。再后，山阳城逐渐淡出世人视野，鲜有人问津。

然而历史总是遮不住的。近年来，随着文物考古的深入和文献资料的发现，京畿后苑、帝国重镇、绝世繁华……汉代山阳城逐渐露出真容。

仓楼如云

近年来，山阳城周边相继出土了数百计的汉代陶仓楼。陶仓楼是由陶仓、陶楼组合而成的一种随葬建筑明器。明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实物模型。秦汉时期陶制明器盛行，陶仓比较常见，陶楼也时有出土，但陶仓楼却极罕见，“而焦作陶仓楼则将粮仓与楼房相结合，这是耐人寻味的创造。”焦作陶仓楼具有数量多、类型全、体量大、构造精巧等特征，呈现出以山阳城为中心，向周边扩散辐射的分布状。岁月是把无情刀，由于自然灾害、人为损坏，秦汉建筑早已踪迹难觅。作为汉代建筑三维模型，焦作陶仓楼使独创性的山阳仓楼建筑形制重见天日，再现了汉代“复道行空，不霁何虹？”“跨城池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的楼阁奇观，再现了汉代贵姓之家“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相连，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殚言”鼎盛辉煌。在缺乏现代机械、建筑材料的的汉代，山阳城出现如此众多气贯云霄、建筑精美的仓楼，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凸显了汉代山阳城人高超的建筑智慧。

京畿后苑

作为民用建筑，仓楼绝非普通殷实之家所能为。没有繁荣的庄园经济，兴建仓楼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一座仓楼，就是一座封建庄园。仓楼如云，是汉代山阳城豪强庄园林立的历史见证。《焦作陶仓楼》一书，反映庄园门前鸡犬闲卧，农奴背粮交租，主人登楼远眺等场景的陶仓楼照片多达19幅，数量之多，全国无二，足见汉代山阳城庄园经济之发达。众所周知，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豪强势力强大，强占土地，广建庄园，蔚然成风。与洛阳隔河相望的山阳城，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地膏腴，水源充沛，自古农业发达，加之青山绿水，飞泉流瀑，古木修竹，珍禽奇兽，膏腴完富，堪称京城的后花园，自然成为豪强纷至，兼并土地，争建庄园苑囿，纵情享乐的首选地区。汉王朝曾多次派强悍酷吏对河内豪强进行打击。《史记·酷吏列传》：义纵“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王温舒“迁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这也说明了汉代焦作地区豪强实力之强，再现了山阳城庄园相望、园囿相连的盛世景象。

帝国重镇

文物是历史的实证。2016年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发现了汉代路县城址。该城北墙基址长约606米，东墙基址长约589米，南墙基址长约575米，西墙基址长约555米，四面城墙基址基本可以闭合，城基周长2325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古城址规模不小，在中原区域也属于比较大的县城了。”与路县故城深埋地下不同，山阳城目前仍存城垣4400多米，依北城墙1850米，东城墙1350米，西城墙1000米，南城墙残存200米推算，山阳城城基长度约6050米，在汉代县城中绝对是罕见的大个头。北宋东京是150万人口国际都市，外城高12.28米，宽18.4米。西安明城墙举世闻名，底宽16-18米，顶宽12-14米，高12米。南京明城墙高12米，宽10-18米。与这些古都名城相比，山阳城的宽厚高大，底气十足，当仁不让。山阳城与新焦公路相交的西城墙底宽45.1米，顶宽44.5米，高约3.6米。其宽度分别是上述名城数倍。文物勘查发现，山阳城城基在地下四五米深处，宽约58-60米，比东汉都城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河南县城垣基础还宽一倍多。地下深度与现存地面高度相加，汉代山阳城高度最少在7-9米。考虑到2000年风侵雨蚀、人为损坏，鼎盛时期的山阳城高度应在10米之上。建筑是无言的历史。汉代山阳城与京城洛阳隔河相望，近在咫尺，若非帝国重镇，兴建如此大规模的城池是不可思议的。

精英荟萃

楚汉相争，汉高祖“驰宿修武”，“飨军小修武南”。创业之初，光武帝派重臣寇恂镇守河内郡，以拒洛阳。寇恂调糇粮、治器械以供军；军虽远征，未尝乏绝。光武帝数次巡狩河内陆区。曹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都山阳浊鹿城。身为山阳公，却不得居山阳城，足见刘协名为公爵，实为囚徒，当时必有曹魏信臣辖制山阳。山阳城西之温县，是魏国重臣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故里。魏晋之交，曹魏在此既要防范山阳公死灰复燃，又要与司马氏在此激烈较量。当时，阮籍、嵇康为首的 “竹林七贤”在山阳城周边，起坐弹鸣琴，长啸复低吟，从者云集。司马氏重臣钟会数邀嵇康出仕，嵇康不为所动，终为司马氏所杀。向秀《思旧赋》云：“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有学者考证，“嵇康'居山阳二十年’之旧居，就在山阳城边上，即现在的焦作市山阳区新城办事处墙南村”，从修武待王驿，经山阳城南门、恩村驿、武陟宁郭驿的官道旁。

工业发达

汉代山阳城工业经济一时无两。一是冶铁业发达。太行山富含铁矿。《汉书·地理志》：“怀，有工官。”怀，是汉代河内郡治所在，距山阳城约30公里。出土500多套铁器叠铸陶范的温县汉代冶铸遗址，距山阳城也不过60公里。叠铸技术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山阳城工业的发展繁荣。《汉书·成帝本纪》：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设有铁官，说明山阳冶铁业之重要。铁官聚众起事，横扫郡国，足见山阳从业者之多，冶铁业发达。汉代盐铁官营，盐铁业发达，经济富庶可知。《晋书》：居山阳二十余年的嵇康“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说明当时山阳冶铁业、锻造加工业已经官民兼营。二是制陶业兴盛。数百计的陶仓楼和数量更为庞大的其它汉代陶器，是汉代山阳城制陶业发达的铁证。而焦作陶仓楼组合式构造，充分反映了汉代山阳城制陶业模块化、规模化、精致化、个性化特点，再现了汉代山阳城制陶业的辉煌。唐宋时期“世立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口”的中国北方瓷城当阳峪，距离山阳城只有六公里，且有水运相连。如果说，汉代长达三百多年陶仓楼制作史，为当阳峪陶瓷繁荣做了重要文化铺垫和人才积淀，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人口繁盛

《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城均八千八百八十户，户均五口多。《后汉书·孝献帝纪》：“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可见汉末，山阳城也不少于一万户。以户五口计，人口也在五万以上。况且山阳公所邑的一万户应为自由农，并不含富可敌国的庄园豪强。《后汉书·仲长统传》：“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鉴于汉代豪强庄园存在大量不在户籍的依附人口，东汉末年山阳城人口应远超五万。东汉中期山阳城鼎盛时，其人口繁盛，更远胜于汉魏之交；繁密程度，远胜周边城邑。近年来，山阳城五大墓群发掘汉墓千余座，其它时期古墓寥寥，这同样说明汉代山阳城人口空前繁盛。《后汉书·邓寇列传》：“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全，仓廪实”。《后汉书·冯岑贾列传》：“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河内完富”。山阳城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物产富饶。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山阳城尽享王畿之利；凭山河之固，罕有兵戈之灾；交通便捷，但并不处兵家必争要道，因而得以独享数百年安宁，吸纳人口源源不断涌入。

厚葬盛行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帝王倾国力造陵寝，引领了民间厚葬热情。汉武帝治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冠西汉诸陵。汉废帝、海昏侯刘贺之墓，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等珍贵文物一万多件。汉代以孝治国，实行岁举孝廉制度。汉高祖、光武帝外的汉帝庙号均含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为了沽名钓誉，谋取现实利益，一些人“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与公卿王侯动辄以百千万计的珍贵实物随葬不同，山阳城周边汉墓随葬，以陶仓楼为代表、以现实生活为特点的陶制明器为主。原因有二，一是仓楼建筑象征了财富与地位，对山阳民众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二是制陶业发达，陶制明器制作呈现出规模化、模块化特点，为财力不一的山阳民众，满足冥界富贵尊荣的需要，提供了便捷保障。焦作地区魏晋古墓葬中也发现有简式、模拟式陶仓楼。这是汉代厚葬习俗的余音。

文化激荡

一是汉儒与孔孟儒学之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孔孟经典儒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比如，汉代儒家主张“事死如事生”，提倡厚葬久葬。这与孔孟提倡礼葬的思想迥异。孔孟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父母，能竭其力”“丧，与其易也，宁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强调对逝者要始终保持虔敬感恩之心。但汉儒把本应发自本心、初心的道德情感，外化为丧仪繁复、随葬多寡的物化标准，其结果必然是驱使人舍本逐末、弃内求外、舍真逐伪。对此种思潮，成书西汉的《孝经》予以反制，强调：“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二是魏晋玄学在山阳兴起。汉儒倡导厚葬重孝，司马氏倡导繁琐的名教，都是为了确立政权正当性，维护其统治。然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的山阳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玄学悄然兴起，这是对司马氏虚伪名教的一种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在某种意义上，魏晋玄学与经典儒学一样，都是本之于初心的学说，两者殊途同归。

山阳城是现代焦作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标志，是焦作城区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我们有责任拂去历史浮尘，重新发现和认识山阳城，博采众长，科学规划，攻坚克难，以建设山阳城文化旅游园区为突破口，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推动城区旅游、城市建设大提升，实现焦作经济社会新跨越新发展，助力焦作早日跻身全省第一方阵。（作者单位：焦作市文明办 焦作十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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