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南部县升钟、保城地区数千名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撼全川的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被害群众多达400余人。
轰轰烈烈的升保起义，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印痕，值得后人永久记取。但在升钟镇，这片血染山岗的地方，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仿佛只是“让人期待的画面”。
2014年11月25日，南充市老促委，南部县县委、县政府，县老促会，县委办，县民政局，县文广局等有关部门通过精心筹备，南部县升保起义纪念碑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南部县升钟镇坝头村隆重举行。从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奠基自然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规划甚多，有如下描述：升保起义纪念碑是纪念园建设的一期工程，选址桥坝头村，占地7亩，预计年底建设完工，纪念馆、雕塑、广场、停车场等项目将按总体规划分期推进。2020年8月，我们实地所看到的，是升保起义纪念碑的主体部分刚刚落成，工程的相关负责人还在现场要求下属“找人将浮雕打磨得再精致一点”。而“红军广场”仍处于平整场地的“进行时态”，刚下过雨的地面泥泞稀滑，还未来得及栽花种草。广场侧边的“升保起义陈列室”已完成基本布展，但里面的展品还缺乏具体介绍，文字说明显得过于简单。听说此陈列室的筹建，带有鲜明的“民间气质”，当地群众十分支持，收藏着一些相关文物和用具的村民，主动捐献，不计报酬。为升钟老百姓行为点赞的同时，“民间”二字，始终萦绕不去。陈列室的地上散落着浮尘，工人的器具随意摆放在陈列室一角，有种“工程不知何时结束”的错觉。相关负责人苦笑着说，从六年前奠基仪式举行，“此后因种种原因，工程无实际进展”，一直到2019年5月，又开始复工搞建设，中间五年时间，成为一段尴尬的留白。工程时而停，停而复，在项目资金短缺的背后，折射出的，也许是耐人回味的现实。位于镇上的“升钟寺起义纪念室”，可谓别有洞天，穿过一个老式单元楼的大门，豁然四方院落，院子最里面，便是土墙瓦顶的纪念室。和“纪念碑”的处境相似，因为经费原因，纪念室需要修缮的地方，都只是简单地撑之以木棍。它仿佛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死死撑着自己虚弱的身体，得不到良好照顾，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岁月折损。张友名烈士出生并战斗的张家嘴村，当地老百姓称为“红军村”，村上有“红军村”牌坊、张友民故居、张友民开展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升钟寺起义旧址、隐藏红军的红军洞，红军验校枪炮的龙水潭等红色遗址。但这些遗址，所配备的文字都近乎粗疏简陋，要靠当地居民的“口述历史”，才能复原当时记忆。这就让人有几分困惑了，如果游客自发循迹而来，探访升保起义的种种遗址，他能否从过分简单的标牌中，自行“脑补”有效信息？升钟当地的老百姓十分淳朴，他们皱纹满布的脸上绽开微笑的花，非常乐意“讲讲烈士的故事”。如果等到他们更老一些，或者寿终正寝，“红军村”的年轻人，还能将红色文化继承、发扬并传播开来吗？文化若失去了有效传递，就宛若一潭死水，难以找寻不倦的生命力。张家嘴中，张友民开展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即村口私塾——张友民儿时念书的地方，竟也是通过“群众自发”来加以保护。当时适逢新春佳节，村里人聚在一起吃团年饭，有人提出要集资保护红色遗址，修缮私塾。村民们激情甚高，纷纷慷慨解囊，在外地创业的村民张加鹏，捐助了2.5万元，村民一共捐资了10余万元，悉数用来维护这个重要的革命遗迹。在升钟场镇，上了岁数的人都能说起“家里老辈子讲过，那年升保起义，真是不得了”，人们讲起旧事来，依然会眼神灼灼面孔发亮，可这形成的“民间立场”，仿佛令“官方声音”显得几分沉默而喑哑。2019年，一个叫王新的人，他脑海里升腾起一个“拍摄红色纪录片《升保起义》”的想法，并最终落到实处。王新也属于“民间力量”，他是南部县玉镇乡正觉寺村人，多年前外出打拼，后来在浙江昆山创办了一家文化公司，后来回到家乡，在南部县城创办分公司，致力于家乡文化事业建设。他说因为家乡毗邻升钟，儿时便对升保起义有所知闻，“能拍摄反映这段历史的纪录片，也算是对家乡的一点心意。”来自民间的种种努力，都想将升钟的红色文化更往前推进一步，但囿于个人力量有限，而且各自发力，缺乏整体规划，起效并非显著。如果诸如升保起义这种红色文化，没有被后代所铭记，反而慢慢遗忘，该是怎样一种触目惊心的“背叛”？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财富，也是开发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我国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底蕴深厚。红色文化根据存在形态可分为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物质形态是指承载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外在形式，如烈士墓、重大会议旧址、红军标语；精神形态是红色文化中的精髓、隐形内容，如爱国主义精神、红军长征精神。只有提高民众对于红色文化的重视程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与传承红色文化资源的行动中来，保护红色文化资源才能变得更加容易，更有成效。长久以来，我们看到的现实与理想并不对等，因相关部门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工作监管不力，使得一些年久失修的红色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从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比如部分革命遗迹，由于相关部门缺乏保护措施再加上自然及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让不少革命遗迹遭到了严重破坏。或者对红色文化资源所处的特定环境保护不到位，对革命遗迹的周围环境保护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得一些革命遗迹的原生环境逐渐毁损。再则相关部门在对红色遗迹进行保护时存在修缮过度的情况，也导致了红色文化遗迹的原有历史风貌遭到破坏，抹去了遗迹的历史感。具体于升钟而言，当地相关部门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做得并不充足，对于革命遗迹的重视程度和维修力度，都不充分。有意思的是，与南部相邻的剑阁县，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将“升保起义”当作“剑阁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中共剑阁县委在双桥村烈士陵园修建了“升钟起义剑阁死难烈士纪念碑”，同时决定将这里建成县级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后来广元市相关部门也将这里确定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谈及此话题，升钟的“原住民”难免有几分尴尬，因为剑阁的“后来居上”，“抢先”给升钟起义的烈士们筑碑，一代代传承子孙，莫忘先烈。作为升保起义的重要一员、烈士张友民的墓碑，最后在哪里找到的呢？一直到2016年，张友名的孙子，才知道爷爷是埋葬在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
位于通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享有盛誉。百度百科词条描述如下：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原名王坪红军烈士墓，坐落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烈士纪念性建筑物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最早的大型红军烈士陵园，全国唯一红军为战友修建的陵园。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省通江县两河口乡入川，以巴中为中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撤离巴中北上。1933年底，红四方面军为反对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由鹦歌嘴迁于沙溪镇王坪村。总医院担任收治前后方伤病员的任务，最多时高达数千余人。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成千上万的红军伤病员因伤势过重，且处于缺医少药的恶劣情况下，在医院不幸光荣牺牲。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在王坪修建烈士陵园，由当时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墓碑并题写碑文，陵园内安埋有7800余名红军烈士，其中团职以上将领40人，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自己战友修建的陵园。198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红军烈士墓更名为“王坪烈士陵园”，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民政部批准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并列为全国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11年10月，巴中市按照上级修缮 “庄严、肃穆、安静”的烈士陵园和建设“现代、文明、优美”的王坪新村的要求，通江县集全县之智，举全县之力，开始全面修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和建设王坪新村，全县干部群众发扬“智勇坚定，排难创新，艰苦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仅用了7个月时间完成了烈士陵园的修缮和王坪新村建设，并按照国家民政部的要求，将散葬在全县20个乡镇的50处散葬烈士墓17225名红军烈士迁葬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至此该陵园共安埋红军烈士25048名。什么叫“集全县之智，举全县之力”？从当时参与烈士陵园修缮的干部之中，随手一拈，便可见一斑。2011年8月，陵园扩建工程即将开工，鉴于时间极为紧迫，任务极为繁重，必须要有一名压得住阵脚的干部坐镇。县委选中了马良省，把他从涪阳镇平调到沙溪镇担任党委书记，还给他挂了一个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可谓临危授命。众所周知，这项省、市、县极为重视的工程，终端还是要靠镇上来落实。通江全县共有20多个乡镇有红军烈士的散墓需要迁移，马良省所在的沙溪镇是散墓数量最多的，涉及20个村子，有4228座，8712名烈士。近7个月的时间里，马良省在工地摸爬滚打，同时还要忙着搬迁。他来上任的时候，体重129斤，7个月后，只剩下112斤，瘦了整整17斤，人都瘦得脱了形。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主要景点，有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铁血丹心”广场、千秋大道、烈士陵园牌坊等。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是仿川东北民居建筑风格，建于2011年8月，占地面积40000余平方米，是重要的红军文化传播基地和廉政教育平台。馆内用8个展厅按照“辉煌征程、战地血花、忠魂千秋、丰碑永存、将星璀璨”5个单元进行陈列，表达了《英烈忠魂》主题；按照“红色序章—红色战地—红军丰碑—红色追忆—红色永续”红军文化脉线，展示“川陕苏区首府、悲壮红色通江”宣传主题，再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历史贡献。往昔岁月里，通江人是怎样对待烈士陵园的呢？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王坪群众为保护烈士陵园殚精竭虑。红军长征离开之后，地主还乡团回来了，当地群众为了保护红军烈士陵园，在一个冬夜，趁着夜色将墓碑埋藏在冬水田里。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战士重回王坪缅怀战友，得知红军墓前还有一块墓碑，当地群众又把墓碑从水田里找出来。地主还乡团当时还要求铲除王坪村四周山上的红军标语，当地群众则借着山高林密，用泥土和草将这些标语掩盖，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当年鼓舞群众和红军士气的标语终于重见天日。如今，一字划里可卧一人的石刻标语“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等，远在十多里之外都可清晰可见，熠熠生辉，很好地传承着红色文化。岁月无声流淌，八十多年过去了，至今通江还保留着一种习俗，人们过春节吃团年饭前须到红军墓前祭拜。因为当年巴中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红军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对于通江人民而言，叩访红军烈士陵园，就像去“拜侯”他们真心尊重的长辈，陵园中那一块块洁白的永远不倒的丰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俯瞰巴山大地，给予人灵魂的震撼，思想的洗礼，以及，水乳相融的军民情深。真正能植根人心的红色文化，它需要从政府到个人，全方位多角度的认真重视，缺少哪一环，都难以达到文化如春雨的浸润，甘霖滋养大地。
红色文化资源弥足珍贵，可它们大多分布在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因为自然环境恶劣、设施条件落后、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密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存在着很多现实困难，从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以升保起义发生的“核心区域”升钟为例，应当建立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加大对红色文化历史和精神价值的挖掘研究与提炼，提升红色文化的精神品质与内涵。当然，极为重要的，是要加强政策与资金支持，重点实施一批红色文化保护建设项目。加大对红色文化遗址遗迹修缮保护与革命纪念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重要纪念设施的保护等级，加强修缮建设，提升展陈管理水平。结合全面小康建设与乡村振兴，加大红色文化重点保护区建设、产业扶贫开发、生态建设的对口支持力度，重点支持规划打造与升钟起义密切相关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与精品景区，尽快把红色旅游培养成当地主导产业，使红色旅游成为扶贫开发的重要力量。所谓“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活动。红色旅游的概念，是在2004年年底时正式提出的、以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历史纪念地为资源的旅游。它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既可以观光赏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丰富优质的旅游资源，将构成发展红色旅游的强大物质基础，正在成为人们参观游览的热点，将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升钟镇是充分具备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的先天条件，此地植被茂密，花草繁盛，毗邻全国闻名的旅游名胜地升钟湖。在过往的岁月里，当地老百姓为革命作出过巨大奉献和牺牲，以“红军村”——张家嘴村为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反扑，点火烧屋，对张友民家人赶尽杀绝，火势蔓延，村庄200多间房屋都被烈火吞噬，村民损失惨重。在战争年代，烈士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一切地去争取胜利，如今还因城乡发展不平衡，生活并不富裕，又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发展产业，念及此岂非令人扼腕？“红色旅游”便是可让村庄焕发生机与动力的“活水”，潺潺流淌，不绝不断。
遵义在全方位发展红色旅游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这是一座有着丰富红色历史文化的城市，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和遵义会议的召开，留下了让贵州人民倍感骄傲、倍感自豪的文化印记。红军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遗址。有人说，贵州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记就是有“一栋楼”，这特指遵义会议会址。但是，如果把遵义会议看成是一个系列，那留下的就不仅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具体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址。红军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战斗遗址。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不仅是解决了认识问题，而且还解决了行动问题。因为有了黎平会议，中央红军才会向黔北进军；因为有了猴场会议，才会有强渡乌江战斗；因为有了遵义会议等之后的系列会议，才会有了一渡赤水、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行动，有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四渡赤水的胜利。这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在遵义，毛泽东同志为世人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等文学遗产。因为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地位得到肯定和巩固。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不仅书写了华美的军事乐章，也留下了不朽词作，展现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辉煌画卷。因此，遵义会议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以及与这些会址相匹配的一系列重要战斗遗址和文学艺术作品，它们共同构成了今天遵义会议纪念体系的一个总体框架，这是属于贵州更属于全党、全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遵义是红色文化富集区，有诸多红色文化遗址，但是之前在传承红色文化上也遇到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接待资源不足，限制红色培训发展；红色资源发掘不足，影响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制约经济发展三个方面。为走出困境实现红色文化更好推动经济发展，这些年遵义是下了大力气苦功夫的。通过梳理和挖掘，遵义全市拥有革命遗址五百余处，近年来，遵义积极推进国际著名红色旅游城市建设，重点打造遵义会议、娄山大捷、四渡赤水、突破乌江等品牌项目。已评定为国家4A级的红色旅游景区有：遵义会议会址景区、娄山关景区、四渡赤水纪念馆景区、习水土城古镇景区等。同时，依托红色资源，遵义大力发展红色教育培训和红色研学旅行。打造的优秀红色文化旅游剧目《伟大转折》、上映的电影《天渠》等深受广大观众和游客欢迎。近年来，长征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青睐，如何打造有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和品牌，整合各地长征文化旅游资源，实现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关注度很高的课题。赣州、遵义、延安三地是革命老区，分别是当年红军长征的出发地、转折地和落脚地。为整合优势资源，实现区域联动发展，赣州、遵义、延安三个红色革命城市签订战略合作框架，经过三地市委政府和航空部门的积极努力，遵义往返赣州、遵义往返延安的航班均已开通。为鼓励旅行社组织更多的团队游客踏上长征红色旅游路线，遵义还与赣州、延安三市共同制定出台了长征红色旅游专列、包机等奖励政策，联合策划推广了数条为不同群体量身打造的跨区域红色旅游线路，致力于推动长征文化旅游发展。通过区域有效联动与深入合作，遵义与赣州、延安得以“串点成线”，三地红色旅游合作前景广阔，对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打造长征文化品牌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遵义与赣州、延安的“连点成片”经验，完全可以为升钟所借鉴。将升钟起义纪念碑、升钟起义陈列馆、升钟寺起义纪念室、红军村、铁炉寺升保起义纪念馆、“德半县苏维埃”遗址与美轮美奂的升钟水库相连，推出适合不同需求的“红+绿旅游线路”，于湖光山色之间，探访革命遗址，接受红色洗礼。遵义的城市改造，增加红色元素仍旧贯穿改造始末。在改造过程中，整合中心区现有红色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以“古城”为核心的文化景观体系，打造历史的“红城”，历史的名城，营造革命圣地氛围，突出名城特色。遵义通过采用立碑，雕塑，旧址标志，道路名人命名，恢复遗址，展示名人诗词墨宝等方法，以典型的革命事件、革命故事等为支撑，让人们恢复对城市的历史记忆。有朝一日，若升钟也能设置醒目的雕塑与旧址标志，打造风格统一的红色文化标志物，相信更能让外地游客，于无声处洞悉此地的“红色密码”，并得以精神的洗礼和升华。
发展红色旅游，要注重讲好红色故事，在细微之处引起情感共鸣，才能在游客内心留下深刻烙印。在江西瑞金的华屋村，十七位华氏子弟参加红军，留下了“十七棵松”的感人故事；井冈山上，一块“雷打石”见证了一支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诞生；保定的狼牙山上，悲壮坚毅的“五壮士”百世流芳。许多著名红色文化遗迹都有红色故事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红色经典。在南部县的升钟镇，人们口口流传着许多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张家嘴村的千年飞蛾树，铭记着张友民妻子警惕放哨的传说；1932年11月，起义群众攻克了升钟寺区公所（现已更名为起义纪念室），收缴敌人武器，焚烧反动账簿，群情亢奋，声震云天。如何深度挖掘红色故事，以真实感人的细节填补历史空白，是当地政府亟待解决的事。如今，红色旅游游客已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更多80后、90后和00后游客加入到红色旅游队伍中，很多父母愿意带着孩子来红色景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教育机构组织青少年进行红色研学旅游活动也在逐年增多。面对年轻消费者，红色旅游产品需要注重加强现场体验感和时代感，激发年轻游客的兴趣，用他们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讲述革命故事，让他们真正理解一段红色历史。但目前，部分红色旅游景点仍存在形式单一、枯燥无味的问题，形式仅仅停留在红色建筑观光和导游讲解层面，已经不能满足当下旅游消费者的新需求。一些红色旅游的“先驱者”做出了有益尝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息技术的应用将视频、影像与静态展品或场景联系起来，生动呈现逼真的主题景观——270度环绕纱幕呈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恶劣自然环境；“窑洞”展项还原了毛主席生活工作过的窑洞，并通过电子透明玻璃幕介绍了毛主席在延安的重要历史时刻。新时代新举措，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开始注重引入互联网、VR、全息投影等新技术，在技术的辅助下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历史事件和场景，让红色历史“活”起来。游客也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获得内心的震撼，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红色资源十分珍贵，如何讲好红色故事，才能不辜负这样的好资源呢？简单说来，是用当代方式创新性地阐释红色历史、表达红色精神，传播红色文化，让国家记忆转换成老百姓的感受，让先烈们的崇高精神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只有这样，普通游客才能真正融入红色经典中去，打造有现代感的红色旅游。在全域旅游发展的趋势下，红色旅游也开始从“观光式”旅游向“体验式”旅游转变。不少红色旅游景区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域文化，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融合成为各地探索实践的重要思路。因此，升钟红色旅游与升钟水库的“联姻”，实为双赢举措，讲好升钟的红色故事，也可尝试与智能技术接轨，切实加强游客的体验效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踏上“红色之旅”。“海外红色旅游”，不仅是一场怀旧之旅，更是一场连接历史与现代的文明之旅。马克思故居位于德国特里尔市，这座古老的城市，拥有2000多年历史，有古罗马遗迹、优质葡萄酒和历史悠久的建筑。对特里尔市居民来说，马克思故居是一本生动的教材、一笔重要的遗产。当时，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特里尔市用心筹划，从5月开始将举办马克思主题展，持续5个半月。《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题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展品。马克思主题展览公司负责人、德国历史学者赖纳·奥茨说，“在策展过程中，我们从全世界搜集了约250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包括只有掌心大小的袖珍版。”“250个不同的版本广为流传，直接反映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德国各地围绕马克思主题制作了很多创意产品和趣味纪念品，为中国游客的“海外红色之旅”增添不少亮色。如特里尔市制作了特别的红绿灯，来纪念马克思。被称为“马克思城”的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推出了“马克思啤酒”。此外，还有印有马克思头像的零欧元纪念纸币，以及马克思衬衫、马克思巧克力等纪念品也开始热销。法国小城蒙塔日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邓小平等一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年轻时曾来此勤工俭学。为此，蒙塔日开辟了一条红色旅游路线“伟大的足迹”，供游客探访当年勤工俭学中国学生走过的路，其被誉为是“载入蒙塔日史册的中国篇章”。俄罗斯作为中国游客“海外红色旅游”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其“红色旅游”项目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俄红场列宁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斯莫尔尼宫等旅游景点，还包括伏尔加河畔的列宁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其中，列宁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是俄罗斯最早面向中国游客发起红色旅游倡议、并推出红色旅游线路的地方。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列宁纪念馆里，陈列着列宁儿童时期的照片，并以大量历史文件、图片和说明，系统翔实地展现了列宁生平及其开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光辉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应该算是正宗的“红色之源”。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制“红色之路”旅游项目，并串连起莫斯科、乌里扬诺夫斯克、喀山、圣彼得堡４座城市。在莫斯科，游客们可以欣赏带有镰刀和锤子标识的苏联时期建筑，在红场瞻仰列宁墓、长明火；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故居、列宁广场等诸多建筑都有革命导师的印迹，列宁纪念馆门口的显示屏还能播放中文讲解词；喀山大学曾是列宁的求学之地，游客们在风景优美的校园徜徉，在列宁就读的法律系教室驻足；在圣彼得堡，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传奇战舰“阿芙乐尔”号停泊在涅瓦河畔，吸引着来自中国和全世界的游客登舰参观。从国外的红色旅游文化看来，要打造精品旅游胜地，首先是须“言之有物”，以事实为基准来进行文化的挖掘；其次是具备创新精神，对红色文化进行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创产品的推出，一定是能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得到消费者真诚由衷的认可。
精品红色旅游，依托于经得起推敲的红色文化，根基要扎实深厚，否则一切免谈。联想到南部这些年来，以极大热情致力于打造升钟湖的“伏羲文化”、八尔湖的“八仙文化”、满福坝也在打造“大禹治水文化”……相关部门依托神话志怪故事，打造旅游景区的文化属性，力求招徕四方游客，反而弃真正的红色文化和三陈文化于一旁，这岂不是一种本末倒置弃帅保车的做法？打好文化这张“牌”，是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带动旅游产业发展，振兴地方经济的有益举措。南部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这方面有所缺失和忽略，前瞻性不足，没有真正将文化资源作为文化品牌建设，更没有对这一文化资源进行转化、翻进和再生，使之与属地旅游活动紧密结合，带动其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百花齐放”，培育出独具魅力的地方文化旅游经济产业，导致这一红色文化资源长时间闲置和浪费，实在令人无奈扼腕。升钟已经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如今却主要依靠着“民间力量”，近乎艰难地向前挪步，缺乏统一规划和构思，自然让人看不出红色文化对于当地的重要意义。如何才能让升保起义不仅仅是一个红色年代的名词？如何挖掘它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熠熠生辉的精神光芒？如何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去夯实文化传播的“轨道”？如何以不断创新的思维，整合当地旅游资源，推出适合不同人群的旅游线路？又该如何将当地红色文化、产业兴盛、乡村振兴、百姓发展等结合起来，带动几方共赢？任重而道远，也许这注定是一个漫长崎岖的过程，不知会在其中遭遇多少坎坷和荆棘。但想想八十多年前的革命者，他们无畏生死，不惧牺牲，用自己的生命，铸成一道丰碑，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是人人都能平等、自由，沐浴民主阳光，过上好日子。这是多么朴素的革命信念，却值得人类前仆后继，一再奋斗。今天，即使摆在我们面前的，也有数不清的困难，可总会走出困惑，找到正确的出口吧？升保起义已经消失于历史尘烟，但那些被历史深深铭记的呐喊和怒吼，统统都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在陈列室泛黄的纸页里，在纪念碑栩栩如生的浮雕上，在千年飞蛾树的一粒粒果实中，在“红军洞”一堵堵石墙上。当然，它更在我们心底，永远震撼作响！
顺着曲折的山路前行，沿路绿意如碧，枝茂叶密，远山郁郁苍苍，炊烟袅袅。南部县升钟镇张家嘴村的村口，庄严树立一块“红军村”的标牌。弃车步行，沿石阶爬到半坡，一棵巍巍大树涌入眼底，已在此扎根千年，光阴如水漫过，日月沉默更迭，它沧桑的眼眸，见识过太多人间的聚散离合，慷慨悲歌。走近千年飞蛾树，如同走近历史的褶皱，在切开的横断面上，至今能见到一抹火红鲜艳的血迹，那是无数烈士和忠魂，为自己的信念而战斗，为更好的明天而牺牲。共和国的历史，不能遗忘他们。浓荫繁茂的飞蛾树附近，散落着几座张家嘴村中先祖的坟墓，其中一个属于张蒲香，这是一位勇敢、机智又心怀大义的女人，她随丈夫张友民一道参加革命，长期担任升钟地下党组织的通讯联络和站岗放哨工作，千年飞蛾树，因所处的地理位置高，隐蔽性好，是张蒲香一个天然的“观察哨”。她去世前嘱托家人，要将自己葬在飞蛾树旁边，即使化为飞烟，也能久久陪伴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守护过的梦想，陪伴“战友”飞蛾树。张蒲香的梦，是穷苦人民能翻身做主人，真正获取人的平等尊严，找到生而为人的价值与意义。可在90多年前的中国，特别是在南部县，这个梦，显得那么奢侈，似乎遥不可及。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中央确定了中国革命走军事割据，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大城市，建立自己革命政权的道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先后组织领导了万源固军坝、涪陵罗云坝和达县虎南坝起义，但均因反动势力太过强大，加之条件不够成熟，准备也不够充分而很快宣告失败。此后，省委经过调查分析，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南部县的升钟保城地区。此地属剑门山脉中段，山岭绵延，峰高林密，道曲路险，地形复杂，易藏难寻，易守难攻。并且地处南部、阆中、苍溪、剑阁、盐亭、梓潼诸县的接合部，与几县县城距离均在100公里左右，反动统治势力特别是武装力量相对较为薄弱，组织起义行动，活动空间较大，有利因素较多。升钟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第29军的防区，当时，29军为了巩固已经占据的南部、阆中等二十六县地盘，伺机向外扩张，便对防区内的人民实施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上行下效，驻防南部的29军4师旅长李炜如在南部设立了二十余种匪夷所思的苛捐杂税，通过各级政权强行征收。有些捐税还堂而皇之征收在时间前面，大搞预征，如“押粮捐”一项，民国二十一年时就预征到了民国三十八年，有的甚至预征到了民国六十七年，农民交不出租，即被关押吊打。面对“苛政猛于虎”，老百姓唯有含泪讽刺“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税赋沉沉如铁石压肩，同时土地兼并现象还十分严重。升钟乡小河村，有310户人家，3376亩地，可三家大地主就占去了2000多亩。地主豪绅们利用手中握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优势，不择手段地对农民实行高利、高租盘剥。放贷实行“跟斗利”、“翻山利”、“月百钱”、“光头利”，地租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导致这一带的普通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若遇青黄不接或天灾歉收之时，沟渠中屡屡可见冻馁之民，无主白骨。十八岁的大姑娘穷得没有裤子穿，为了活下去，父母狠心将五六岁女童送去当童养媳，受尽折磨凌辱，稍有姿色的良家媳妇被地主豪绅强奸霸占……日子像怎么游都游不出的一潭死水，浓黑腥臭，令人窒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们逼得走投无路生不如死时，攒着腔子里最后一丝力气，握住了手中的武器，那武器，也许是锄头、镰刀、木棒，也许仅仅是自己两只铁拳。但是，贫苦农民，已不愿再任由砍刀，削去他们无辜的头颅，自己却发不出一声悲呼。1928年，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同南部籍中共党员马安华、傅小荩、孙肇明、李载浦、李蜀俊等人回到家乡南部县，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革命力量。家住升钟张家嘴村的进步知识青年张友民，成为我党在南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张友民自小聪明好学，从成都团练讲习所毕业后，曾担任南部县团练局长，因支持中共南部县特支领导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党务案运动”，被驻南部的4师旅长李炜如撤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1930年10月，张友民经省参议员陈任民推荐，任南部县公安局局长。张友民表面上是公安局局长，以此身份为掩饰，秘密从事着党的活动。他配合党组织，先后安排了几名党员，打入南部县和升钟区保安团，这些同志善于“表现”，很快得到重用和提拔，结识了一帮“铁哥们”，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刺探情报，在军事上有了内应伏笔。张友民利用升钟区高级小学建校之机，将地下党南部特支组织委员张思俊等四人介绍到该校教书，后又在学校发展了一位本地老师入党。1931年4月，张友民因为“共嫌”被县长撤去了县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回到升钟老家张家嘴村，这便进一步加强了该地区党的力量。根据组织力量、地理位置、农民斗争基础等实际情况，地下党四川省委作出决定，将南部县作为省委农运工作中心县，工作重点又落在南部县的升钟保城地区。1932年初，地下党升钟区委成立，张友民任区委书记，下辖6个支部和1个特支，当时全县共有党员80多人，升钟区委便占了其中50多个名额。地下党升钟区委在张友民的领导下非常活跃，办有油印《红球月刊》、《斧头月刊》、《镰刀旬刊》等宣传刊物，这些宣传品秘密地在南部和邻近几个县乡村散发，具有颇大的影响力。革命工作在有条不紊又如火如荼地开展着。通过学校地下党组织，秘密在升钟和保城小学高年级学生中成立了“青年小组”，组织进步学生利用放学、放假机会，揭露社会的残酷黑暗，鼓动农民起来和地主豪绅作斗争，通过斗争来争取生存权力；物色农民培养斗争骨干，进行教育启发引导，动员和指导他们采用亲联亲、友联友的方式，建立“兄弟会”、“受害团”、“三抗团”等“自发”斗争团体，在此基础上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形似自发、实为组织的抗粮、抗捐、抗税、抗债斗争。
1932年6月，四川省委再次作出决定，进一步加强南部县升钟、保城地区的农运工作，尽快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与川东的斗争衔接，建立川东北革命根据地。随后制定出了《阆南游击计划》。为了尽快实施《计划》，即派省委候补委员覃文为特派员，会同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罗南辉、阆南县委书记李泛山赶赴南部升钟、保城，督促指导暴动准备工作。1932年11月初，升钟区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下辖八个乡农协，会员两千多人。区农协油印了农协《纲领》、《章程》，发放到所属乡村。由于受其影响，南部、阆中、苍溪、剑阁、盐亭、梓潼几县与升钟保城地界相连的乡村，也先后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此时，田颂尧与刘文辉的“军阀争强地盘”大战在即，彼此剑拔弩张磨刀霍霍，田颂尧为了征集军粮、巩固后方，在防区内一面加紧催收捐税，一面又对地下党进行了疯狂清剿运动。农民群众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尽快举事。升钟区委派出专人，将此情况急报给南充中心县委和省委。1932年11月中旬，南充中心县委报经省委同意后，做出了立即举行暴动的决定。覃文、罗南辉、李泛山和南充中心县委特派员何芗，根据上级指示，急赴升钟组织暴动。同时，还抽调了懂军事、枪法好、有起义经验的汪治国，以及长期作妇女工作的闵一涵、闵能厚及从事学生运动的项兆开等二十多人，前往参与暴动。11月20日，夜风习习，枯草凝霜，晚空漆黑无星，张家嘴村一派静谧祥和，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村庄似乎沉浸到黑甜的睡乡之中。张友民家中，却充溢着一种紧张、兴奋、庄重并存的气氛。张蒲香在门外机警地放哨站岗，门内，正召开着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覃文主持会议，参与暴动准备的领导全部参加。会议决定从八个乡农协抽调160多名精干强壮人员组成突击队，由指挥部直接掌握指挥，起义时间定在了11月30日。在我方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同时，狡猾的敌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获悉到我方将于近日举事。敌人一方面密报县政府，请求县保安团派兵支援，一方面又密谋着，策划利用11月25日，升钟区保安团团总何义普为他儿子何光荣娶媳妇办婚礼之机，邀请张友民等“共嫌”赴宴，席间将其一网打尽。秘密打入区保安团的杜彦波，得知情况后大惊失色，第一时间上报区委。情况突变，时间紧急，之前的一切部署都须即时调整。如今，既然敌人已知我方有起义计划，激战在所难免，现在就看谁能抢占先机，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敌人不是想趁着何义普娶儿媳妇为遮掩，诱我方赴“鸿门宴”吗？不如来一个反客为主的将计就计，就将暴动第一枪，设在何团总儿子的婚宴上。11月23日夜里，覃文在升钟铁炉寺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将暴动时间提前到11月25日。会上宣布覃文为暴动总指挥，罗南辉负责政治动员，张友民为军事指挥，具体负责暴动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宣布了各乡农协会的任务，以及参加人员的标志、各部之间的联络信号等。
升钟场位于嘉陵江支流西河与莱子河交汇处的一块山间小盆地上，四周高山密林，草深木秀，风声鹤唳。区公所就设在场西的升钟寺内，紧靠西河，修着一座宽敞的两进四合院大庙。团区总何义普儿子何光荣的婚宴，便摆在大院内。这是提前策划好的“鸿门宴”，除了大红喜帕蒙头的新娘，个个都是“演员”，何义普更是摩拳擦掌地对手下讲，要他们提起精神，争取来个漂亮的瓮中捉鳖，一气将“共嫌”抓获。为了达到将起义负责人“一网打尽”的目的，区公所内外都进行了周密部署，大门口设了双岗，前院四角布置了四个暗哨，火力可覆盖全院。区保安团的团丁，全部集中在后院西厢房，不准外出，要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听候调遣。从县保安团请来支援的一个中队，驻扎在区公所斜对面的杜氏药店，与区公所形成犄角之势。敌人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千算万算，漏算了人心，杜彦波早就将这些情况传递出去，暴动指挥部了若指掌。敌人在调兵遣将详加部署时，我方也同样在紧锣密鼓地按计划做着起义前的最后准备。1932年11月25日黄昏，天色将暗未暗之时，正是平日田地里的人们，扛起农具收工往回走的时间，走到坡上踮脚打望自家土房，屋顶上是否缭绕起淡青炊烟？这是让人身心放松的时刻，仿佛所有疲惫和劳苦，都将因为一碗薄汤、长夜的休憩而得以抚慰。不过今日，人们暂时放下了这份闲情逸致。参与起义行动的各乡农协会员、儿童团员2000多人，已按计划分作四路，在四面山林中埋伏妥当。他们猫腰弓身，像是水融入江河一般不留痕迹，在灌木树丛之间，迅速掩藏了身影。160多名突击队员悄悄接近升钟场，卡断出入要道后，李泛山带领一支30人的小队，快速而敏捷地摸进升钟场，埋伏在区公所墙外的河滩上。秋末冬初的风，刮在身上已像刀背叩敲一般，皮肤有了发紧的微痛，河滩上的同志一动不动，忍受着渐渐聚拢的寒意，他们的心，跳动得比擂大鼓还激烈，比火盆里的炭火还炽热。天色渐渐黑下来，天地之间似有一个无形的嘴巴，一口一口吸掉了光线。敌人警惕性很高，他们等着我方“共嫌”赴宴时“束手就擒”，现在一面加紧在各个街口的盘查，一面又派出区保安团一个班在街上流动巡逻。区公所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一场战事即将在他们身边响起，他们只是秉着本能，感觉今天气氛格外严肃，还有闲人，笼着袖子在商家屋檐下交头接耳，说今天不是何团总“完成儿子”么，咋搞得像是要搜刺客一样？在升钟当地，“完成”是给儿女结亲的意思，带着老辈子的重望和责任。闲聊的百姓做梦也猜不到，何团总是这般“舍己为公”，自己儿子娶媳妇，都可以排演成一场大戏，单等不知情的“共嫌”登门，这场大戏就可以敲锣打鼓，完美谢幕。当然，何义普之所以肯“一心为公”，是因他从未真正将我方起义人员的实力看在眼里，他骄傲地认为，他们才是“正规军”，我方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敌人对于接下来的“鸿门宴”，既有饱满的信心，同时也十分警惕。经过来回好几次的巡逻，街上的闲人自然不敢再耽留，各自散去，商贩关门闭户，街面上一片寂静，唯独区公所大院内灯火辉煌。团总何义普身穿簇新的咖啡色团花马褂长衫，在正对院墙大门的大厅外来回踱步，等候“贵客”。众人都觉风凉，唯独这何团总，光着脑袋未戴礼帽，还觉得那热气一蓬蓬地从头皮冒上来，脑袋好似一个刚出炉的馒头。大队长伏蕴山是何义普的亲信，身着笔挺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站立在何团总身旁相陪，时不时地查看门口的动静。何义普守在前院，心中一根弦绷得死紧，他哪里知道，此刻后院早已提前开始了一场“和平解甲”。在区公所后院的区保安团驻地，杜彦波找了个借口，让弟兄们将枪全部集中在枪架上，装模作样看了一下天色，大大咧咧道：“这天，说冷就冷了，瞧这风刮的！”他邀大伙儿汇聚饭堂吃口酒，暖和暖和身子。保安团的有些团丁还在犹豫，怕喝酒耽误了正经事，杜彦波假装生气地说：“硬是胆子没有麻雀大！兄弟的酒量，别人不知，我还不知吗？少说有二斤的量！现在就去稍微喝两杯暖暖身子，能出啥差池？再说前院的团总只要一声令下，我们箭杆子一样嗖的射出去，能耽误个啥？”既然杜彦波这样说了，众人也就不再推拒，团丁们到了饭堂，吆五喝六地划起拳来，大碗喝酒，不一会儿就喝得脸红脖子粗，脚下轻飘飘，屋子里回荡着醉醺醺的笑嚷打闹。当保安团热烈吃喝时，起义的同志可一点都没闲着，杜彦波使了个眼色，按照事前约定，任足才和敬承基趁机将枪架上的二十多条长枪和十箱子弹运出，从院墙墙头递给了埋伏在墙外的暴动突击队员，里应外合，就此轻轻松松缴了保安团的械。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推进，何义普眼见天色黑沉，但邀请喝喜酒的客人只到了两三个，而“特别来宾”一个都没到，他心中不由得“十五只桶打水——七上八下”。何义普不时将焦虑的目光投向伏蕴山，伏蕴山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心里也在纳闷，心想设下这么大的“台子”，“角儿”咋不来呢？人不来，又如何将今天这台“戏”唱下去？伏蕴山心怀鬼胎，也和何义普一样，感到后背燥热，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身体，解开脖子上的风纪扣。就在何义普与伏蕴山等得不耐烦时，门外传来爽朗的笑声，他俩赶紧站直身子，轻叩脚跟，上下一振，见身穿长衫、头戴礼貌的张友民，打扮得如同文明绅士，正拱手笑嘻嘻地说着“恭喜恭喜”，轻松潇洒地跨进了区公所的门槛。何义普又惊又喜，后背密密渗出一层细汗，舌尖被牙齿误咬，忍住疼痛，他堆了满脸的假笑，就要上前和张友民寒暄几句。岂知伏蕴山刚刚等得心焦如焚，哪里沉得住气，现在见“诱饵上钩”，一股血气冲脑门，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就向腰间拔枪。啪！一声清脆的枪响。何义普不敢相信地扭过头，他看到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像一个破麻袋轰然倒地，殷红的血液混杂白色脑浆，正从伏蕴山脑袋的枪洞里汩汩冒出。恰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伏蕴山刚想掏枪偷袭张友民，提枪站在角落的杜彦波，早已眼明手快，抢在伏蕴山出手之前，一枪结果了他。何义普呆怔了一下，整个事态发展，与他预想的大相径庭，他还没回过神来，又听大门口“叭叭”两声，若炒豆子般清脆的枪响。内堂里，新媳妇自己一把掀开了红盖头，握住旁边陪嫁丫头的手，两个女人脸上都露出惊恐万状的神色。院门外，两个站岗的哨兵已应声倒地。原来，埋伏在大门外的汪治国，听到杜彦波枪决伏蕴山的枪声，率队飞身冲过来，瞬间解决了两个哨兵。行伍出身的汪治国，号称神枪手，擅使双枪，弹无虚发，消灭掉两个哨兵后，派出几名队员，跟随张友民冲向区公所院内，他则带领一个小队，转身扑向杜氏药店，目标是解决县保安团派来的增援力量。进入埋伏点之前，暴动指挥部已宣布：第一声枪响即为暴动开始的信号，光着左臂者即是自己人。区公所大院枪声一响，埋伏在场口的突击队员，以及四周山上的农协会员、儿童团员，一齐点燃了火把，有的脱下一只左袖，有的急性子索性一把撕下整幅袖子，他们举着刀矛和火把，口中高声呐喊着“冲啊”，蜂拥着向街上奔去。顷刻之间，升钟场火光冲天，杀声动地，如天兵天将下凡，搅动得黑夜如同白昼，滔滔惊呼，风云激涌。与此同时，埋伏在区公所院外河滩上的突击队员一跃而起，李泛山挥臂向前，带着大伙破墙而入，后院那些区团丁，还在红头胀脑地喝酒划拳，“哥俩好、四季财、五魁首、八匹马”地嚷个不停，大门已被人一脚踹开，李泛山厉声喝道：“投降不杀！”团丁一看，周围全是陌生脸孔，自己手里除了酒碗，没有任何可作武器的东西，他们无人抵抗，糊里糊涂就当了俘虏。此刻张友民带着几个队员冲过来，两队人马汇合一处，几个暗哨很快被解决，凡是负隅顽抗的，当场击毙，我方很快占领了整个区公所大院。驻扎在杜氏药店的县保安队，见此阵势吓得屁滚尿流魂飞魄散，几乎未作一点抵抗，全部缴械投降。此次反客为主的武装起义，击毙敌15人，俘虏45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支，子弹万余发。但令人遗憾的是，区长赵昌荣、区团总何义普，趁乱跳进厕所，又涉水渡过西河逃脱。占领区公所的暴动突击队员情绪激动，当场将塞满几个文件柜的全区存粮券、征粮册、征税册、派捐册、壮丁册以及区长办公室中的“共嫌”名册，以及县政府下发的“清剿令”等机密文书，搬到区公所大院中，堆成纸山，用力投掷火把于其上，风助火势，火苗飞快地舔着各种文件册子，腾起欢欣火焰。围观群众纷纷赶来，涌得区公所水泄不通，火光起处，有人大声叫好，有人泪流满面，还有人跪在地上，喊叫着死去亲人的名字，他们多是受征粮派捐所害，无辜地丢了性命。覃文、张友民随后在区公所门前的戏楼上集合队伍，宣布纪律。之后，留下一个小队看守俘虏，随即带上大部分突击队员，出发前去支援保城地区的暴动。后因天黑路险，改变计划，率部返回铁炉寺，大家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在铁炉寺会议上，确定了11月27日晚，升钟区起义队伍，配合攻打保城伪乡政府，会上还宣布了对暴动队伍的整编，正式打出“川北工农红军”旗号，成立了指挥部，任命覃文为政治委员，张友民为总指挥。指挥部下辖1个大队3个中队9个小队，每小队15人枪5支，外加一个补充队，一个特务队，共计200多人。会议还要求升钟区所辖各乡，以农协会员为基本力量组织赤卫队，协助农协打土豪破仓分粮。11月26日，覃文率一个小队返回升钟场，在场外桥坝头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成立升钟区苏维埃，宣布了党的《政纲》，公布了《分粮条例》及土地没收标准。同时，在会上还公开宣判并枪决了捕获的几个土豪劣绅。释放了接受教育的保安团被俘士兵，对他们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出身，枪杆子不要对内。”被俘士兵含泪点头，真心投诚。在枪决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时，会场上欢呼声如雷，口号声若波涛一般潮涌，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哭得晕倒在地，她女儿曾被今日会场中一个五花大绑的土豪霸占，受辱后含冤死去，仇人有此报应，大娘激动得晕厥。旁人狠掐人中，大娘嘤咛一声醒转，坚持站起身来，怒目看着土豪被一枪打死，两只拳头捏紧，颤抖不已。
升保起义的胜利消息，如雷光电闪震动全川，迅速传遍川北各地，这一消息同时也吓坏了反动军阀头目田颂尧。田颂尧气急败坏，星夜急调南部、阆中、苍溪、剑阁、梓潼、盐亭的六县驻军和民团3000余人，对我方起义人员进行疯狂围剿。进剿敌人兵分五路，步步为营，小心推进。我方以红军游击队为骨干，以乡、村赤卫队员为主体，分头迎敌。开头三天，敌人呈试探状态，战事较少，到了11月29日，各路战事频繁，且异常激烈。我方迎来的首战在南路。当时南部保安队从县城出发，途经大桥、石板向升钟方向进攻。当敌人进入观音时，即受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我方利用当地峡谷地形，凭险设伏，诱敌进入伏击圈后，伏军四起，火枪、土炮齐发，木桩、滚石俱下，把敌人围困在峡谷当中，“关门打狗”，令他们进退维谷。经过几小时的惨烈战斗，敌人大部分被歼灭。首站告捷，可惜接下来的战役打得十分辛苦，我方装备仍然多是棍棒、锄、钯、刀、矛，而且人员尚未经过军事训练，面对配备更齐全的敌人，我方伤亡惨重。到了12月2日，游击队各路联系被截断，敌人直扑鹤鸣观，对川北工农红军指挥部驻地铁炉寺形成了合围之势，而此时驻守指挥部的，只有一个中队，区区几十号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覃文、张友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散突围，在大罗山下集合，伺机再起。行前，大家集合站队，面对红旗庄严宣誓：“宁愿赴死，绝不背叛组织，绝不出卖同志！”由于敌人不断增兵，突围途中我方各路均与敌人多次激战，死伤惨重，最后到达集合地点的不足十人。覃文、张友民只好带领冲出来的同志撤离升保地区，分散转入地下。张友民为能在撤离时不被敌人识破身份，他举着手臂粗的一把香，让革命同志狠狠烫他脸孔，左右同志无人能忍心下手。张友民容貌儒雅，面如冠玉，人们怎肯毁伤这样的脸孔？张友民从容一笑，抓住香把，闭上眼睛，猛然将密密匝匝的火点，刺向自己面颊，一股皮肉烧焦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他疼得浑身发颤，仍不松手。待移开香把，张友民的脸已被灼烧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真容。强敌压境，一场轰轰烈烈的升保起义，暂最终以失败告终。升保起义，由于行动时间提前，无论人力、物力都准备不足，而派人去陕南和当地红军取得联系的计划当时也无结果，形成孤军作战局面，更由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在几路敌人的联合进攻下，使这一阶段的起义不得不陷于失败。但是，升保起义却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动军阀。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直接推翻了反动地方政权——升钟区政府和保城乡政府，扩大了影响，鼓舞了群众，使人们看到了革命的曙光。升保起义，配合了红四方面军进攻四川的战斗，打乱了军阀的防御部署，在升保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升保人民在1933年秋和1935年春迎接红四方面军进入南部、阆中、仪陇等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基础。轰轰烈烈的升保起义，在川北人民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革命篇章。
升保起义失败后，留下来的同志转为地下，升保地区的革命被迫暂时退却，反动势力重新抬头，白色恐怖笼罩着升保地区。敌人实行地毯式的反复大清乡，地主豪绅也趁机报复，不少红军游击队员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剑阁县县长吴龙骧，外号“吴屠夫”，在蒙垭庙一次集中杀害16人后，又赶到张友民老家张家嘴村，烧他家的房子，火势延到周围邻家，一时张家嘴村火光熊熊，哭声震天，老妇幼儿，在火中艰难逃命。张友民家人受到吴屠夫的残酷杀害，就连三个月大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张友民妻子张蒲香，在同志的掩护下，躲逃到村里一个山洞中，后来在洞中一藏数月，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张家嘴村抓来的起义队员张明焕，成为吴屠夫屠刀下意外的逃生者，实在是命不该绝。当时起义队员站成一排，宁死不屈，绝不投降，吴屠夫下令刽子手，将这些“不懂变通的脑壳”统统砍下来。杀到最后一个即张明焕那儿时，刽子手早就累得气喘吁吁，也砍钝了刀刃。他心里咒骂着今天“事多活重”，衣襟溅上鲜血点点，虎口亦被震疼，想着砍杀最后一个就可以休息，刽子手往手心呸的吐了口唾沫，用力握住刀柄，高叫一声，向着张明焕脖子砍将过去。刽子手此时劲道不足，加之刀刃已卷，一刀下去，张明焕脖子血如泉涌，他瘫倒在地，晕死过去，可颈骨和咽喉并未切断，有微弱一息尚存。吴屠夫带着他的下属扬长而去，星星眨着恐慌的眼，从云层里探出头，张明焕竟从死人堆里爬了起来。他用手摸摸颈项，伤口仍在流血，但脑袋还能动弹，他便用手扶着头，慢慢站起身，环顾四周，觉得现在不能回家，想了想，抬脚向附近的老表家走去。老表白天也知道张明焕被抓被杀的事，此刻听到敲门轻唤声，吓得魂不附体，声音发抖地问他，到底是人是鬼？张明焕有气无力地说，老表，我是人，最后一刀没将我砍死，不信你出来摸摸我脖子。老表鼓足勇气，战战兢兢地出来，伸手摸到一手的血，还有张明焕温热的体温，他放下心来，赶紧引张明焕进屋，洗擦涂伤，第二天又暗地请医治疗，张明焕这才逃过死劫，慢慢恢复了健康。敌人丧心病狂，南部县流马乡团总赵庭文为了请功，每杀一个人，便割下双耳用铁丝穿着，清乡结束评定功劳时，他交上去的耳朵多达40多对。面对敌人的屠刀，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没有丝毫屈服，不少群众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也要掩护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撤离。敌人在攻占柳树时，逮捕了36个游击队员。审讯一开始，敌人就对他们严刑逼供，横加拷打，妄图强迫他们供出其中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干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敌人竟强迫李正才去杀死他被审判的父亲。李正才接过大刀，怒眼圆瞪，向敌人狠狠猛砍，砍死敌人后壮烈自刎。被审的游击队员，都抱着“死就死我一个，绝不咬第二个”的决心，尽管敌人采取威胁、利诱甚至逼子杀父等卑劣手段，36人团结得像一个人，面对残酷审判，昂首挺胸，面不改色心不跳，没有一个投敌变节或出卖战友。当他们惨遭集体屠杀时，36个游击队员齐声高呼着“怕死不革命，自有报仇人”，含笑从容倒向大地。
死者壮怀激烈，活着的人发誓要斗争到底。张友名带领部分游击队员，辗转赴巴中寻找红四方面军。四川省委和南充中心县在认真总结升钟暴动的经验教训后，由覃文起草制订了《恢复阆南游击（战）计划》。1933年至1934年，红四方面军曾两度进入南部河东地区建立了政权。1933年7月，红军分两路进入南部嘉陵江河东地区，这次进驻时间只有几个月，由于战略原因，随即撤出。1934年8月，红军再次进入南部，仍以长坪山为基地，建立河东根据地。红军到达这一地区，首先提出“破仓分粮”的口号，发动贫雇农对土豪劣绅的财产进行清算。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又进行村、乡苏维埃的建设，并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等革命武装，以保卫革命政权，巩固河东革命根据地。同时发动农民组织代耕队，发展生产，组织管理生活福利，安排人民群众的生活。1932年11月升保起义的失败，升保地区的人民在遭受敌人的“清缴”、“审讯”、“清乡围剿”、“联防政策”等一系列武装屠杀之后，升保地区的革命力量虽然大为削弱，但是他们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一直坚持战斗。省委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渡江解放南部、阆中等河西地区，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底，又派于江震、项治平等同志来到升保地区，进行革命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他们凭借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深厚的革命情绪，首先把曾经参加过革命的成员和游击队员加以组织整编，加强革命武装的建设，进一步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1935年初，于江震等同志一方面提出“重振旗鼓，再上战场”的响亮号召，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广大群众和游击队员在思想上、物质上作好武装斗争的充分准备；一方面在铁炉寺秘密召开干部会议，加强组织领导。这次会议议论的中心问题是：加强对敌斗争，迎接红军渡江，再次举行暴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1935年3月6日，游击队按照计划，首先在皂角乡发生暴动，打入伪乡公所，夺得民团步枪十多支。紧接着，游击队员突然袭击了保城伪乡公所，捣毁办公地点，夺得两部电话机，隔断乡公所的一切电话线路，切断其对外联系；同时，另一支游击队又打入升钟伪乡公所，夺得步枪十二支、短枪四支。这些斗争的开展，大大地震动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的渡江作战，这就是川北人民所传颂的“第二次升保暴动”。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沿嘉陵江，在苍溪、阆中、南部等县发动渡江作战。饱经苦难的升保人民，听说红军来了，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喜气洋洋，来自四面八方的欢乐人群，敲锣打鼓，高举红旗，沿途热烈欢迎红军。“红军来了”的欢呼声，响彻了升保山岗，震撼了河流大地，革命的山峰之上，猎猎飘扬着胜利的红旗。1935年4月2日，在皂角乡锦竹湾建立了川陕省德丰县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区苏维埃、21个乡苏维埃政府。经宣传动员，广大贫苦农民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仅仅20多天，参军者就超过了3000人。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这支队伍改编为红军升钟寺独立师，它补充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队伍，扩大了升保地区革命政权的影响。在红四方面军的撤退过程中，新成立的独立师承担了在本地区掩护撤退的任务。独立师在经过英勇奋战完成掩护红军撤退任务之后，它也撤离了升保地区，随红四方面军继续西征。历史的风烟，如雾霭迷眼，让我们怀着庄严与肃穆，回望往昔峥嵘岁月，走近南部升钟的红色遗迹，以最真诚炙热的心，再度触摸过往旧事。当年南部县升钟、保城地区的数千农民在中共四川省委、南充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举行了震撼全川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在当地的反动政权，建立“川北工农红军”和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但随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升保起义失败。即使这次起义失败了，却已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为后来红四方面军入川、在南充创立苏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为四川党史、武装斗争史留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升保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四川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正式打出了“川北工农红军”的旗号，是当时四川“本土”的第一支红军队伍。升保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动摇了区乡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革命群众，更吸引了南部和附近几县伪政府的注意力，牵制了团防兵力，使之不能顾及嘉陵江的控制，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历史不该忘记那滚滚的战火，血色的奋斗，革命先烈们用他们顽强拼搏斗争到底的精神，诠释了信念的可贵。升保起义，它应该被一代又一代知晓、传承、了解、学习，让更多的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背后，曾有多少奉献，多少牺牲，才换来民主和自由，安定和发展。千年飞蛾树，看过腥风血雨，也看过风和日丽，它在这片多情的大地上，植根深深，绿伞如盖，它仿佛在诉说，莫忘前尘苦难多舛，让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