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文，学帝王统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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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
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
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
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则故事出自《淮南子》，说的是，司城子罕在宋国做官，一次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理，系于君王施行赏罚。爵禄赏赐，这是老百姓都喜欢的，你可以亲力亲为；而杀戮刑罚，是招人怨恨的，这种事还是由我来代您完成吧。”
宋君听了很高兴，说：“这可太好了，受人家感激赞美的事我来，受记恨的事你来，以后诸侯们都不会嘲笑我了。”
结果没多久，宋国人人都知道司城子罕掌握着生杀大权，大臣全都来攀附他，老百姓都畏惧他。不到一年时间，子罕就篡夺了宋国的政权。
故事的结尾，《淮南子》引出了老子的话：“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中权谋意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赏和罚也就是“胡萝卜”和“棒子”，是君王牧民的两件法宝。而这则故事旨在表明，对于一个君主而言，当不得不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之间二选一时，宁可丢掉“胡萝卜”也绝不能丢了“棒子”。
马基雅维利说得到位：“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而《吕氏春秋·淫辞》中，同样讲述了一位宋国国君宋康王的故事：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
很显然这位宋康王就深知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道理，对于君主最要紧的是让人人都怕自己。所以他问唐鞅：“我杀戮了这么多人，可为什么感觉不到群臣们怕我呢？”
唐鞅回答说：“因为大王您杀的那些人都是该杀的，所以没犯过那些事的人就不感觉害怕。大王您要想让群臣都畏惧您，那就不管该杀不该杀，只管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看您心情杀，这样一来群臣在您面前就全都会战战兢兢。”
宋康王接受了唐鞅的意见，然后没过多久唐鞅也被杀了。这位宋国的唐鞅和秦国的那位商鞅一样，都是死于“作法自毙”，也算是死有余辜。
二、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
太公曰：“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督而载之木，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飧其质，厚葬久丧以伣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
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
这则故事还是出自《淮南子》。周武王问姜子牙的这个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经典问题，是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后，开国之君都要思考的问题。我是靠革命靠造反发家的，怎么才能不叫别人革我的命呢，造我的反呢？
姜子牙把这种心态形容为打猎的时候，还没捕到猎物时都担心一箭不致命，捕捉到猎物后又怕它伤口太大太多。这个比喻可谓形象。
姜子牙接下来的回答大意是说，如果君主要江山永固，必须蒙上老百姓的眼睛，捂住老百姓的耳朵，让他们多做一些无意义的劳动，用繁琐的礼教束缚他们，让他们娱乐至死，甘于安逸，让他刷抖音、快手，看网红直播，变得浑浑噩噩。让他们形成厚葬的社会风气，置办奢侈的陪葬品，使陷入贫穷；让他们去修城墙，挖壕沟，消耗他们的精力。如此移风易俗，就能江山永固。
故事的结尾《淮南子》再次引出老子的话：“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社会自然发展中衍生出的私欲，我将用道的质朴镇住它们。）
其实老子的另一句话：“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才是对姜子牙开出的这幅“药方”更贴切的归纳。
我们读历史会发现专制君主们都很喜欢劳民伤财，他们很担心老百姓的剩余精力无处释放，他们更害怕社会闲散劳动力得不到安置，游民群体历来是不安定因素。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政权的安危。
我们都知道北宋有着十分庞大的常备军，但战斗力却不堪入目，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宋朝重文轻武。但宋神宗说出了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无赖是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此达到“维稳”和消化国家内部不安定分子，这是比抵御外敌更重要的作用。（可参看谌旭彬老师的《秦制两千年》一书）但维系如此庞大的常备军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财政开支，赵匡胤要是知道有上山下乡这招，不知会发出怎样的赞叹。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上述两则《淮南子》的故事中所阐述的老子思想，似乎和我们惯有认知中的老子很不一样。《淮南子》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招揽众多当时的学术大咖一同编撰而成，内容广博，而以道家为主，是汉代道家学术思想集大成之作，也被后世认为是解读《老子》最好的教辅之一。
《老子》是一部哲学论著，更是一部谋略典籍。《韩非子》中就有《解老》《喻老》两篇，玩权谋集大成者都以《老子》为师。
苏辙说：“老子为书，其言虽若虚无，而于治人之术至矣。”朱元璋更是盛赞此书是“王者之上师”。近代的钱穆、章太炎等人也都认为《老子》中有许多权谋。
老子的“无为”是“假无为”，是为了“无不为”；老子的“不争”是为了“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谿。”这句话，《淮南子》举了赵襄子被智伯羞辱，忍气吞声，最终击败智伯还拿他头盖骨做酒杯的故事。所以按此理解，这句话翻译成现代俗语就是“扮猪吃老虎。”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这不就是厚黑学吗？说的就是欲擒故纵的道理，此分明是帝王御下之术。雍正在杀年羹尧之前还在奏章批文中说了许多，你我君臣二人将是千古佳话之类的肉麻话，可背地里已经开始磨刀了。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翻译一下：江海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往的地方，乃是由于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之王。因此，圣人要领导人民，必须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把“做人民的公仆”挂在嘴上。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所以，圣人虽然地位居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居于人民之前，而人民也没有发牢骚。天下的人民都乐意推戴而不感到厌倦。
老子所谓“处下”实则为了“居上”，而这样的权谋术，《老子》里多的是，班固评价“此君王南面之术”，可谓一语中的。
正如熊逸老师说的：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无为之治”之下的老百姓有着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统治者只有“省心”才能“无为”，而“省心”的前提是：老百姓必须被驯化成老实听话的乖孩子。
《老子》毕竟不是《韩非子》、《商君书》，不像法家那么赤裸裸。但可能也恰恰因此，更加掩人耳目，所以在汉初深受统治者欢迎。
后世的专制王朝，虽然“百代都行秦政制”，背地里搞的全是法家那一套，但也要拉上儒家“仁义道德”“诚心正意”等等来遮掩一番。这才是真正的：“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
老子可比韩非老狐狸多了，老子不会“裸奔”的。今天不是还有许多人非得从《老子》里扒出民本思想，人权思想吗？以此证明这些都是我们古已有之的。而熊逸老师不无讽刺地说“对待传统经典，有些人喜欢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更多的人喜欢跪在巨人的脚下。”（《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
其实这些帝王师劝谏帝王要仁政爱民，目的是告诉狼要爱惜羊群，起码等羊长肥了再吃，羊要是都活不下去了，你狼吃什么？狼又不能直接吃草。
所以司马迁说“申子（申不害）卑卑，施之于名实。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属于道德（《道德经》）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老谋深算）”
三、
《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至鋹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
这个故事非常简单，说的是南汉刘继兴当皇帝时，想当官必须自我阉割。其实今天也差不多，想混体制内哪有不先“精神阉割”一番的？文人写文章也是，自我审查不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阉割”？
四、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众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
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
其夕，相与俟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叫他“狙公”。每天早上，他一定在庭院中分派猕猴工作，让老猴率领（其它猴）到山里去，摘取植物的果实，取十分之一的果实来供养自己。如果猕猴不给狙公，狙公就生气地鞭打它们。猴子们都害怕，却不敢违背。
有一天，有只小猴问众猴说：“山上的果子，是狙公的吗？”众猴说：“不对，（果实）是天生的。”又问：“没有狙公的同意（我们）就不能去采吗？”众猴说：“不对，谁都能去采。”又问：“（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听从他并要被他差使呢？”话还没有说完，猴子们全醒悟了。
那天晚上，众猴一起等到狙公睡着的时候，打破栅栏毁坏仓房，拿走他（狙公）存放的粮食，舍弃狙公，不再回来。狙公最后因为饥饿而死。
郁离子说：“世上那种凭借权术奴役人民却没有法度的人，不就像狙公吗？只因人民昏昧尚未觉醒，才能让他得逞，一旦有人开启民智，那他的权术就穷尽了。”
这则寓言小故事出自《郁离子》，作者是我的青田老乡刘伯温。“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这句话在我心里反反复复地默念，但我却想起了另一只猴子，那只鲁迅先生笔下，率先直立行走却被猴群咬死的猴子。
参考书籍：
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03）
熊逸：《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05）
谌旭彬：《秦制两千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7）
《淮南子》、《吕氏春秋·淫辞》、《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郁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