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特务机构锦衣卫为何怕东厂

锦衣卫做为明朝时代人见人怕的特务机构,相信多数国人都知道,但在锦衣卫之外,明王朝曾有一段时间、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

锦衣卫

锦衣卫原先是军事建制。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即一部分是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这些人虽名为“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一个个长得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人有一定震慑作用。锦衣卫中负责“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是用来做仪仗礼仪,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认为司法机构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不好用,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的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是贫寒子弟出身,朱元璋起兵夺取天下,朱棣是靠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由于这种出身的特殊性,明朝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的指挥使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打击异己,又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明成祖时的纪纲、明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明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有人甚至评价道,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传说有一次明朝的开国重臣宋濂,秉性老实忠厚,年纪虽老,办法却还算得力,让皇帝满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为总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纪大了,体力有些不支,过于劳累,就顺口赋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便说:昨天做得好诗!可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呀,还是改成“忧”吧。吓得宋濂赶忙拜倒谢罪。当朝宰相只不过在自己家中偶尔感叹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可见锦衣卫势力之大。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违纪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行刑。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准确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皇帝对此乐此不疲,锦衣卫也就对它情有独钟了。

猖狂的东厂西厂

  除了锦衣卫之外,明朝还有另外两个特务机构,那就是东厂和西厂。东厂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担心帝位不稳,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他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还不够用,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出过很大的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得多。

  东厂府衙,大厅左侧供奉着岳飞的雕像,右侧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这些摆设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牟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的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的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举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5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后来,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引起皇帝的警觉,汪直最终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这时西厂和东厂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厂卫特务制度是皇帝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的个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务监视,从而产生一种自己随时处在监视之中的感觉。任何一点不够“老实”的动作,都可能造成无法预估的可怕后果,从而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只能乖乖地做个顺民。但特务们权力倾轧,残害忠良,最终倒霉的,还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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