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散木《篆刻学》：细说“浙派”

邓散木先生的《篆刻学》所说的“浙派”，其实就是现在我们仍然不断提及的“以切刀为主要刀法”的“浙派”，但也有问题，既有所属印人归类不准确，比如胡钁的归属（先生甚至将胡钁写成了吴钁）；也有对浙派的偏见，比如人最后总结的“我宁取歙之阴柔，而不取浙之刚矣。”这是明显带有门户及审美偏见了。

（《篆刻学》浙派印人举例）

还是老办法，我们边读边细说：

开浙派者丁敬，远承何雪渔，近接程穆倩。人谓：“入清以来，文何旧体，皮骨都尽；皖派诸子，力复古法，而古法仅复，丁敬兼撷众长，不主一体，故所就弥大。”盖丁氏力追古贤，而不肯墨守汉家成法，所见既远，成就自大。

浙派的创始人是丁敬，他虽然继承了何雪渔和程邃，但其实成就远远超过了何、程。

丁敬的最大贡献是创新：

1、他高举复古之风，印宗秦汉，但又不完全拘泥于秦汉。丁敬有一首诗称：“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他一方面向汉印汲取营养，一方面从前人忽略掉的“唐宋印”中寻找突破，这实际上打破了汉缪篆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朱文印打开了篆法创新之门。比如他的代表作“岭上白云”，印中文字的篆法早已不在汉印成法的约束之下，而是多出来了很多的曲笔，圆笔，这实际是篆法的创新。

（丁敬的代表作：岭上白云）

当然，他也不坚持汉法，依托切刀将汉缪篆刻出了斑驳苍古的面貌，比如他的“丁敬身印”

（丁敬和他的作品：丁敬身印）

如果我们将他的印蜕放大来看，会很清楚看到切刀形成的特有的斑驳线质特征。这实际上是刀法上的创新。不过，后来魏锡曾认为丁敬是继承了明代印人朱简的刀法，称朱简“朱文启钝丁，行刀细如掐”（魏锡曾《论印诗二十四首并序》），不论如何，切刀到了丁敬手里，才真正发扬光大了。

2、他打破了《说文解字》对于字法的限制。他的另一首论印诗称：““《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琐纷纶眩所知。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无私。”他清楚地指出了《说文解字》是学术性的，而篆刻是艺术性的，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作为一个篆刻家，不能让《说文解字》限制了字法。这实际上是字法的创新。

（丁敬的开派之功）

字法、篆法、刀法的全面创新（实际上还有单刀边款的创新），使丁敬的篆刻在当时印坛独树一帜，又加后续“西泠”印人的持续跟进，“浙派”成了与北宗“徽宗”并世称雄的南宗大派别。要充分理解“浙派”，应当沿着“西泠八家”的顺序，一家一家地看下去（八位印人的生平简介，就参看拙文《印人传》系列）：

（丁敬及西泠八家在篆刻史上的位置）

正以因为丁敬的这些创新，才开创的浙派，仔细掂量，这对于篆刻家们来说，是字法、篆法、刀法的空前解放，难怪丁敬的塑像一直立在西泠印社，供后人瞻仰，他实在是真正的大宗师。

（西泠印社丁敬的塑像）

“西泠八家”的第二家是蒋仁（顺序不能错，不是黄易）。蒋仁不是丁敬的入室弟子，但正是他紧跟丁敬印风，持续推崇，使浙派真正确立并日渐完善。他的代表作是“真水无香”，如图：

（蒋仁和他的作品：真水无香）

“西泠八家”的第三家是黄易，黄易是“浙派”的巩固、定型者。他是丁敬的入室弟子，他不仅作品水平高，更兼交游广阔，因此在推广浙派印风方面，作用要大于蒋仁（蒋是隐士型人格），来看一下黄易的作品：

（黄易和他的作品：金石癖）

“西泠八家”的第四家是奚冈。奚冈的贡献是将“浙派”的“个性化汉印”做了理论性的总结。他印学衣钵丁敬，作品风格冲和拙质，淡雅疏逸（后人评价他“实拙不如丁敬，逸不及蒋仁，但典雅胜过丁、蒋、黄”）。看一下作品：

（奚冈和他的作品：龙尾山房）

到“西泠前四家”全部出世，“浙派”已完全成熟。其总体特征，就是“个性化的汉印”，虽然字法、篆法、刀法大有创新，其精神实质，还是复古汉印的。

“西泠八家”的第五家是陈豫锺。他是文人学者型篆刻家，到他手里，浙派风格走向典雅化，这实际上是对浙派的一次整理或升华，到他之后，浙派作品具备了更多的“文人味”，更加典雅精致，但也消减了古朴稚拙。也就是说，到陈豫锺时，浙派印风多了典雅的分支。来看他的作品：

（陈豫锺和他的作品：几生修得到梅花）

“西泠八家”的第六家是陈鸿寿。陈鸿寿是著名的制壶大家，因为性格原因，他在典雅之外更加崇尚天趣。他提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而时见天趣“，故其诗文书画篆刻“皆以资胜”（傅抱石语），也就是说，到陈鸿寿时，浙派又多了一些“逸”趣。

（陈鸿寿和他的作品：曼生）

“西泠八家”的第七家是赵之琛。到赵之琛时，“浙派”风格已占据了印坛大半风光，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也正因此，赵之琛因为陈豫锺弟子的原因，极大地获得了市场认可，导致他整日忙于治印应酬，在获得丰厚的润格的同时，他练就了精熟的刀法，也正因此，他最终落入过分追求刀法的泥潭，忽略了字法、篆法的追求，作品渐渐走向程式化，甚至被后人称为习气、僵化。到赵之琛，浙派开始走向结壳、固化，甚至走向没落。来看他的作品：

（赵之琛和他的作品：神仙眷属）

“西泠八家”的第八家是钱松。后人也有人认为将钱松归入“西泠八家”并不公平，因为钱松明显已经在自己的作品里开始走向浙皖融合，既有切刀，也有冲刀，既有浙派的方折，也有皖派的圆润，既在印中深现刀锋，也渐渐体现出越来越多的笔墨情趣，实际上，他该是“浙派”振兴的机会，可惜“太平天国”来了，他因此英年早逝，倘不是如此，他的成就，很可能要接近后来的赵之谦（他是赵之谦的好友）。来看他的作品：

（钱松和他的作品）

我们看，这是一方双面印，白文印“孟皋摹古”，他走的是皖派的路线，朱文印“画以字行”，却又纯出浙派，显然，他是一个站得更高的人，可惜了。

让我们再回到邓散木先生《篆刻学》关于浙派的评价：

“余谓钝丁之不墨守成法，正是其善守法处，盖能以汉为经，而杂取众长以为之纬也。”这是评价丁敬，先生对丁敬的评价可算准确。

“余子仅黄奚能传衣钵，蒋陈（指陈豫锺）以下，已多剑拔弩张之势。至如陈曼生（鸿寿）之有肉无骨，钱叔盖（松）之牵合附会，赵次闲之筚路蓝缕，皆后世学浙派者，锯牙燕尾一派所自出，躯壳已非，遑论神意。”这一段对后面七家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一个流派的兴起、发展、完善到衰落、复兴有它内在的规律，学流派印不能抱有成见，不能一提浙派就说它“锯牙燕尾”，审美永远是多元的，怎么可能有统一的标准！

（王福庵像）

不过，浙派似乎真的“后起而先亡”了。钱松以后，真的断层了。这个断层是由于钱松的早逝导致的，其后的一段时间，徽宗几乎一统印坛，原因很清楚，因为“徽宗”出了个邓石如，并且开创了“邓派”。不过，不用担心，后面还有王福庵等印人的“新浙派”（有人将赵之谦也归入“新浙派”），不过，似乎那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浙派”了。

理解“浙派”，我们认为吃透“西泠八家”是简单的方法至于邓先生所提到的其他印人，相对“八家”，份量轻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