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各个时期鲁国军力:春秋初尚能与强齐抗衡,晚期仅与邾国比肩

众所周知,鲁国是周公之后的封国,在周王国地位极为特殊。西周初时,作为周人东征主力之一,鲁国曾作诸侯之长。

身为周王室最倚重的诸侯国,鲁国在西周初的表现也不负重托:不但成功在山东曲阜一带站稳了脚跟,还多次击退了淮夷和东夷的进攻,确保了周王国的安全。也因如此,在西周时鲁国与卫国、齐国并驾齐驱,号称大国。为激励姜太公努力征战,周王室赐予齐国的理论封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棱,北至无棣”,方圆达五百里;鲁、卫二国也不遑多让,是“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

齐国理论的领土面积虽大,西周时却并没有真正占领这么大范围;卫国的分封,不过是在周王室二次东征成功之后,让卫康叔捡了现成便宜;唯有四百里鲁国,是伯禽及其后裔用血汗一点点拼命夺过来的土地。由此可见,在西周时鲁国的军事实力确实极为强大。

为表彰鲁人功绩,又念及周公功劳,当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之际,周王室分给他“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还特许鲁国享有天子礼乐。《礼记·明堂位》就记载:“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

然而,进入春秋后,天下礼崩乐坏,周王室衰落、诸侯相伐。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原本实力异常强大的鲁国,却在群雄逐鹿的战乱中逐渐走向了衰落。春秋中晚期之后,鲁国在外部被齐、晋、吴等等强国轮番欺压;在国内“三桓”逐渐控制了国政,国君被逐渐边缘化,甚至“三桓”两度驱逐了自家国君!

曾为诸侯之长且享有天子礼乐的鲁国,在三百多年的春秋时代,是怎样走向衰落的?

或许,从鲁国军队兵力的变化,就可查探出鲁国国力的消长。


西周初时,鲁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军事强国。

《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鲁国既然是大国,自然可以拥有三军。

伯禽被封到原奄国旧地时,局势还不稳固,东夷、淮夷频繁入侵。因此,在西周初鲁国军队应该保持着三军规模。从《尚书·费誓》相关记载来看,伯禽时代鲁国共有“三郊三遂”。所谓“郊”与“遂”,即对应乡遂制度下的“乡”与“遂”。乡遂制度下,每“乡”可组一军,共一万二千五百人。鲁国有三“郊”,也就意味着鲁军有足够的兵源来组建三军。

虽然有组建三军的实力,可并非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规模。在天下局势趋于稳定后,就不需要如此多的军队了。

西周中期以后,东夷人纷纷臣服,淮夷更是在周厉王、周宣王两代人大举征伐之下彻底臣服于周,鲁国周边安全形势大为好转。此时,鲁国再保持三军规模,除了无端端增加民众赋税负担之外,已没有任何必要了。

所以,在西周中期以后,鲁国军队规模肯定大大缩减。那么在和平时期,鲁国军力大致保持在多少呢?

春秋早期,虽然在齐国打压下鲁国多次遭遇重挫,但国力还未遭到重大损伤。所以,在齐桓公回国后的头两年,鲁国在长勺和乘丘之战中都击败了入侵的齐人。可见,在鲁庄公时代前后,鲁国军力仍然不可小视。

两败于鲁国后,齐桓公启用管仲进行彻底改革,在齐国组建起三军,每军一万人。由于齐国每乘是三名车兵配备十名徒兵,齐国军队大致共为二千一百乘。对比齐桓公回国之初,齐国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为能与齐国军队相抗衡,鲁国不得不组建起同等规模的军队。


《诗经·鲁颂·閟宫》是歌颂鲁僖公的作品,在其中有这么一段:

公车千乘 鲁侯战车千乘

朱英绿滕 红缨绿绳相映

二矛重弓 二矛配以双弓

公徒三万 鲁侯徒兵三万

贝胄朱綅(qīn) 盔上红丝穿贝

由此可见,为了抗击强齐,鲁国也组建起多达三万人的军队。但限于国家实力,鲁人无法组建起足够的车兵,只能以千乘战车配上三万徒兵——也就是说,鲁国在每乘战车之后配备了三十名徒兵,以徒兵来弥补车兵的不足。这种军制,大致相当于西周军制的两军。也就是说,比起巅峰时,鲁国军队规模已缩减了三分之一。

总兵力虽与齐国相当,可鲁国仅有千乘战车,实力明显处在下风。更为难受的是,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军力,给鲁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鲁宣公继位后,晋国霸业衰落,楚国强势崛起。趁着晋人无力东征,齐国频繁入侵鲁国,对鲁人施压。没有霸主来主持公道,鲁国被迫依靠自身力量与齐国对抗。可到了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财政就难以维持,不得不推出了“初税亩”改革。

“初税亩”改革的真实含义,古今学者的观点几乎完全对立:古代学者大多以为鲁国是在藉田制“十分之一”的“劳役租”基础上,再对农民“私田”征收十分之一的稅,所以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现代学者则认为,鲁人这是废除藉田制,把“劳役租”改成了“实物租”,是改革了土地管理方式以提升土地生产效率,并未提高税率。

以当时鲁国面临来自齐国的巨大压力来看,废除藉田制显然无法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何况,后世鲁哀公在与有若的对话中曾提到,“十分之二的税率都不足,改成彻法怎么能行?”(《论语·颜渊》)由以上两方面分析,“初税亩”改革更可能是简单的加税,而并非改革田制。

不但如此,在公元前590年,鲁国再次进行了一次改革:作丘甲。《左传》明确指出:“为齐难故,作丘甲”。“作丘甲”的真相,也充满了争议。但可明确一点,“作丘甲”是为了增强鲁国军事实力,以抵御强齐。

短短十年之内,鲁国一方面对底层农民加税,另一方面又积极扩充军备,充分体现了弱国在强国压迫之下的无奈。


幸运的是,就在鲁国陷入严重危机边缘时,晋国从邲之战的低谷中恢复了过来。公元前589年,晋人率领鲁、卫、曹等国一同伐齐,并在鞍之战中一举战胜了齐国,解除了鲁国的危机。此后,在长达二十多年里的日子里,齐国再也没能对鲁国造成威胁。

齐国威胁虽然暂时解除,可另一件事情又意外地触发了鲁人增强军力的紧迫感。

公元前569年,七岁的鲁襄公在孟献子陪同下来到晋国,向晋悼公请求将鄫国作为鲁国的附庸。鲁人再三请求下,晋悼公勉强答应了。

可鲁人没想到,这却捅了一个马蜂窝。

长久以来,鄫国一直遭受东夷诸国的欺压,无人敢管。现在鲁国公然将鄫国纳为附庸,岂不是与东夷人作对?于是,同属东夷的邾国和莒国马上结成同盟,共同入侵鄫国。作为保护国,鲁国也派出军队前往营救。结果半路上鲁国军队被邾人设伏,遭遇了一次惨败!

在春秋早期,邾国、莒国都曾是鲁国的小跟班。可如今鲁国竟然被邾人打败,军队战斗力下降之快,由此可见!这次惨败后,鲁国被吓得主动放弃了对鄫国的保护职责。公元前567秋,莒国就直接入侵鄫国,将它给灭了!为此,晋悼公还对鲁国进行了追责。

在保护鄫国一事上如此丢脸,让鲁人心有不甘。

公元前562年,季孙宿决心效仿晋国“作爰田”改革,以壮大自身。首先,季孙宿计划将鲁军增加到三军,“三桓”各领一军;其次,将公室土地及民众都分配到“三桓”门下,鲁国军队以后由“三桓”供养,并向公室上交贡赋。

以前,鲁国公室有土地、有民众、有军队;“三桓”也有自家采邑、族人以及私家军队。如此一来,鲁国资源分散在多处,妨碍了鲁国军力的壮大。效仿晋国“作爰田”后,就可把大部分资源都整合到“三桓”家族,军队也由三桓家族统一组建,当然能大大提升鲁国的军力。


那么在“三分公室”改革后,鲁国军队规模究竟有多大?

如果按西周军制,一军为12500人,三军多达37500人。可在晋、齐两大强国的示范效应下,鲁国应该不会再遵从西周军制。“三分公室”之前,鲁国有左、右两军;车兵为千乘,意味着每军五百乘。由此推断,在增加中军后,鲁国军力应该在一千五百乘上下;每乘战车之后的徒兵数量,很可能参照晋、齐两国,大概为十位。这样算来下,鲁国三军总共约20000人左右。比起鲁僖公之时,又减少了三分之一。

“三分公室”改革后不久,东周局势又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强达成了弭兵协议,整个东周局势得到了缓解。在晋人帮助下,多次入侵鲁国的齐国也屡遭打击。因此,鲁国外部安全形势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因此,在公元前538年,鲁国又舍弃了中军,并再次进行了“四分公室”改革。增加中军二十多年后又舍弃了中军,证明以鲁国国力来养活一千五百乘的军队确实是困难重重。

又过了数十年,连维持千乘规模的军队鲁国也出现了困难。

公元前488年,因为鲁国入侵邾国,邾国大夫派人向意图称霸东周的吴王夫差求援。在怂恿夫差出兵拯救邾国时,邾人就说:“鲁国虽有八百乘军队,却与吴国有二心;邾国六百乘军队,却是君王您的私属之军。将私属军队让给有二心之国,请君王您慎重地考虑一下!”

从这番话中可知,春秋晚期时鲁国军队连千乘都不到,仅仅维持在八百乘。比起六百乘的邾国,鲁国还能强到哪去?

就是这区区八百乘的军队,鲁国财政也供养不起了。公元前483年,执政卿季孙肥不顾孔子反对,强行在鲁国增加田赋。

古代的“稅”与“赋”,其用途是完全不同。按《汉书·食货志》所说:“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稅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也就是说,“赋”专指军费。季孙肥增加“田赋”,当然是为了加强鲁国军力。

在军队规模大幅缩减的情况下,军费反倒要增加,这充分证明在日益恶化的局势下,鲁国的生存空间已越来越狭窄了。


西周初时,鲁国是拥有三军的军事强国;进入春秋后,鲁国也曾是拥有千乘兵车、徒兵三万的大国,能与强齐抗衡;可到春秋晚期时,却连维持八百乘的军队都极其困难,只能与邾国这样的小国比肩。在春秋初期还堪称一流的鲁国,历经三百多年发展后,竟然堕落成了三流诸侯国,着实令人叹息不已。

这三百多年中,鲁人并非没有意识到危机,也曾多次发起改革,却始终未能扭转其命运。

为什么在这三百多年里,鲁国始终没能改变国运?鲁人的改革为何会失效?

关键在于,鲁国的多次改革,如“初税亩”、“作丘甲”、“三分公室”、“四分公室”、“用田赋”等等,都没能打破旧有公族势力的利益分配格局。特别是“三分公室”与“四分公室”两次改革,虽然是效仿晋人“作爰田”,但在“三桓”主导下,只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得利,其他众多鲁人都没能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又怎么可能获得成功?春秋晚期时,参与“四分公室”的孟孙氏、叔孙氏在面对齐国入侵时都消极怠战,更别说其他众多没享受到改革红利的鲁人了。

正因为历次改革都没能打破旧有利益分配格局,所以鲁国改革再多,都不过是隔靴搔痒,触及不到核心关键。在旧有利益格局完全无法动摇的情况下,鲁国的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在丛林法则的春秋战国时代,改革长期不见成效,又怎么可能不堕落成三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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