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藏钱的那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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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不“BT”了，但是内容依旧“BT”！
快到年底了，大锤跟各位读者听友们聊一聊，关于藏钱的话题。
自从中国最初的钱币贝币（就是打孔的贝壳）出现以后，如何藏好这笔财富，一直是历代人绞尽脑汁的难题。
贝币
起初古人只有在先人墓葬中才放这些钱，但是这些钱既不能传给子孙，也不能幸免于频繁出没的盗墓贼的魔爪。
于是历朝历代的藏钱爱好者们，开始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努力。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我国封建社会中一大半时间，铜钱是主要流通货币，而金银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祭祀用的财富象征，并不承担主流货币的功能。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古代藏钱者们储藏财富的首要条件就是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因为一枚铜钱的重量大约在3到5克之间，十万钱就是近半吨的重量，汉代皇帝经常有对功臣勋贵赐钱百万的情况，从重量上看就是3到5吨。这样一大堆铜钱，往哪里藏？
这么多铜钱，只能藏在地窖了。这方面有很多例证。历年来现代社会进行的考古发掘，经常会发现大量铜钱的钱窖，这些藏钱秘所由于时间流逝，主人更迭，往往最后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只能等到后代土建或者挖掘其他工程时，才会于偶然间重见天日。
1967年，人们在湖北黄石发掘到一个钱窖，一次性出古钱币11吨之多，钱币种类从西汉到南宋都有，当年埋钱的人气魄很大，竟然把这么多铜都埋入地下，不过这笔巨款依旧没能逃脱淹没于历史的宿命。这样的事情时长见诸报端：2015年12月，北京大兴区发现明代钱窖一座，一次性出土古钱半吨。
其实不止是现代人经常挖到古代藏钱，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埋钱被后继者发现的案例了。北宋名臣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就提到，宋代的洛阳城因为是多个朝代的古都，所以有很多过去地主财主的藏金点，有人从重新开掘地基时刨出了黄金，有人在移动中堂镇宅石时挖出了白银，还有人在厕所粪坑里发现了藏钱……
“地内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当时的人在卖房时已经能考虑到藏钱点较多，所以就在那些没有“勘探过”的房产进行交易时，直接向买主索要一笔“掘钱”，类似于提前给彩票收费，以防买主未来挖到钱。北宋真宗年间的状元张观在洛阳买房时就缴纳了不少“掘钱”。不过张观后来确实在这间住宅的下面挖出一个石头匣子，里面有几百两黄金的巨款。
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福州人余丞相家里很有钱，就把白银铸成十两一个的银铤（相当于后世的银元宝），每一百铤放在一个地窖里，上面覆盖厚土，再上面又铺上砖石。结果后来余丞相的儿子想买耕地，打开地窖取钱，地窖土石完好无损，银子却全不见了。当地巫师说这是余丞相得罪了土地爷，土地爷给偷了云云。传说听着神奇，大锤估计，这笔银子肯定是被知情的人给偷了，又弄个土地爷来背锅。
银铤
除了传统的埋藏钱财，还有历代藏钱者不断的新鲜创意加入。比如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藏在房梁上，还有藏在猪圈粪坑之类。南宋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素来贪财，又有皇帝撑腰，气焰十分嚣张，他的藏钱方式是摆在明面上的，直接把银锭化成大银球，每个重40公斤以上，号称“没柰何”，意思是贼即使来偷都没法子搬走。
相比之下，同样是家财外露，明代权臣严嵩就低调多了，他把所藏金锭银锭化成了各种物件装饰，从酒具日常用品到女性首饰应有尽有，这样虽然都放在了明面儿上，但是因为都是寻常用具物品，反而不容易引起大家注意，也就安全了一些。
严嵩像
还有人在埋藏机关上下功夫，他们把埋起来的钱分成几个部分，彼此之间分成隔层，伪装成普通土层，形成了窖下有窖、窖旁有窖的狡兔三窟藏钱模式。这样即使有贼人挖到钱财，也只能挖到一部分。民国时代的中医名家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写道，他8岁那年目睹陈氏家族分家产。陈家因为祖上经营酱园和当铺，颇有积蓄。按照家祖遗言，钱财埋在书房的画箱底下，共有20个瓦缸。
书房里的樟木画箱共有4个，每个都盛放了大批重物，需要四个大汉一起行动才能搬走，这就是第一重防盗设施。搬走木箱才能挖开地板，露出糯米和石灰搅拌成的非常坚固的地窖顶盖，这便是第二重防盗措施。费劲气力刨开顶盖，发现地窖里有8口大缸，每个缸内有银元1000块，银元宝一对。但是遗言说是20口大缸，人们于是又继续发掘。挖掘了很久，才在这个地窖下面又发现了一个地窖，里面装着剩下的12口大缸，这便是第三重防盗了。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国民政府的推行法币运动，原有的银本位制贵金属被大量收缴入国库，减少了民间流通。后来的1948年，国民政府又实行了一轮金圆券制，进一步减少了民间贵金属的储存量，以往封建社会那种动辄埋藏贵金属的风俗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存入银行。
不过，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和金圆券贬值速度和幅度都太厉害，发展到后来几千万元买不到一个包子，无数人的毕生积蓄转瞬间即烟消云散，蒋记民国的丧钟也由此敲响。中国民间的普遍的贵金属藏钱史，也就在金圆券导致的物价飞涨中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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