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锦源： 说不清楚的汉奸定义

汉奸《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查《汉语大辞典》，“汉奸”一词出现在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卷三之中：“桧既陷此，无以自存，乃日侍于汉奸戚悟室之门。”但是，查《玉照新志》的七种版本，就会发现该书并无“汉奸”一词  。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元代胡震《周易衍义》卷六之中：

　　 子突欲去卫朔而反遇四国之毒吝也。然志在辅正，于义何咎？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

　　 李固为东汉冲帝时的太尉，冲帝死，因不附大将军梁冀，建策立清河王被免官，桓帝即位后被捕，遂死于狱中。很明显，此处的“汉奸”是“汉朝廷奸臣”之略称，并无“出卖民族利益予外国外族”之意。换言之，这与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汉奸”并非同物。这种用法只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词汇。

　　 这种现象说明：从汉代到明代，“汉”一直没有成为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在商朝，西边的周国本是夷人（或是羌的一部），但等到他们克商之后，承受了商朝文化而更把它发扬光大，于是不但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统，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他并不想说“你们是周民族，我们是商民族，我们应当记着周公东征的旧恨”；他却爱慕周公到极度，常常梦见周公，以至于把不梦见周公当作自己精神衰老的表现。这里孔子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商朝人，投靠了周，就觉得自己哪里不舒服。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卖国贼、汉奸说。

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中有一段论述：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鲁迅先生说，“有骨气的人都被满清杀光了，那么我们的祖先是为了苟且偷生才活命下来的，因为有骨气的人反抗的人早就被杀光了，如果他们不偷生，也不会有我们了。”可见在汉奸问题上，鲁迅先生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叶楚华的观点：我们的祖先都是苟且偷生的汉奸，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