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年抗战期间，河南省共经历了5任省政府主席：1938年-1939年2月，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1939年2月-1939年9月，方策为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1939年9月-1941年12月，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2年1月-1944年5月，李培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44年5月-1947年，刘茂恩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兼豫西警备司令。应该说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在名义上仍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国民政府从南京搬到重庆，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全国基层政府的控制权。特别是沦陷地区，曾一度掌握在日伪政权手中。河南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因为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西进，竟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一方面造成了中原大块土地被洪水淹没，上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另一方面也确实挡住了日军的西进步伐。直到1944年4月，日军悍然发动河南战役，才依次攻陷郑州、洛阳等地，一个月后，洛宁也成为沦陷区。这就是说，洛宁从1937年到1944年，名义上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这一段时期，洛宁共经历了5任县长。他们分别是：林晋琦、陈典谟、田汉高、李畹秋、李洁庵。八年抗战期间，虽然洛宁境内的刀客大多已经销声匿迹，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共产党身上。在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指导下，一些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造了一系列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流血事件。1937年，林晋琦出任洛宁县长，此时西安事变刚刚结束，国共关系有所缓和。在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帮助下，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也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组成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在这种大背景下，林晋琦也和洛宁共产党人有过一定的合作，互相配合共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年，国民党内部在洛宁分成两大派。一派是“CC派”，以县党部书记贺卓如、洛宁县中校长田贺甫为主，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一派是“复兴社”，以县长林晋琦、县政府秘书邓恩波为主，主张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当时两派明争暗斗非常激烈。为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打击国民党顽固派，中共豫西工委派曲乃生回洛宁，发动县中学生开展反对校长田贺甫的斗争，林晋琦就以此为由撤了田贺甫的职。之后，通过贺澍三从中活动，县政府聘请曲乃生回洛宁接任县中校长。1937年11月，根据中共洛宁县委指示，由曲乃生出面，在全县举办第一期农村抗日救亡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农训班”），林晋琦等国民党要员也经常受邀前来讲话。1938年春天，国民党第一战区在洛阳成立了豫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指导委员会，同时还派出民运指导员到各县指导工作。被派到洛宁的4个民运指导员都是流亡学生，抗日热情很高，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们一到洛宁就大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向第一战区司令部状告洛宁县长林晋琦的恶行，导致林晋琦被撤职，从而激化了国共两党的矛盾。后来，通过曲乃生到第一战区政训处做工作，才把这4名学生调走，改派贺崇升担任洛宁民运指导员。林晋琦被撤职后，程潜又派军事委员会军法官陈典谟出任洛宁县长。陈县长知道上任县长是被民运指导员告倒的，所以极力和现任民运指导员贺崇升搞好关系，贺崇升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提出支持农会，开展减租减息，反贪污、反不公等建议，陈典谟不得不答应。不久，根据国民党十一区督查专员欧阳珍的指示，洛宁组建国民义勇总队，陈典谟任总队长，王希重任副总队长，贺崇升任政训主任。实际上，陈典谟只是挂了个名，王希重也另有打算，贺崇升利用这个平台给共产党培养了一批政工干部。1938年8月，由贺崇升提议，洛宁县开办第一期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政训班”）。陈典谟虽然名义上是班主任，但从来不过问政训班的具体事务。中共洛宁县委利用这个学习班为我党培训了60多名青年骨干。学习班结束后，这批人很快投入到全县农民抗日救国会的斗争。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洛宁开展了一系列的减租减息和反贪污反不公斗争，这就在客观上触及了地主官僚的利益。于是，国共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狂，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从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田汉高出任洛宁县长。此时，洛宁政治形势逐渐恶化，中共洛宁县委的主要干部先后撤离，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明目张胆地到处搜捕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共产党员，洛宁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更为严重的是，从1941年到1943年，河南接连出现水、旱、蝗、雹等严重自然灾害。特别从1941年秋到1942年夏，连续大旱15个月，使河水断流，田地龟裂，庄稼枯死，“全年收成不及一二，民众饿死者105万人以上，逃亡在外者300万人以上。”这两年，洛宁旱情尤其严重，死人甚多。因此，洛宁人把这种怨气发泄在名字不吉利的田汉高身上，说是：“田汉高，天旱高，越旱越高。”没想到田汉高走后，第二年秋天又来了一个倒霉的县长叫李畹秋。他来不仅没有把秋收“挽”住，反而灾情更为严重。老百姓又说，“走了一个天旱高，又来一个立完秋”，这下算彻底“完”了。比这更为“倒霉”的是，李畹秋到洛宁的第三年，日本人打进来了。1944年5月16日，洛宁沦陷，李畹秋偷偷出走，后来被省政府宣布撤职。原济汴中学校长李洁庵（洛宁在礼人）在慌乱之中当了一段流亡县长。李洁庵当县长纯属偶然因素。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率军西撤，途经故县河东寨，委任王希仲为洛卢抗日自卫军司令。谈话间，他们问及洛宁县的情况，王希仲说日本人一来，县长也跑了，现在连县长也没有。此时，刘茂恩想到一个人。他说：“我在开封认识一个你们洛宁人，是济汴中学校长。听说他后来把济汴中学搬到了洛宁，不知此人现在否？”王希仲说：“还在，听说学校也办不成了。”刘茂恩说：“那正好让他来当洛宁县长好了”。他们商定以后，立即叫人把李洁庵带到故县。李洁庵一听说让他当县长，心里不是很乐意。暗自想道：“自己清清白白一生，何必在这个时候来染这个恶水缸？”但碍于刘茂恩的面子，他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不过，当时县城已被日军占领，他只有带了一班人马到中山镇办公，算是勉强支撑起了一届流亡政府的烂摊子。李洁庵的县长虽然没干几天，不过也办过一件“良心事”。1944年冬，西山底孙洞村士绅李子祯反映村民受“悬粮银子”之苦，状告因近年来河水暴涨，冲毁了河边数百亩耕地；造成村中十室九空，坡岭几百亩旱地荒芜，村民们还得按原地亩分担粮银；村中水地、竹园在少数富人手中，穷人家旱地不打粮食，按地亩摊派有失公平。再加上许多穷人土地已经卖出还要负担银子，富人买了地却不拿银子，穷人背着“悬粮银子”，子子孙孙都无翻身之日。李洁庵接案后亲自带领一连队伍开进孙洞村，在泰山庙院内召开大会决定由李子祯主持，实地丈量土地，以地质定粮银。为穷人做了主撑了腰，深得民心。但在1945年2月5日，李洁庵干了一件他最不应该干的事。这天有人向他反映底张中高村的李洪潮从延安回来搞秘密活动，他就连夜派警察局长柳圣和带人去中高村实施抓捕行动。多亏有洛南地下党（共产党）竭力营救，才使李洪潮免遭于难。当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李洁庵在故县十八盘被国民党起义部队38军战士抓获，后在押送途中趁机脱逃，前往开封重新开办济汴中学。1948年开封解放，李洁庵又只身前往浙江兰溪金华仍以教书为生。1953年“肃反”时被政府抓回镇压。此外，在日军占领洛宁以后，也立即扶持了一个傀儡政府，由东宋程家庄人程荣箴出任伪县长，杨彦、任金中任副县长。他们还组建了所谓的乡、镇公所，抓兵拉夫，派粮催款，并协助皇军到处扫荡，打砸抢掠，残害妇女，追剿国共武装，成为人民的罪人。好在时间不长，这伙汉奸、卖国贼随着日本的投降而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简介：周流宗，男，汉族，中共党员，1957年1月出生，河南省洛宁县赵村镇人。1980年毕业于洛阳师院中文系。历任洛宁县计生委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坡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现为河南省书协会员，洛阳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洛宁史话》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