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珍: 晏殊“明哲保身”辨正
摘要：欧阳修评价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其中“明哲保身”一词历来被曲解为欧阳修对乃师的批评，并以此作为对晏殊一生之定评。而事实上，在欧阳修以及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富贵”“优游”与“明哲保身”一样均无贬义。“明哲保身”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是朱熹充分肯定的一种修养。“明哲保身”者，不仅要尽心国事，犯言直谏，而且还要大公无私，这与后世理解的所谓圆滑处世、自私自利没有丝毫关系。以此解读“明哲保身”一词，才能破除过去对晏殊“居官油滑”等的不当评价，还晏殊以“刚俊”“鲠峭敢言”之本来面目。
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三首》（其三）开首谓：“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欧阳修 812）其中“明哲保身”一词历来被曲解为欧阳修对乃师的批评，并以此作为对晏殊一生之定评。而事实上，在欧阳修以及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富贵”“优游”与“明哲保身”一样均无贬义。[1]一个有力的佐证是：若干年后，与欧阳修以“明哲保身”赞美老师晏殊一样，其得意门生苏轼也同样以此赞美自己的老师欧阳修：“伏审抗章得谢，释位言还。[……]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虽外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苏轼 1345）。把欧阳修挽词里的“明哲保身”看作对乃师之批评是明显忽略了此词的原来意义以及当时语境，其错误不言自明。因此我们认为，辨明“明哲保身”一词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真实含义，对正确评价晏殊及其作品至关重要。
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中，“明哲保身”作为褒义词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明哲保身”是指明辨善恶是非，择安去危、避免祸败以保全其身，而其前提乃是尽心王事、尽悴事君。
最早出现“明哲保身”一词的是《诗经·大雅·烝民》。《烝民》乃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赞美仲山甫的篇章：“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四书五经》 198）在此，尹吉甫高度赞美了仲山甫优秀的品德和才能。关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唐孔颖达疏曰:“既能明晓善恶，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祸败”（《十三经注疏》 568）。可见“明哲保身”之目的是为了“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其不辞辛劳、尽心王事乃是前提。在此前提下，又能明辨善恶，择安去危，避免祸败。
“明哲”一词则出于《尚书·说命》：“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四书五经》 241）孔颖达疏：“知事则为明智，明智则能制作法则。”（《尚书正义》 365）儒家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而“明哲保身”则是后世普遍尊奉的处世原则。《中庸》（其三十一）：“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四书五经》 430）由上可见，“明哲”与“明哲保身”都是值得肯定的一种修养与处世准则。
在中国古代，“明哲保身”一直都是作为褒义词加以使用的。如对中唐时位及将相而又博学的杜佑，白居易《杜佑致仕制》称颂说：“尽悴事君，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白居易 1146）首先肯定的是杜佑的“尽悴事君”，是一个真正“贤达”之人，与尹吉甫对仲山甫的赞美同义。范仲淹在庆历八年给好友叶清臣的信里则如此写道：“国之安危存亡，系于其人。正人安则王室隆，正人危则天下忧。故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所以身安而国家可保，岂特厚于己耶？[……]前者数君子感遇激发，而高议直指，不恤怨谤，及群毁交作，一一斥去，此不为重乎？道卿能不鉴此？宜其与国同忧，无专尚名节，而忘邦家之大，则天下幸甚幸甚！”（范仲淹 230）“正人安则王室隆”，“身安而国家可保”，先保身才能保国。而这正是范仲淹在新政失败后的一种反思，由此告诫好友叶清臣吸取教训。范仲淹在此虽没用“明哲保身”一词，但“身安而国家可保”之说与“明哲保身”意义一致。
发展到明代，阳明后学王艮对“明哲保身”的含义作出了理论的阐发，赋予其更为明确的积极“入世”之内涵：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故一家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一国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天下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能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 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黄宗羲 715-16）
“保身”才能“保国”“保君父”“保天下”，将“明哲保身”上升到“良知良能”的高度，也将“明哲保身”的积极意义发挥到了极致。
其次，在中国古代讲“明哲保身”，不仅要尽心国事，犯言直谏，而且还要大公无私，这与后世理解的所谓圆滑处世、自私自利没有丝毫关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右骐骥使、象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王守忠得疾，大书以授其子崇吉等曰：公直忠孝，事国保身而不及其私。”（李焘 3145）将“公直忠孝”与“事国保身”并举，即谓既要公忠报国，又要明哲保身，而“不及其私”即一心为国，不谋私利，以保天下。王守忠作为一介武官，在临死之时如此告诫其子，难能可贵。而北宋时期像他这样竭忠报国的文臣武将不在少数。欧阳修在世时，苏轼以“明哲保身”赞美恩师急流勇退，欧阳修去世后，后学李端叔也赞美欧阳修：“贤哉文忠，直道大节。知进知退，既明且哲。陆贽议论，韩愈文章，李、杜歌诗，公无不长。当世大儒，邦家之光”（《欧阳修全集》 2721）。欧阳修之“明哲保身”，乃是在坚持“直道大节”的前提下，急流勇退，保全了晚节，所以深为苏轼、李端叔所敬仰。
再次，“明哲保身”还有淡泊名利、低调处世，以免蹈于是非危机之意，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人生智慧。
如南朝谢瞻清高淡泊，不愿干预时政，据《南史·谢晦传》记载：“后因宴集，灵运问晦：潘、陆与贾充优劣。晦曰：安仁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灵运曰：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瞻敛容曰：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由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李延寿 525-26）谢瞻身处乱世，以“明哲保身”为高，与谢灵运的想法大异其趣，而后者也因为过于热衷干预时政，不甘寂寞，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又如《宋史·吕大防等列传》论苏颂曰：“颂独岿然高年，未尝为奸邪所污，世称其明哲保身。然观其论知州张仲宣受金事，犯颜辨其情罪重轻，又陈刑不上大夫之义，卒免仲宣于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岂非所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欤？”（脱脱 10868）既以“明哲保身”许之，称其不为“奸邪所污”，又特别标举其“犯言”为张仲宣辩护一节，足可见苏颂既洁身自好，又敢于仗义执言，并非一味避事自保。再如明代朱亮祖等人也与谢灵运类似，《明史·朱亮祖等列传》的最后论曰：“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张庭玉 3871）朱亮祖不能明哲保身，终于招来杀身之祸，乃是咎由自取。
“明哲保身”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人格风范和难得的政治智慧。《梁书·王僧辩传》称赞王僧辩之母亲：“性甚安和，[……]及僧辩克复旧京，功盖天下，夫人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朝野咸共称之，谓为明哲妇人也。”（姚思廉 631）“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才是“明哲”之举。而陆游更感叹要做到真正的“明哲保身”之不易，其《跋范文正公书》谓：“观文正范公书札，如欲与韩魏公同荐李泰伯，见其进贤之诚，戒余安道、石守道避祸，见其爱惜人才之意。呜呼贤哉！然泰伯卒弃不用，安道、守道俱陷患难，或至死不解，志士仁人至今以为叹。信乎明哲保身之难也”（陆游 2261）。保身才能保国，而为范仲淹“爱惜”的几位“人才”，最后均陷于危难，令“志士仁人”深为惋惜。
二
对照上文“明哲保身”的含义，欧阳修对乃师晏殊的肯定与褒扬之意便不言自明。而如果我们不囿于以往对晏殊的种种成见，仔细研读现存与晏殊有关的文献，我们不难看到，历史上的晏殊尽心国事，不仅自己敢于直言，“赋性刚俊”，“立朝有大节”，还大量举荐刚直不阿之士，范仲淹、欧阳修、孔道辅等直言之士，均出于晏殊门下，其一生之行迹确乎当得起传统意义上的“明哲保身”一词。
晏殊既做到了“尽悴事君”，又“赋性刚峻”，敢于“犯言直谏”，因此“屡遭拂逆”，从政五十年，约有十六年时间在贬谪或者外放中度过。[2]有个鲜为人提到的事实是，晏殊因为敢言，曾经担任过御史中丞一职，据《宋宰辅编年录校补》，明道元年，晏殊除枢密副使：“天圣六年，晏殊之出也，上意初不谓然，欲复用之。会李及卒，召殊于南京，命为御史中丞，仍命班翰林学士上，是年遂有此除。未几，改参知政事”（徐自明 193）。晏殊于天圣六年因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由是忤太后旨，被贬谪。天圣六年被召回，为御史中丞，担任言责。北宋担任御史中丞者，历来必须是正直敢言之士，而由御史中丞升任执政者不乏其人。雍熙四年，赵昌言自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宋宰辅编年录校补》记载：“王称赞曰：朝论以张宏偱默，故罢其政，使与赵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职在触邪，而中丞之位，号执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而言之，其责岂不重哉！偱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事略》太宗时张宏，真宗时李维清，皆自枢密为御史中丞，盖重其言责也。仁宗时亦多名前执政，如晏元献、王安简公皆是。自嘉佑后迄今，无为之者。”（徐自明 47-48）晏殊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并非出自偶然。晏殊不仅仅敢对太后的红人张耆表示异议，对深得仁宗信任的内臣也敢发声。内侍王守忠因服侍仁宗日久，深得仁宗信任，还自认有功，曾经要求赏赐其节度使官衔。康定元年，夏守赟除宣徽南院使、陕西经略缘边招讨使，“时以内侍王守忠为都钤辖，知谏院富弼、三司使晏殊各请罢内臣监兵云”（徐自明 225）。虽然富弼与晏殊翁婿间也不无矛盾隔阂，但这一次，则是翁婿联手，请罢王守忠监兵。由上二端，足见晏殊之敢于犯言直谏。
不仅如此，晏殊一生确也做到了“事国保身而不及其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记事”有“晏元献节俭”条：“晏元献《与兄手帖》：殊再拜[……]。况须因干求经营方受，殊一生不曾干求。况今虽经位极人臣，更何颜求觅，是以须待出于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请结托，以至势须恬静[……]。右晏元献公手帖。[……]然则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谁？”（366-67）晏殊于庆历三年罢相后外放十年，并没有如其他人一样谋求回朝，直到身患重病才请求回京养病，《宋史·晏殊传》曰：“以疾，请归京师访医药。既平，复求出守，特留侍经筵，诏五日一与起居，仪从如宰相。逾年，病浸剧，乘舆将往视之。殊即驰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为陛下忧也。已而薨。帝虽临奠，以不视疾为恨，特罢朝二日，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篆其碑首曰‘旧学之碑’。”（脱脱 10197）晏殊病情好转即“复求出守”，而仁宗皇帝给他的待遇则是“仪从如宰相”，即是对一个忠心老臣的最高礼遇。
晏殊敢于荐士，“立朝有大节，一时名臣多出其门”（赵齐平 101），而且，受他荐举或者提拔的范仲淹、欧阳修、孔道辅等门下士，也大都是与他一样的正直敢言之士。《宋史·晏殊 章得象 吕夷简等传》在晏殊、吕夷简等人传后评论曰：“殊、籍、随、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殊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方之诸人，殊其最优乎！”（脱脱 10205-10206）欧阳修论曰：“公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尊酒相对，欢如也，得一善，称之如己出。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等，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353）而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范仲淹，过去一提到庆历新政与庆历兴学，都只提范仲淹等人，事实上，晏殊在当时的作用与影响恐怕要超过范仲淹。晏殊于天圣三年年底因上疏得罪章献太后，外放至应天府。《宋史·晏殊传》载：“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脱脱 10196）“兴学自殊始”，这才是不争之事实。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也明说“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其中包括欧阳修自己。范仲淹由于晏殊的识拔与荐举，才登上北宋的政治舞台，终于位至执政，中间因为贸然进谏，与晏殊有过一些分歧，但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不无反思，且之后对小自己两岁的恩师晏殊终身以“门生”事之：“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起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投诗云 ‘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皆叹服”（795）。由此可见晏殊在范仲淹心目中之地位。
以刚直敢言着称的欧阳修也是晏殊之门生。《宋史·欧阳修传》：“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脱脱 10376-10377）在庆历新政期间，晏殊虽与欧阳修之间也有过不愉快，但还是推荐欧阳修为谏官，成为庆历新政中最积极的干将。关于拔擢欧阳修为谏官，历史上有“御笔亲除”之说：“君主亲擢台谏官的方式有两。[……]其二直除，亦即中旨、中批、内批、御批等。庆历时仁宗御笔亲除欧阳修等三谏官，即为直除典型。”（虞云国 19）但作为宰执大臣，有向皇帝推荐谏官以及大臣之义务。事实上很可能是欧阳修经由晏殊推荐，最后由仁宗亲自除授。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欧阳修为太常丞，并知谏院。[……]按：修除谏官时，韩、范、富俱未入也。据晏殊传，修乃殊所荐。”（李焘 3359-60）富弼，庆历新政中革新主将之一，位至宰辅，经由范仲淹介绍，成为晏殊的女婿。《宋史·富弼传》记载：“弼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其好善嫉恶，出于天资。”（脱脱 10257）“好善嫉恶，出于天资”，于此可见富弼之政治品格。
以鲠直著名的孔道辅也受知于晏殊。明道二年，范仲淹、孔道辅均以谏废郭后事被贬。《宋史·孔道辅传》记载：“道辅性鲠挺特达，遇事弹劾无所避，出入风采肃然，及再执宪，权贵益忌之。[……]天下莫不以直道许之。皇佑三年，王素因对语及道辅，仁宗思其忠，特赠尚书工部侍郎。”（9885）杨察，字隐甫，“论事无所避”，也是晏殊女婿，《宋史·杨察传》载：“晏殊执政，以妻父嫌，换龙图阁待制。母忧去职，服除，复为知制诰，拜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论事无所避”（9856）。张洞，晏殊门下士，以“直言正论”为人所忌。《宋史·狄棐 郎简 张洞等传》载：“殊儒臣，喜客，游其门者皆名士，尤深敬洞。[……]张洞以直言正论为大臣所忌，则其抱负从可知矣。”（9939、9950）
由上可见，晏殊荐拔或者敬重的门下士，大都是正直敢言之士，可谓声气相求，如果不是因为晏殊自己“赋性刚俊”，就不可能欣赏提拔这些“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以直言正论为大臣所忌”“鲠挺特达，遇事弹劾无所避”“论事无所避”的正直敢言之士。纵观历史，正直敢言者往往会招致来自皇帝、宰执等的打压。北宋有举主连坐之法，晏殊明知自己荐举之人又可能会连累自己，但依然大量荐举人才，由此可见他公忠为国、尽心国事的政治品德。
三
在晏殊的官宦生涯中，“刚俊”“梗介”“鲠峭敢言”是其本色，“居官油滑”“圆滑处世”云云与其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被晏殊在奏折中肯定过的、太宗时“自结于人主”的王化基[3]，淳化二年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化基尝慕范滂揽辔澄清之志，献澄清略，言五事”，其中第二条即为“谨公举”：“朝廷频年下诏，以类求人。[……]其受举之官，如经任使，实着廉能，所司举行赏典，特旌举主。若所举官贪赃败露，举主并当连坐。”（李焘 721）真宗天禧二年应李虚己之请正式下诏：“诏自今命官犯赃，不以轻重，并劾举主，私罪杖以下勿论，从判大理寺李虚己之请也。”（2108）李虚己是晏殊的第一个丈人，晏殊凡三娶，第一个夫人就是李氏，[4]李虚己向朝廷提出举主连坐之请，天禧二年被朝廷采纳，晏殊时年二十八岁。八月，以户部员外郎充太子舍人，知制诰，判集贤院。对丈人之提议，同朝为官的晏殊应该非常清楚。可是，晏殊并没有因此而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在以后的官宦生涯中，不仅自己敢言直谏，而且冒着风险，大量举荐正直敢言之士，此举，足可证明晏殊在政坛上并非一个圆滑的政客。受他一力举荐重用的蒋堂[5]，也与晏殊一样，不怕自己受到牵连，大量举荐贤材。据《宋史·蒋堂传》记载：“（蒋堂）在江、淮，岁荐部史二百人。或谓曰：‘一有谬举，且得罪，何以多为？’堂曰：‘十得二三，亦足报国。’坐失按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脱脱 9913）蒋堂不怕连坐，是为“报国”，晏殊可能就是看中了蒋的一片公忠报国之心，因此曾经竭力推荐过蒋堂，并且为此不惜与王举正“争累日”。
历来批评晏殊圆滑处世者，大都以晏殊为丁谓草制一事以及范仲淹于天圣八年写的《上晏资政书》为口实。而此二事，也很有必要做一定的辨析。
关于前者，据《宋史·刘筠传》载：“初，筠尝草丁谓与李迪罢相制，既而谓复留，令别草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帝久疾，谓浸擅权，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请补外，以右谏议大夫知庐州。”（10088）晏殊内愧是事实，但以此断定晏殊在政治上圆滑、平庸，就难免以偏概全，对此，陈元锋的解释颇为中肯：“晏殊年辈稍低，由神童、馆职而至两制，政治上尚未崭露头角，故略乏杨、刘那样的锋芒”（陈元锋 47）。从晏殊后期多次敢言直谏，如谏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太后不该“被帝者之服”，[6]可见其“赋性刚俊”之一面。而宋人笔记也有晏殊天性“梗介”之记载，据王明清《挥麈录》：“蔡伯俙字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偱法令。”（王明清 115）
“刚俊”“梗介”“鲠峭敢言”，乃是晏殊优秀的政治品格，这一优秀品格，被他的后代所继承。晏殊曾孙晏敦复，与曾祖父一样“鲠峭敢言”，据《宋史·晏敦复传》记载，晏敦复“素刚严”，“居右省两月，论驳凡二十四事，议者惮之。复为吏部侍郎。”秦桧为议和，许以高官厚禄，“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静默如不能言，立朝论事无所避。帝尝谓之曰：‘卿鲠峭敢言，可谓无忝尔祖矣’。”（脱脱 11739）“无忝尔祖”四字，就是高宗对晏殊以及曾孙晏敦复“鲠峭敢言”这一政治品格的高度肯定与褒扬。
再看范仲淹的《上晏资政书》。据范仲淹年谱，范仲淹于天圣八年上书晏殊，对晏殊责以轻率上书，唯恐累及举主之说，表明心迹。历来都以此肯定范仲淹敢于“非非”的处世之道，而批评晏殊圆滑处世。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首先，晏殊的顾虑不无原因，先不说具体是非对错，从范仲淹日后对自己以及其他庆历革新参与者行为之反省，就不难作出判断。在上文所引范仲淹于庆历八年给好友叶清臣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范仲淹对于庆历新政期间自己以及同道中人过于激进行为的深刻反思，所谓“国之安危存亡，系于其人。正人安则王室隆，正人危则天下忧。故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所以身安而国家可保，岂特厚于己耶？”（范仲淹 230）。《长编》也说“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李焘 3580）当年范仲淹也曾意气用事，由此错误地责备自己的恩师晏殊，时隔多年之后，范仲淹明显意识到了自己以及同党当年过于激进而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因此，对自己当年对恩师之指责，虽然我们无法看到他表示歉意的文字记载，但仅从他对晏殊日后始终执弟子之礼一事就足见他此事之反省以及对晏殊之态度。
过去对晏殊处世圆滑，居官平庸之评价，严重不符合事实，有关晏殊的政治品德是否圆滑平庸的问题笔者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7]兹再举二例，足证晏殊在北宋政坛上并非庸碌之徒。
其一，据欧阳修记载：“初，真宗遗诏：章献明肃太后权听军国事。宰相丁谓、枢宻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公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欧阳修 352）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宰相、枢密使都想“独见奏事”，其实是都想独自左右朝政，在这样一种“无人敢决其议”态势下，朝廷很易出现权臣独揽朝政的危局，面对丁谓这样权力欲极强的宰相，晏殊敢于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晏殊一言九鼎，由此免除了朝廷有可能出现的乱象与危险。
其二，仁宗康定元年元昊反，掌管军政的枢密院王鬷、陈执中等对于边事束手无策，宰相张士逊认为军旅之事，枢密院当任其咎，于是罢王、陈等三人，并任命晏殊等知枢密院事：“三司使、刑部尚书晏殊，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知河南府宋绶并知枢密院事;保安节度使、检校太傅、驸马都尉王贻永同知枢密院事。殊在三司，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殊奏悉罢还度支。事多施行。帝初以手诏赐大臣居外者，询攻守之略。绶在河南，画十策以献，于是复召之，与殊及贻永同管枢密。”（李焘 2988）晏殊作为一个文臣，在掌管军机的枢密院提出了不少主张，“事多施行”，于此不难看出晏殊具备多方面的政治才能。为了有效应付、处理边防事务，晏殊还建议执政参与原本只有枢密院分管的军国大事：“诏参知政事同议边事，仍书检。从知枢密院事晏殊之请也。”（2988）也正因为晏殊在枢密院工作的出色成绩，“戊辰，刑部尚书、知枢密院事晏殊为检校太傅，充枢密使。”（3042）在庆历新政期间，晏殊作为副相，在首相章得象事实上反对革新的前提下，独立支持范仲淹等人，对新政尤其是兴学之推行，功不可没。而晏殊在相位上的所作所为，与其对宰相应当“斥退奸党，荐延忠直”（曾枣庄 225）的自觉认识有关，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政治使命感与责任感。
通过前文辨析可知，历来对欧阳修挽词里的“明哲保身”一词显系误读，欧阳修在长期外放过程中，与范仲淹一样，对庆历新政以及过去的所作所为有过反思，[8]虽然与晏殊也有过小小的过节，但他对自己的老师始终怀有尊敬，对晏殊的评价也不低，其挽词也许可能还有以官样文章示人之嫌，但其《跋晏元献公书》说乃师：“公为人真率，其词翰亦如其性，是可嘉也”（欧阳修 1055）与挽词一样表达的都是欧阳修对乃师的公正评价。
四
由上可见，过去对晏殊的评价，或者出于成见，或者以偏概全，认定晏殊圆滑处世、居官油滑云云，与历史事实真相严重不符。“刚俊”“耿介”“鲠峭敢言”“为人真率”，才是历史上真实的晏殊。
学界论及北宋初年真宗、仁宗时的政坛文坛情况，尤其是庆历新政以及文学革新，大都只提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而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被誉为一世之龙门的晏殊，则大都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人云亦云横加指责。有一种现象由来已久，那就是偶像崇拜，如陶渊明，不能说他半个不字，再就是范仲淹，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乎完美的范仲淹，早已经是一种精神象征，成为士大夫群体维护和发扬其道统的精神支柱。因此，说到范仲淹一切都是好的，一切的功劳也似乎都是他的，而其他人，则被错误地作为范仲淹的对立面加以非毁，如吕夷简等。说到庆历新政，晏殊也一样是作为反衬人物：“仁宗庆历年间，朝廷推行‘政事革新’，主持这一段新政则是参知政事范仲淹。……当时章得象为首相，晏殊为次相。章得象‘无所建明’，居官平庸；晏殊虽文才出众，喜奖掖人才，然居官油滑，明哲保身，无所作为。”（诸葛忆兵 179）而细读历史，我们发现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晏殊在庆历新政以及兴学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
论及范仲淹与晏殊的关系，一般都会竭力美化范仲淹，而把晏殊放在范仲淹的对立面。这个现象，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所改变，如说：“石介、梅尧臣赞许晏殊，主要看他立朝有大节，一时名臣多出其门，而不涉及他写诗填词。”（赵齐平 100-101）“主张实施新政的代表人物范仲淹，核心成员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人，或为门生，或为爱婿，他们之间，不只是师生、翁婿的私谊，更主要的是思想政治主张上的相近、相同，自然汇合为一股进步的政治势力。……事实表明，庆历新政期间的人才荟聚，革旧立新主张的实施，都因晏殊政治生涯的升降浮沉而聚散行止，充分显示了他在此期间的重要作用。”（孙望 常国武 110）再后来，论及范、晏也相对客观公正多了，如刘德清的《范仲淹与晏殊》，文章一方面从晏殊范仲淹交往始终，肯定了晏殊支持庆历革新，举贤荐才，敢于犯言直谏，居官清廉，生活节俭，严于律己等，但刘文也认为“范仲淹主要以功德名世，晏殊则主要以文学著称”（刘德清 322）。关于《晏元献公挽词》，刘文的看法也有些矛盾，认为欧阳修“将‘富贵优游’‘明哲保身’与晏殊的名望、文章并举，显然不是贬义。然而，据欧阳修《非非堂记》的名言：‘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矣。’可知欧阳修并不肯定晏殊式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赞同范仲淹式敢于‘非非’的处世之道。”（刘德清 327）虽然认为“明哲保身”并无贬义，但刘文最后也还是为了褒扬范仲淹的“危言危行”，而把所谓的“晏殊式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作为其对立面加以否定，因此，对“明哲保身”一词的理解，实际又回到了“贬义”一端。赵慧俊在《宋代笔记中人物形象——以杨亿、晏殊、石曼卿为中心》一文中说：“宋人好言本朝人事，本朝人物即是宋代笔记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来源。[……]我们又可以发现人物在成为某种笔记的话题之后，便不再是其本身，而成为被该笔记作者塑造的形象，这种形象又会成为后代笔记作者的话题，如此循环下去，人物形象最终会在笔记世界里被符号化定型。”（赵慧俊 132）晏殊与杨亿，都作为“神童”被宋人笔记所谈论，但同时，因为“仁宗伴读的身份让他在仁宗亲政后顺利进入宰辅系统，[……]笔记作者不仅谈论晏殊诗歌中体现的富贵气象，还乐于从宴饮中表现其富贵气质里的风流与从容。”（142-43）因此，晏殊在笔记世界里定型为“神童”与“富贵宰相”。赵文的研究结果也告诉我们，后世对晏殊的很多有违史实的不当评价以及被污名化的不公待遇，也与宋人笔记里陈陈相因的各种传闻记载不无关系。可惜的是，论及笔记作者孔平仲（《谈苑》）与魏泰（《东轩笔记》）关于欧阳修与晏殊之纠纷之记载时，赵文认为：“可以想象，同有科举士大夫身份的孔平仲应更倾向欧阳修一些，但晏殊毕竟还有欧阳修座师的身份，连欧阳修自己也只能通过‘富贵悠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的话语暗暗透露出自己的不满，那么晚辈后学又怎能对祖师出言不逊？”（赵慧俊 145）显然，此一评价同样不无偏见，而这也同样源于对“明哲保身”原义理解之错位。
总体上来看，学界对晏殊在政治上以及文学上成就，持平之论日见其多，但与其在历史上、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此，笔者就欧阳修晏公挽词中“明哲保身”一词的词义，以及由此涉及的对晏殊有关评价，作了必要的辨析，以还原、恢复历史上、文学史上被范仲淹等“遮蔽”的晏殊之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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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拙文《也论晏殊及其词---从<浣溪沙>说开去》，《词学》33（2015）：1-23。
[2]详见拙文《晏殊平议—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华东师大学报》3（2015）：133-142。
[3]“一日，侍便殿，问以边事，对曰：‘治天下犹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则枝干不足忧。朝廷治，则边鄙何患乎不安？’”（《宋史》二百六十六卷《王化基传》 9184）。晏殊认为“化基之言甚简且要，真知治本者也。”见（宋）曾枣庄《天圣上殿札子》，《全宋文（第十九册）》，刘琳（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4]据夏承焘先生的《二晏年谱》：“咸平六年，李虚己许妻以女，因荐于杨大年。”见《唐宋词人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02页。欧阳修《晏元献公神道碑铭》也说晏殊“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己之女。”（《欧阳修全集》 353）
[5]“初，晏殊欲用堂代杨日严，王举正谓不如明镐，争累日不得，卒用堂。”（“庆历四年（甲申，1044年）条”；《长编》卷一百五十三 3725）
[6]“始，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参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为对，失太后旨，辅臣皆依违不决。”（“明道元年（壬申，1032年）”条；《长编》卷一百十一条 2595）
[7]参见拙文《晏殊平议—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华东师大学报》3（2015）：133-142。
[8]周必大庆元二年《与吕子约寺丞》曾说：“庆历诸贤黑白太明，致此纷纭。六一（欧阳修）壮年气盛，切于爱士，不知文靖（吕夷简）浑涵精深，期于成务，未免责备。[……]故语言多失中，后来大段自悔。”（《全宋文》（第二二九册） 259）
[9]详见《晏殊平议—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华东师大学报》3（2015）：133-142。
引用作品：
白居易：《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陈元锋：“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以杨亿为中心”，《文史哲》5（2012）2012：47。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能浚编集，薛正兴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孔安国：《尚书正义》，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刘德清：“范仲淹与晏殊”，《宋代文化研究》1（2009）：322。
陆游：《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四书五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孙望 常国武：《宋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9年。
曾枣庄 刘琳：《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张庭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赵慧俊：“宋代笔记中人物形象——以杨亿、晏殊、石曼卿为中心”，《宋代文学评论》第二辑。北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页132-155。
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