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人的专史的对象（上）

所谓人的专史的对象，就是讲哪类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作专史。当然，人物要伟大作起来才有精采，所以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象。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例如袁世凯、西太后人格虽无可取，但不能不算是有做专史价值的一个人物。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作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这类人最宜于做大规模的专传或年谱，把那个时代或那种学术都归纳到他们身上来讲。五种人的专史中，人表的对象不成问题，可以随便点；其余四种，都最重要。大概说来，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约有七种：

（一）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专传。有些人，伟大尽管伟大，不过关系方面太少，不能作时代或学问的中心，若替他作专传就很难作好。譬如文学家的李白、杜甫都很伟大；把杜甫作中心，将唐玄宗、肃宗时代的事实归纳到他身上，这样的传可以作得精彩；若把李白作为中心，要作几万字的长传，要包涵许多事实，就很困难。论作品是一回事，论影响又是一回事，杜诗时代关系多，李诗时代关系少。叙述天宝乱离的情形，在杜传中是正当的背景，在李传中则成为多余的废话。两人在诗界，地位相等，而影响大小不同。杜诗有途径可循，后来学杜的人多，由学杜而分出来的派别亦多。李诗不可捉摸，学李的人少，由学李而分出来的派别更少。所以李白的影响浅，杜甫的影响深。二人同为伟大，而作传方法不同。为李白作列传，已经不易；为李白作年谱或专传，更不可能。反之，为杜甫作年谱，作专传材料比较丰富多了。所以作专传，一面要找伟大人物；一面在伟大人物中，还要看他的性质关系如何，来决定我们做传的方法。

（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专传。譬如《史记》有《鲁仲连传》，不过因为鲁仲连曾解邯郸之围。诚然，以当时时局而论，鲁仲连义不帝秦，解围救赵，不为无关；但是还没有多大重要。太史公所以为他作传，放在将相文士之间，完全因他的性格峻拔，独往独来，谈笑却秦军，功成不受赏。像这样特别的性格，特别的行为，很可以令人佩服感动。又如《后汉书》有《臧洪传》，不过因为他能为故友死义。洪与张超但属戚友，初非君臣。张超为曹操所灭，洪怨袁绍坐视不救，拥兵抗绍，为绍所杀。袁绍、张超、臧洪在历史上俱无重大关系，不过臧洪感恩知己，以身殉难，那种慷慨凛冽的性格，确是有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再如《汉书·杨王孙传》，不记杨王孙旁的事情，专记他临死的时候，主张裸葬：衣衾棺椁，一概不要，还说了许多理由；后来他的儿子觉得父命难从，却拗不过亲友的督责，只得勉强遵办。他的思想，虽没有墨子那样大，然比墨子还走极端，连桐棺三寸都不要，不管旁人听否，自己首先实行，很可以表示特别思想，特别性格。几部有名的史书对于这类特别人，大都非常注意。我们作史，亦应如此。伟大人物之中，加几个特别人物，好像燕窝鱼翅的酒席，须得有些小菜点缀才行。

（三）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我们应当为他作专传。这种人，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亦有。伟大的，旁人知道他正史上亦曾提到过，但不详细，我们应当为他作传。譬如墨翟是伟大人物，《史记》中没有他的列传，仅附见于《孟荀列传》，不过二十几个字。近人孙仲容根据《墨子》本书及其他先秦古籍，作《墨子列传》及《年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又如荀子是伟大人物，虽有《孟荀列传》，但是太过简略。清人汪中替他作《荀子年表》，胡元仪作《荀卿子列传》。这亦是很好一个例。皆因从前没有列传，后人为他补充；或者从前的传太简略，后人为他改作。这类应该补作或改作之传，以思想家文学家等为最多。例如王充、刘知几、郑樵……等，在他们现存的著作中，便有很丰富的资料，足供我们作成极体面的专传。另有许多人，虽没有什么特别伟大，但事迹隐没太什，不曾有人注意，也该专为他作传表彰。例如唐末守瓜州的义潮，赖有近人罗振玉替他作一篇传，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义士名将。又如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前人根本不承认这本书有价值，书的作者更不用说了。近人胡适之才替他作一篇传出来，我们才认识这个人的文学地位。这些都是很好的例。总之，许多有相当身份的人，不管他著名不著名，不管正史上没有传或有传而太过简略，我们都应该整篇的补充，或一部分的改作。

（四）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我们对此种被诬的人，应该用辩护的性质，替他重新作传。历史上这类人物很多，粗略说起来，可以分下列三种：

（1）完全挟嫌，造事诬蔑。这类事实，史上很多。应该设法辩护。譬如作《后汉书》的范晔，以叛逆罪见杀；在《宋书》及《南史》上的《范晔本传》中，句句都是构成他的真罪状，后人读起来，都觉得晔有应死之罪，虽然作得这么好的一部《后汉书》，可惜文人无行了。这种感想，千余年来深入人心。直到近代陈澧（兰甫）在他的《东塾集》里面作了一篇《申范》，大家才知完全没有这回事。当时造此冤狱，不过由几位小人构煽，而后此含冤莫雪，则由沈约一流的史家挟嫌争名，故为曲笔。陈兰甫替他作律师，即在本传中，将前后矛盾的语言，及各方可靠的证据，一一陈列起来，证明他绝无谋反之事。读了这篇之后，才知道不特范晔的著作令人十分赞美，就是范晔的人格也足令人十分钦佩。又如宋代第一个女文学家，填词最有名的李清照（易安），在中国史上，找这样的女文学家，真不易得。她填词的艺术，可以说压倒一切男子。就让一步讲，亦在当时词家中算前几名。她本来始终是《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的夫人，并未改嫁。但因《云麓漫钞》载其《谢綦崇礼启》，滥采伪文，说她改嫁张汝舟，与张汝舟不和，打官司，有“猥以桑榆之末影，配兹驵侩之下才”等语，宋代笔记遂纷纷记载此事。后人对于李易安，虽然很称赞她的词章，但瞧不起她的品格。到近代俞正燮在他的《癸巳类稿》中有一篇《易安居士事辑》，将她所有的著作，皆按年月列出，证明她绝无改嫁之事，又搜罗各方证据，指出改嫁谣言的来历。我们读了这篇以后，才知道不特易安的词章优美，就是她的品节，亦没有可訾的地方。这类著述，主要工作全在辨别史料之真伪，而加以精确的判断。陈、俞二氏所著，便是极好模范。历史上人物，应该替他们做《洗冤录》的，实在不少。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做去。

（2）前代史家，或不认识他的价值，或把他的动机看错了，因此所记的事迹，便有偏颇，不能得其真相。这类事实，史上亦很多，应该替他改正。譬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的人都把他认为极恶大罪，几欲放在奸臣传内，与蔡京、童贯同列。《宋史》本传虽没有编入奸臣一类，但是天下之恶皆归，把金人破宋的罪名亦放在安石头上。这不是托克托有意诬蔑他，乃是托克托修《宋史》的时候，不满意安石的议论在社会上已很普遍了，不必再加议论，所载事迹已多不利于安石，读者自然觉其可恶。但是我们要知道王安石绝对不是坏人，至少应当如陆象山《王荆公祠堂记》所批评，说他的新法，前人目其孳孳为利，但此种经济之学，在当时实为要图。朱子亦说他“刚愎诚然有之，事情应该作的”。他们对于安石的人格，大体上表示崇敬。但是《宋史》本传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认为有改作的必要。乾嘉时候蔡元凤（上翔）作《王荆公年谱》专门做这种工作，体裁虽不大对，文章技术亦差，惟极力为《荆公》主张公道，这点精神却很可取。又如，秦代开国功臣的李斯，为二世所杀，斯死不久，秦国亦亡。汉人对于秦人，因为有取而代之的关系，当然不会说他好。《史记》的《李斯传》，令人读之不生好感。李斯旁的文章很多，一概不登；只登他的《谏逐客书》及《对二世书》，总不免有点史家上下其手的色彩。他的学问很好，曾经作过战国时候第一流学者荀卿的学生；他的功业很大，创定秦代的开国规模；间接又是后代的矩范。汉代开国元勋如萧何、曹参都不过是些刀笔小吏，因缘时会，说不上学问，更说不上建设。汉代制度，十之八九从秦代学来。后代制度，又大部分从汉代学来。所以李斯是一个大学者，又是头一个统一时代的宰相，凭他的学问和事功，都算得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很值得表彰一下。不过迟至现在，史料大都湮没，只好将旧有资料补充补充。看汉人引用秦人制度的地方有多少，也许可以看出李斯的遗型。总之李斯的价值要从新规定一番，是无疑的。

（3）为一种陈旧观念所束缚，带起着色眼镜看人，把从前人的地位身份全看错了。这类事实，史上很多，应该努力洗刷。例如曹操代汉，在历史上看来，这是力征经营当然的结果，和汉高祖、唐太宗们之得天下实在没有什么分别。自从《三国演义》通行后，一般人都当他作奸臣，与王莽、司马懿同等厌恶。平心而论，曹操与王莽、司马懿绝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关系，骗得政权；即位之后，百事皆废。司马懿为曹氏顾命大臣，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这两人心地的残酷，人格的卑污，那里够得上和曹孟德相提并论？当黄巾、董卓、李催、郭汜多次大乱之后，汉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义讨贼，削平群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个开国之君，谁能议其后？只因玩一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竟被后人搽上花脸，换个方面看待。同时的刘备、孙权，事业固然比不上曹操的伟大，人格又何尝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会变成天下之恶皆归，岂非朱子《纲目》以后的史家任情褒贬，渐失其实吗？又如刘裕代晋，其拨乱反正之功，亦不下于曹操。看他以十几个同志，在京口起义，何等壮烈！灭南燕，灭姚秦，把五胡乱华以后的中原，几乎全部恢复，功业何等雄伟！把他列在司马懿萧道成中间，看做一丘之貉，能算公平吗？宋以后的士大夫，对于曹操、刘裕一类人物，特别给他们不好的批评，一面是为极狭隘极冷酷的君臣之义所束缚，以一节之短处，抹杀全部的长处，一面因为崇尚玄虚，鄙弃事功，成为牢不可破的谬见。对于这类思想的矫正，固然是史评家的责任最大，但叙述的史家亦不能不分担其责。

总而言之，凡旧史对于古人价值认识错误者，我们都尽该下番工夫去改正他。（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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