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家的四长——史德

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子元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实斋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今天所讲,就是用刘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

子元、实斋二人所讲,专为作史的人说法。史学家要想作一部好史,应具备上述三长或四长。同学诸君方在读书时代,只是预备学问,说不上著作之林;但我们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此刻虽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当著作家的志向。并且,著作家的标准亦很难说,即如太史公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记》,后人不满意的地方尚多,其余诸书更不用说了。此刻我们虽不敢自称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训练工作则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长之说,就不得不细细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
    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甲 史德

现在讲史德:诸君有功夫,可参看《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都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它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

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数种,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

(一)夸大 一个人做一部著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总有他自己的特别关系。即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时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国人称说孔子,总想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孔子家语》及其他纬书竟把孔子说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了。例如说孔子与颜子在泰山顶上同看吴国城门中的一个人,颜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极其清楚。诸如此类,其意思纵使本来不坏,但是绝非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神话看待。无论说好说坏,都是容易过分,正如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为要发挥爱乡心,往往把那一省说得很好。不过,过分的夸大,结果常引出些无聊的赞美,实际上毫无价值。再如讲中国史,听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

(二)附会 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杞梁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三)武断 武断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应该,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为历史事实,散亡很多,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样。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就流为武断了。固然,要作一部历史,绝对不下断案是不行的。断案非论断,乃历史真相。即如尧、舜禅让,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固极难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下一个“盖然”的断案。但是不要太爱下断案了。有许多人爱下判断,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断: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复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

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即现代事实,亦大部分应当特别审慎,民国十五年来的事实,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断案,我自己就常无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战事,吴佩孚在汉口,究竟如何措施?为什么失汉阳,为什么失武胜关?若不谨慎,遽下断案,或陷于完全错误,亦未可知。又如同学之间,彼此互作传记,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写出来,尚不容易;何况古人,何况古代事实呢?所以历史事实,因为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态度,或将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从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同时就作考异,或并列各说,或推重一家。这是很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我自己会说,自己亦办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诸君亦用鉴空衡平的态度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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