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遼與北宋書壇

沈遼與北宋書壇［一］

沈遼（一○三二—一○八五），字叡（睿）達，錢塘人，遘之弟。用兄任監壽州酒税。熙寧初爲審官西院主簿，後遷太常寺奉禮郎攝華亭縣，坐事流永州，更徙池州。築室齊山，自號雲巢，遂不復起。事蹟具《宋史》本傳。有《雲巢編》傳世。沈遼是繼蔡襄之後、後三家崛起之前的重要書家，在當時和後世均産生了一定影響。張舜民《畫墁集》卷一《贈奉議沈遼詩》認爲沈遼『錚錚官業素有聞，更號能書居第一』［二］ 。樓鑰《攻媿集》卷七二《跋沈雲巢帖》：『雲巢妙於楷隸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爲人争取。』［三］

沈遼有三件墨蹟《秋杪帖》、《顔采帖》、《動止帖》（圖四—一） 傳世，曹寶鱗先生曾有專文考證。本文將以他與北宋諸名家的交遊爲主，考證並論述沈遼與北宋書壇的關係。

圖四—一　沈遼《動止帖》

一、沈遼與王安石

沈遼一生經歷坎坷，這與當時許多文人的遭遇一樣，根源於當時變法運動的衝擊。王安石與沈遼的家族有著密切的關係，沈遼母親的墓誌銘就是王安石所作［四］ ，沈遼的從叔沈括和他的胞兄沈遘都是王安石的僚友。王安石早年對沈遼的賞識和提携自然與此有關，但是沈遼本人的詩歌和書法才能卻是他受知於王安石的主要原因。《宋史》本傳稱沈遼『間作爲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同時記載了王安石早年對沈遼文學才能的評價，有『風流謝安石，瀟洒陶淵明』之讚語［五］ 。但《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雲巢編十卷》認爲：『然遼詩實主於生峭，與陶詩蹊徑頗不相類。觀其生平，屢與黄庭堅酬和，而庭堅亦稱其「能轉古語爲我家物」，知爲豫章之别派，非彭澤之支流矣。』［六］ 王氏的評語雖然有過譽之嫌，但從沈遼與蘇軾、曾鞏、黄庭堅等一時名流唱酬往來的事實來看，他的文學才能的確有可觀之處。沈遼的書法尤擅時名。宋王明清《揮麈餘話》卷一《沈睿達書裙帶詞》稱沈遼：『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文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荆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真楷。』［七］ 這揭示了王安石書法與沈遼的關係。

治平三年（一○六六），王安石爲沈遼母翟氏作墓誌，時沈遼任泰州軍事判官。次年（一○六七），沈遘卒，沈遼『用兄任監壽州酒税』。熙寧二年，王安石當政，沈遼爲審官西院主簿。沈遼對於新法並不完全贊同，再加上他『傲睨一世』的個性特點，直接導致了他在仕途上的失敗。《長編》卷二二八『熙寧四年十一月』：『丙申（十五日），著作佐郎胡宗師爲審官西院主簿，代太常博 士閻灝、將作監主簿沈遼，以同知院、度支郎中王克臣奏灝等不職，故並罷之，仍自今止置一員。』［八］ 沈遼的罷職還有深層的政治原因。《長編》此條後有司馬日記，席汝明曰：『沈遼素爲介甫所厚，嘗對人竊議新制是非，介甫聞之，立沖替。』這與本傳的記載『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寖咈意，日益見疎』正可相互發明。

沈遼早年熱衷仕途，他的絶意仕進是在屢遭打擊之後。他的一首詩表露了這一心路歷程。《雲巢編》卷一《禪老閣》云：『少年尚淵黙，偃仰事詩書。端然忘緼藉，乃欲尋榮涂。一辱未知補，三獻何其愚。深中雅有趣，寧終渾泥塗。用物必傷己，誓將老江湖。在人既少與，於此固何誅。賞心不期侈，澹泊自有餘。儻逢安石輩，知余爲善謨。』在這裏，他表達了因仕途不暢而欲與東晉謝安石一樣歸老江湖的願望。

沈遼築室齊山之後，王安石也已經退相歸金陵。沈遼在《德相送荆公三詩用元韻戲爲之》中回顧了自己與王安石最初的交往情形：『我昔造公室，公方任調燮。辱枉淵明贈，今猶秘巾篋。當時隳官去，終身欣廢跕。』（《雲巢編》卷四）所謂『任調燮』乃指拜相事，而『辱枉淵明贈』印證了上文安石的贈詩。沈遼『當時隳官去，終身欣廢跕』的喟然長嘆流露了濃郁的悲情，但是他與王安石 的文字之交卻始終没有斷絶。在詩中，沈遼又提到了書法：『况復論翰墨，爾來那可輒。不識渾脱舞，何愧張顛帖。』王安石的書法有翻天斡地之氣，一歸於行筆之妙。世人耳食以爲出自楊凝式［九］ ，此説頗可商榷。魏泰《東軒筆録》云：『近世沈遼最善行筆。』［一○］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八《跋蘇黄陳書》：『魯直晩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真贋。』［一一］ 今將傳世的墨蹟相對照，王、沈二人在轉折行筆之間的確有不少相似之處，從行筆這點立論，可證荆公學沈遼之説並非空穴來風。

二、沈遼與蘇軾

沈遼與蘇軾俱爲一時名流，雖然他們定交時間已經不可詳考，但二人交往的若干事實卻有蹟可尋。蘇軾於元豐三年（一○八○）謫居黄州，元豐五年春，築『雪堂』居之。而沈遼在是年春遇赦由湖南永州流徙安徽池州，舟過湖北黄州，他特地去拜訪了東坡。《雲巢編》卷四《贈别子瞻》云：『平生雅遊眉陽客，五年不見鬚已白。借田東坡在江北，芟夷蓬蒿自種麥。相逢不盡一樽酒，故態那復論歡戚。手抱阿武勸餘瀝，維摩老夫失定力。老夫寂寂出三湘，更欲卜居池水陽。薄田止須數十畝，田上更樹麻與桑。老來正苦迫生事，清明雖近猶可秧。罷亞若可博乾麨，以無易有遥相望。我舟即行不可駐，欲卜後會誠茫茫。他時有信若可寄，不用辛苦爲詩章。』又同卷《題子瞻雪堂即次前韻》云：『眉陽先生齊安客，雪中作堂愛雪白。堂下佳蔬已數畦，堂東更種連坡麥。不能下帷學董相，何暇悲歌如寗戚。布裘藜杖自來往，山禽幽弄均春力。案上詩書羅縑緗，爐中燒藥笑王陽。晨炊且糴北倉粟，冬服已指山前桑。南岡差高多種橘，迤北漸下冝栽秧。北鄰亦有放達士，道路壺榼常相望。』二詩皆以田桑爲題，頗有淵明歸去來之遺韻。

沈遼到達池州後，即卜居齊山，名所築曰雲巢，時間在三月初。《雲巢編》卷七《三遊山記》之一：『余卜居齊山逾月，欲一探左史洞而不知其地。四月丁巳（六日），會公華、德相至，遂召唐生者俱遊焉……時元豐五年壬戌也。』元豐六年夏，蘇軾有信致問。《蘇軾文集》卷五八《與沈睿達二首》之一云：『某啓。近辱書，伏承退居安隱，尊候康健，甚慰所望。』［一二］

沈遼以文學而知名，嘗以『雲巢』名詩集。曾先後乞序於曾鞏、蘇軾和黄庭堅。《雲巢編》附録山谷《雲巢詩並序》云：

……因自號其所居曰『雲巢』，從眉山蘇子瞻乞文，子瞻曰：『虎豹來田，吾以是累，吾方刮除毛皮，獨以形立，子當愛我，不當要我作文。』又欲乞文於南豐曾子固。會子固以憂去中書舍人而捐館於金陵。則以告豫章黄庭堅曰：『敢託於子文。』黄庭堅曰：『曾子固、蘇子瞻文章磊落旁日月，居一世，後前能軒輊人；庭堅戲弄筆墨，不經師匠，家人子語耳，君安用此！』 雖然，三十年藉藉沈睿達，吾敢自愛无能之詞以恨之？故傳載雲巢之因起，訖於崇城，而繫以詩。

沈遼乞文於蘇軾而遭婉拒之事見於蘇軾的覆書。《蘇軾文集》卷五十八《與沈睿達二首》其二云：『公所須拙文記雲巢，向書中具道矣，恐不達，故再云云。某自得罪，不復作詩文，公所知也。不惟筆硯荒廢，實以多難畏人，雖知無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見置，開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願公已之。百種巧辯，均是綺語，如去塵垢，勿復措意爲佳也。令子今在何許？漸就遷擢，足慰遲暮。』［一三］ 山谷所記東坡『虎豹來田』云云當是此前的另一封覆書，已佚。此二書皆作於元豐六年。沈遼身後有二男三女，子敦師曾主泰州泰興薄，此處『令子』或即敦師。

蘇軾是沈遼的知交，他對沈遼的書法淵源和利病得失可謂洞悉入微。《書録》卷中載東坡語云：『自君謨没後，筆法衰絶。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晩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一四］ 沈遼好高騖遠的秉性正是他身後書名寂寥的重要原因之一。沈遼的一生充滿了悲劇色彩，仕途坎坷，晚景尤淒涼。蘇軾《與王文玉十二首》之七云：『睿達化去，極可哀，雖末路蹭蹬，使人耿耿，然求此才韻，豈易得哉！雲巢遂成茂草，言之辛酸。後事想公必一一照管也。』［一五］ 而沈遼的書名也和他的悲劇人生一樣，讓人感嘆不已。宋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八《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二》：『蔡君謨死後，宋次道、陸子履獨擅書名，既而沈睿達書得名甚峻於時，未有一人稱東坡書者。公方日奏忠言，犯時禁忌；其名自有所在，而未暇以書稱也。』［一六］ 沈遼的失敗有多重原因，黄庭堅揭示的『不自貴重』尤能道出其中關鍵。

三、沈遼與黄庭堅

黄庭堅與沈遼的交往時間集中在元豐八年（一○八五）沈遼去世的前兩年，而地點則在山谷由江西吉州太和轉官山東德州德平的途中。《雲巢編》附録《魯直帖》記録了二人交往的豐富信息：

庭堅頓首。初約十五日遣人送靈壽杖往取糟薑，而燈夜醉臥景德方丈。明日，病酒家中，催放船甚急，意緒欲噦，懶向筆研，故遂不果遣人。承動静，又所須皆不急耳。别來日欲寓書，匆匆祇了眼前，及此不可以爽雲巢之約。撥忙就此，不審可意否？公《三遊山記》皆手録奉還，六合紙寫得一軸。鄙作楚詞，至金陵輒爲一喜事人携去，亦不足觀，故不别用紙録上也。道中時作小詩，别信當寄上。天氣北極妍暖，不審體力何如。伏惟動静燕譽，頗復遊歷諸山否？永仲將去，更得誰與遊，亦有乞 士皜人可與雲水耶？濯纓之乎？遮日向西，回觀雲巢，定非俗物。髮白矣，政使向前有味，更能過往時所饗否？願安樂雲巢，勿作銅官以北夢也。區區隨食河外，日以相遠，臨書懷想增勞，千萬以淡漠自壽。因北風惠音。三月丙寅。庭堅頓首再拜，睿達奉禮執事。

此札作於元豐七年三月丙寅（二十七日）。本年，山谷由吉州太和轉官赴德平，沿贛江、長江下金陵，再經揚州、泗州而行。信中提到過金陵之事。《山谷外集詩注》卷一四《送吕知常赴太和丞》有史容注云：『山谷在太和三年，至元豐七年移監德州德平鎮，是年三月，過泗州僧伽塔，有《發願文》。』［一七］ 此時，沈遼築室齊山已逾二載。山谷由江西出發赴德州在元豐六年十二月之後。有《大孤山詩刻》云：『是歲癸亥十有二月，余自太和移德平。』［一八］ 山谷途徑池州與沈遼會晤乃在次年（元豐七年）春上。沈遼贈以近作《三遊山記》，並囑山谷爲作詩序，這也就是山谷信中提到的『雲巢之約』。山谷離開池州後，並未及時作序，後在沈遼的催促下才匆忙成文。序成，有覆書並道及沈遼的翰墨之妙，載《雲巢編》附録《魯直帖》之二：

勉作此文，蹇淺不堪。承見約甚嚴，故須録上，寫得尤不堪，筆畫憨濁，廼成墨猪，漫欲存録，切不宜用此刻石，恐不當。煩叡達妙墨，粗得一書字净潔人爲寫石廼佳，庭堅再拜上。

山谷在《雲巢詩並序》附詩一首，對沈遼的生平作了高度概括：

在昔人豪，負世機醜。及其高丘，名麗箕斗。修士溺於名，文人溺於口，豪士溺於財，壯夫溺於酒。不用其長，舉擿瑕垢。禮義卞章，觀心則陋。我觀雲巢，其歸无咎。維彼蒙鳩，室家於茗。婦子喪勞，夕不謀朝。鬼瞰之室，燕雀附高。禍盈去飛，其雛燔焦。息丘以樵，糞田以毛。義示子孫，食力而敖。解其天弢，奠此雲巢。

這首詩得到沈遼的激賞。《雲巢編》附録《叡達跋魯直詩》沈遼致信山谷云：

余自得此詩，甚喜之，讀既久，幾可誦。然每抽繹其書，終不厭。古人所謂能道人心所欲言者，魯直之謂乎？

山谷曾讚揚沈遼『能轉古語爲我家物』，而沈遼對山谷的詩歌更是莫逆於心。《四庫全書總目》將沈遼視爲『豫章之别派』，可謂别具隻眼。沈遼卒於元豐八年二月九日。相傳《沈睿達墓誌銘》乃黄庭堅所作，但其中提到與沈遼季女聯姻之事，非山谷作甚明。

沈遼早年交遊很廣。元豐二年至元豐五年，流永州（今湖南零陵），又在湖湘間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其中李博古、李明古兄弟便是其中二位。李氏兄弟不是當時的知名人物，他們與沈遼的關係恰如黄四娘之於杜甫。文徵明《停雲館帖》録山谷所作《睿達帖》（圖四—二） ，記載了他們交往的史實：

圖四—二　黄庭坚《睿逹帖》

沈睿達自評甚高，雖少時坐豪俠不自貴重，中年流落不偶，作人乃有邊幅，廢棄不得列於士大夫，而文章之氣不少挫。今日追數平生交遊，如睿達不易得也。余不及識李博古，信睿達之詩，知其風義磊落，其與人交，不以暄涼易節者也。黄庭堅書。

此帖有拓本傳世。這是山谷在沈遼去世多年以後，再遊零陵時爲李氏兄弟或其後人所收睿達贈詩的跋尾。當時山谷正在貶往宜州的路上，山谷聞宜州謫命並啓程赴貶所在崇寧二年（一一○三）歲末，次年三月十四日途徑永州。山谷遊零陵時，博、明二古當已不在人世，山谷集中有《戲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鷓鴣二首》和《李宗古出示謝李道人苕帚杖》等詩。李宗古或即其族人。

沈遼的書法成就雖然無法與黄庭堅相比，但後人對沈遼書 法的欣賞和迷信程度卻絲毫不遜山谷。《分甘餘話》卷下云：『江神識山谷書扇事，世傳以爲異。又有一事頗類此。沈遼睿達，存中之姪，善書。舟過富池吴將軍甘寧廟，遇風，遥禱於神，風止泊岸。乃作贊，手書之，留廟中。後爲好事者取去。郡守夢神告之，追獲而還之廟。然則興霸亦嗜書也。』［一九］

四、沈遼與米芾

米芾小沈遼二十一歲，二人曾有過文字交往。米芾早年任杭州觀察推官時（元豐六年至八年），曾寄詩沈遼，原詩不存。今《雲巢編》卷五有《次韻元章見寄》二首：『錢塘故都麗，府寺雲中分。往往得佳客，翩翩多好文。自余去湘水，無復瞻吴雲。披尋二篇意，豈減鮑參軍。』『西堵菰蒲老，南岡梅柳芳。當時有佳意，十載尚餘香。投老甘寂寞，歸期殊渺茫。君能斫句麗，幽眇淂張皇。』從『自余去湘水』可知，此詩作於元豐二年以後。因爲沈遼《雲巢編》卷七《花藥山法堂碑》中有『元豐二年，余爲湘南客』之語。

沈遼與米芾的交往可能與他們共同的朋友蔣長源的牽線有關。米芾《畫史·序》云：『蔣長源，字仲永（按，當爲『永仲』之誤——筆者），吾書畫友也。』［二○］ 今存米芾書蹟中，有多處出現其名字。如宋拓《紹興米帖》中的《蔣永仲帖》，宋拓《寶晉齋法帖》中的《相從帖》，俱見於曹寶麟先生所編《中國書法全集·米芾》。蔣長源也是沈遼的好友。《雲巢編》卷五《蘇武歸漢圖一首》，跋云：『余昔得胡馬四軸，其間旗幟人物若有行者。從永仲博得胡馬二，從伯昌博得蘇武别李陵凡三人。絹素之色，與昔所收大相若。遂合而標之爲六軸，名《蘇武别李陵圖》焉。』又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一録《沈叡達書簡帖》之一：『文叔必不輟有書，秀叔聞已解臨涣，今在何許？第二處有訊託申意，未及别書也。今歲大抵多發瘡疹，永仲兒女皆病，兹亦見安矣。』［二一］ 前文所録山谷與沈遼的一則書簡中云：『永仲將去，更得誰與遊，亦有乞士皜人可與雲水耶？』可見，直到元豐七年，沈遼與蔣長源仍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米芾與沈遼交往並不深，但是米芾與沈氏家族中的沈括、沈遘有來往。沈括曾提到沈遼對書法的認識。《夢溪筆談》卷一七載沈遼論書云：『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爲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尗」字乃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强牽使停。寡如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即取上齊，「釦」則取下齊；如從尗、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良法也。』［二二］ 沈遼完全誤會了古人『意 在筆先』的原意，他排布筆畫部首的做法宜乎遭來米芾『排字』之譏。

五、沈遼與李之儀

李之儀（一○四八—一一一八）［二三］ ，宇端叔，自號姑溪居士，滄州無棣（今山東無棣西北）人。神宗熙寧六年（一○七三）進士，元豐六年（一○八三），曾辟爲祭奠高麗國使書狀官。哲宗紹聖初蘇軾知定州，辟爲管勾機宜文字，後以元祐黨籍貶惠州。元符元年（一○九八）召監内香藥庫，旋因從蘇軾辟事勒停。徽宗崇寧初提舉河東常平，又以代作范純仁遺表忤蔡京，編管太平州，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官終朝請大夫。有《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史》卷三四四李之純傳附李之儀傳記載：『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二四］ 今有尺牘《㳓隄帖》（圖四—三） 傳世。

圖四—三　李之儀《汴隄帖》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一《跋沈睿達帖》：『予官四明與睿達爲僚時，纔二十餘，雖搦管伸紙甚好書，而漫不識其徑路，始問津於睿達，而特輾轉開曉，後不能副其勤，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曉，至於近古，無蹈姿媚以悦可世俗爲工，今則没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愧於斯言也。』［二五］ 李之儀和沈遼官四明（今浙江鄞縣）的確切時間不可考。從沈遼的行年來看，官兩浙的時間在熙寧四年（一○七一）至元豐二年（一○七九）之間，而李之儀官四明時間必在熙寧 六年（一○七三）在中進士後，合而推之，二人在四明同官必在熙寧末年（一○七三—一○七七）。李之儀自稱『問津於睿達』，並且因爲不能副睿達所望而感到慚愧。但是作爲與後三家同時代的書家，他對沈遼書法的認識與蘇、黄、米對沈遼的評價基本一致。《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八《跋蘇黄衆賢帖》云：『睿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籓籬也。』［二六］ 誠然。

注釋：

［一］ 　本文原載《中國書法》二○○六年第七期，收入本書時進行了修訂。

［二］ 　《畫墁集》，《叢書集成初編》，第一九四八册，第七頁。

［三］ 　〔宋〕樓鑰撰《攻媿集》，《叢書集成初編》，第二○一四册，第九七九頁。

［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一○○《故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宋集珍本叢刊》，第一三册，第七九五頁。

［五］ 　《宋史》卷三三一《沈遘傳》附，第三○册，第一○六五二—一○六五三頁。

［六］ 　《四庫全書總目》，下册，第一三三四頁。

［七］ 　《揮麈録·揮麈餘話》，《叢書集成初編》，第二七七三册，第九五二頁。

［八］ 　《長編》，第九册，第五五四四頁。

［九］ 　《山谷題跋》卷五《題王荆公書後》：『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虚白。』《叢書集成初編》，第一五六四册，第五二頁。

［一○］ 　《皇宋書録》轉引，《叢書集成初編》，第一六三一册，第二九頁。

［一一］ 　《姑溪居士前集》，《文津閣四庫全書》，第三七四册，第四九四頁。

［一二］ 　《蘇軾文集》，第四册，第一七四五頁。

［一三］ 　《蘇軾文集》，第四册，第一七四五頁。

［一四］ 　《皇宋書録》，《叢書集成初編》，第一六三一册，第三三頁。

［一五］ 　《蘇軾文集》之《蘇軾佚文彙編》卷三，第六册，第二四七七頁。

［一六］ 　《景迂生集》，《文津閣四庫全書》，第三七三册，第七四○頁。

［一七］ 　《山谷詩集注》，下册，第九六四頁。

［一八］ 　《山谷詩集注·目録》，上册，第三頁。

［一九］ 　〔清〕王士禛撰《分甘餘話》，《叢書集成續編》，第九○册，第三五一頁。

［二○］ 　《畫史》，《叢書集成初編》，第一六四七册，第三頁。

［二一］ 　《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一録《沈叡達書簡帖》，《叢書集成初編》，第一六二九册，第一六二頁。

［二二］ 　《夢溪筆談》，《叢書集成初編》，第二八二册，第一一一頁。

［二三］ 　參考王星、王兆鵬《李之儀卒年考實》，載《文學遺産》二○○五年第六期。

［二四］ 　《宋史》，第三一册，第一○九四一頁。

［二五］ 　《姑溪居士前集》，《文津閣四庫全書》，第三七四册，第四九九頁。

［二六］ 　同上書，第四九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