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社会史论战：政治和学术价值双峰并峙

作者：陈峰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登上学术舞台的首次盛大演出。论战的积极成果有效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也直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崛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萌芽于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其真正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可以说，社会史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登上学术舞台的首次盛大演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论战告一段落，但论战中提出的问题、产生的理念、开辟的路径长期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于20 世纪上半期的形形色色的史学思潮和流派早已风吹云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历经风霜却未曾凋谢，至今仍居于中心和主流地位。重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之路，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再出发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低谷后的理论高潮

社会史论战不是单纯地由民国学术社群内部酝酿生发，而是直接源自大革命后社会政治变动的呼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前途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焦点。要确定中国革命的方向必须先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由此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和论争如箭在弦。政治运动走入低潮之后迎来理论斗争的高潮，革命者的理论研究成为现实革命斗争的延伸。

社会史论战的爆发，同时又是20世纪20年代思想学术风云汇聚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诸流竞进的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到30年代初，已在进步思想界居于优势地位，从而为社会史论战做好了理论准备。

社会史论战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瞩目，《读书杂志》成为主要的辩论平台，对推动论战的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该刊封面

概言之，社会史论战的产生是学术思想与政治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争论的初期，各派人士为各自的政纲辩护，学术观点成为政治观点的折射，理论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但随着社会史论战的持续与延伸，论战重点逐步延伸到中国古史领域。论战中观点各异，意见不能统一，其中既有理论观点的分歧，也有现实政见的扞格，更有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把握上的不同。这种学术上的交锋和争鸣，造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的声势和影响，尤其引起青年学者和学子的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战的推动下，革命理论宣传与专业化学术研究开始建立连接。当时古史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如疑古思潮、甲骨金文研究，已被一些论战学者初步吸收、改造和利用，郭沫若、吕振羽即为突出代表，在“疑古”、“信古”、“考古”之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释古”之路。参战者将重新阐释中国历史作为一项重要使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股新的有生力量。

随着论战的深入，参与者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改组派外，许多没有明确党派归属和政治倾向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同时，持中立姿态的《读书杂志》提供了一个不拘派别、自由辩论的平台，不再像初期的《新生命》《新思潮》《动力》等各立山头、壁垒分明，这也为论战步入学术轨道创造了条件。参与论战的学者对中国古史与社会性质等问题提出了大量重要见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治和学术价值双峰并峙

论战产生的效果和意义兼具学术与政治两个方面。先看其重大的政治意义。简言之，论战的积极成果有效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国民党改组派、托派则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性，甚至认为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判断直接决定当时中国革命的目标和方向。在论战中，双方学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历史和现实维度阐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合法性。论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条理论战线，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从更长时段来看，论战中形成的理论凝结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论战不但证明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和创新。论战的部分成果被吸收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献中，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其权威性获得广泛认可。可见，论战发挥的政治作用、蕴含的政治意义，不是一时、表浅的，而是长期、深远的。

论战的学术意义也不容低估。首先，论战直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崛起。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萌芽，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做了奠基性工作，他们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其来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论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首次大规模尝试。通过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起以社会形态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新中国史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论战的学术遗产。所以说论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至关重要、无法替代，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次，论战带来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大繁荣。传统的食货之学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史，论战是最主要的推手。参与论战的学者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为重点，对不同时期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进行辨析，开风气之先，吸引了大批学者投身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民国时期活跃于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几个学术社群，几乎都与论战有关。可以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繁荣是社会史论战结出的学术硕果，是论战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又一大贡献。

最后，论战在“整理国故”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路径。胡适等在五四运动以后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其特点是参照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重新整理和评判中国固有的材料。“整理国故”的成就主要是“新考据学”。“新考据学”创造了乾嘉之后的又一学术高峰，但也潜藏着严重弊病，存在重专深轻贯通、重实证轻理论、重求真轻致用等诸多问题。论战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新考据学”的上述弊病。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借鉴吸收新兴社会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并将之应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径。民国史家张荫麟称赞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新考据学”，而与20世纪国际史学的新潮流汇合了。

优良传统弥足珍贵

社会史论战距今虽已80多年，但其学术生命依旧长青，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标志的社会史论战，对当前史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启示。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应当持一种理性的、全面的认识。社会史论战为我们观察学术与政治紧密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一个剖面。论战的学术性并未被政治性所淹没，其学术意义并不低于政治意义。一些观点将学术性与政治性割裂开来或者以政治性否认学术性是不恰当的。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关怀及参与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也是其学术生命力的丰沛源泉。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回应了当下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致用较之传统史学，其宗旨和境界有根本不同，从为少数上层精英服务转向为整个国家民族寻求出路，实现了更新和升级。因此，我们应客观分析学术与政治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积极关注二者的互动对话，探求政治关怀与学术创新的兼得之法，从而为知识生产和学术建设赋能助力。

其二，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微观考索与宏大叙事应当兼顾并行。当前学术界不少学者沉醉于实证性的微观研究，轻视或鄙薄理论研究和宏大叙事。社会史论战时期那种横贯中西、纵论古今的风格似乎过时了。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史学研究专业化、科学化的需要，但却大大限制了中国史学的格局和气魄，对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是一种阻碍。我们应当接续社会史论战的传统，聚焦中国历史变迁的大问题、大脉络、大视野，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共通性和差异性，致力于宏大理论的创构，以一等的题目成就一流的学问，将新时代中国史学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