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现代写作其实是“文”的复活
【作家访谈】
写作就是文，就像文这个字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一样，在名词，它的意思是，写一切。
于坚：现代写作其实是“文”的复活
《巴黎记》，于坚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88.00元
“世界仿佛蒙着一层包浆，停在遥远的一日。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天，我在梦里来过这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求新是一个世界趋势，全世界都在忙着推倒重来。我茫然，发现巴黎岿然不动，沧桑大道，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旧世界。一头顽固守旧的大象，趴在世界之夜中。我没有抵达未来，倒仿佛回到了过去。”巴黎不仅是巴尔扎克、雨果、乔伊斯、马尔克斯、海明威、本雅明的巴黎，也是于坚的巴黎。通过自己二十余年对巴黎的多次造访、沉思熔铸成63段巴黎絮语，数千张图片中精选出163张精彩街拍，图文并茂地呈现巴黎这个词的璀璨、深邃和伟大。体现了于坚最近几年对写作的新思考，他说，他近年的写作试图重返汉语的“文章”这个传统。
《巴黎记》可以视作于坚深度解密“巴黎之所以独一无二”的哲思之文的集合。在遗忘加速的时代，各种文明彼此刺激可以激活记忆。对于坚而言，巴黎不仅仅是一种旅行，也是一种田野调查。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意味着“田野调查”不再仅仅是“宅兹中国”。
中华读书报：您第一次去巴黎，巴黎给您什么印象？二十多年来您数次去巴黎，巴黎最令您着迷的是什么？
于坚：我第一次降落西方，就是巴黎。1996年秋天，我应邀去荷兰莱顿参加莱顿大学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国际会议。飞机在雷电中迫降巴黎。我记得次日黎明打开窗子，看见的巴黎令我大吃一惊。我的世界观受到巨大震荡。就像一个井底之蛙来到了井口上，世界可以是这样的，人们可以这样生活，古老、朴素、安静，其乐融融。我已经习惯了无休无止的拆迁，灰尘滚滚，以为全世界都一样在追求日新月异。惊讶地发现我外祖母的那个生活世界在这里继续着，我觉得古老的世界搬到这里来了，令我感动不已。
我住在父子俩开的老旅店里，在铺着桌布的桃花心木餐桌上吃这家父亲做的小面包，脚下铺着高祖父时代买的地毯，仿佛来到了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左拉们的小说里面。这些作品我在文革时期曾经偷偷阅读，印象深刻。房间里有阳光灿烂的阳台！我来自没有阳台或者阳台被封起来的城市。
巴黎在普遍追求焕然一新的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岿然不动。它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对自己的“旧”自信。这样就可以了，生活到此为止，这就是生活，就是美好，爱着即可，继续即可。巴黎人不稀罕进步。一切都是为着生活，如果那是生活，守旧就是好的。如果那是生活，进步何尝不可。生活，而不只是活着。生活就是艺术，似乎中国宋代的世界观转移到了巴黎，我有蛛丝马迹的证据，这个城市曾经仰慕中国。许多巴黎人会讲英语，但是不讲，他们以法语自豪。英语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适合进步、创新，法语以古典、优雅、复杂、缓慢为傲。以普鲁斯特、波德莱尔们的语言为荣。我在一位译者家里吃饭，她最自豪的是她家有四把路易16时代的椅子。
写作是一种对语言的回忆。语言在世界中，等着作者召唤。你来了，你遇到那些词，你说出。有些语词是难忘的，必须说出以释怀。《追忆逝水年华》乃是对语言的追忆。
为什么写《巴黎记》，这不是一本游记。这是对巴黎这个词的某种钻探，巴黎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词。就像“言必希腊”的希腊。就像“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长安，就像一位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说的：“假如你未见过雅典，你是个笨蛋；假如你见到雅典而不狂喜，你是一头蠢驴；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抛弃，你是一头骆驼。”
将巴黎视为旅游热点、购物中心还是一个隐喻，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非常鲜明。
中华读书报：您笔下的巴黎有何特点？
于坚：我写的是我的巴黎。巴黎是一种黄金材料，一个黑洞般的隐喻，吸引了无数作者。对于我，空间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空间。读那些巴黎之书是在纸上旅行，纸是一种空间。在巴黎漫游是在时间中旅行。我通过絮语、陈述、引文、图片写下了我的经历、见闻、思路，灵感。写作就是重构记忆，我实验着一种写法，回到传统的文，文就是没有文体形式的分类，只有文。在这本书里面，随笔、散文，记叙文、小说式的片段、分行的诗、引文，图片混为一谈，时空，过去与现在交错往复。这是蓝调式的文本。我很在乎如何写，一直在想怎么突破那种惯常的散文回到文。《巴黎记》是从散文回到文。
中华读书报：您愿意如何评价巴黎？
于坚：在全球化时代，故乡越来越小。人类如今只剩下某种共同故乡，而不是像古代世界那样无数的平淡无奇、各有千秋的故乡。故乡已经被经典化，标本化了。巴黎是个活着的故乡标本，属于人类记忆。故乡意味着记忆的持存，能唤起记忆的地方就是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旅行，旅行就是读书，是对失忆的治疗。我在世界许多地方都会发现我青年时代以前的昆明。巴黎有一种小蛋糕，我童年吃过。哇，有一天在巴黎忽然出现，袭来一股味道，记忆瞬间复苏，这是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经验。
巴黎有一种废墟气质，弥漫着某种悲情，最后的，最后的，某种波西米亚式的感伤。美好的事物都抵达了“最后”。故乡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人类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故乡，不是现实中的遗址，方言，而是某种传统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乃是对古老、包浆、人性，爱、慈悲、时间、浪漫主义、永恒、灵魂、“金色池塘”、本雅明所谓“灵光”——这些东西的迷恋，惋惜、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种从人之初就开始的灵魂性，虽然世界空间一再变化，但是从未在时间中消失。因为那些伟大的作品已经将这个故乡记录在案，人类无法遗忘了。呵，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快乐，这样的疯狂，这样的好日子。在这种记忆中，希腊就是巴黎，巴黎就是长安，长安就是洛阳，昆明就是巴黎，十九世纪就是二十世纪。我去年秋天去了希腊，发现人们依然像公元前七世纪烧制的米诺斯陶罐上的人们那样生活，唱歌，跳舞，饮酒，躺在海边。
中华读书报：《印度记》《巴黎记》，您是打算写一系列吗？《巴黎记》在同类作品中有何特点？
于坚：我最近三年还完成了三本书。《在源头》写的是澜沧江源头地区，《密西西比河某处》关于美国，此外还有《希腊记》。如果有特点的话，我近年的写作，都是要回到文章。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理解“文章”？
于坚：写作就是文，就像文这个字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一样，在名词，它的意思是，写一切。文人就是写一切，司马迁、李白、苏轼都是伟大的例子。文人一词其实统括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记者、画家的身份。在动词，它的含义起源更早，文，错画也。文就是为世界文身。山水诗、山水画都是在为大地文身。诗、文章、绘画、舞蹈、音乐无不源自文身。文是古代萨满教祭祀向书面的一种转移。文就是祭。随物赋形，这个形是不确定的。在一篇文中，即将出现的是随笔、分行的诗、小说、评论或者图像……这是不确定的。
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经典无不是文。《左传》的风格极似《尤利西斯》。严肃的作者应当已经注意到，西方１９世纪末以降的写作都在努力脱离传统的线性写作，写得更自由，更随心所欲，更没有文体界限。无论乔伊斯、普鲁斯特、罗兰·巴特似乎都在将他们的写作“随笔化”。汉语是一种大地语言，所以，上善若水，随物赋形。这意味着写作是文的流动而不是形的凝固。
写作其实不过是一种对语言的回忆，是语言的一次次超度、转世。我以为现代写作其实是一种文的复活，它以复古的假象呈现着真正有效的现代性。
中华读书报：2019年，您在《钟山》杂志开了一年的专栏《以文为生》，是否也在践行这一观点？
于坚：“以文为生”是我最近十年以来的“回到文”的尝试集。写作是写意思还是写语言？我认为是后者。人、社会、时代、历史……没有语言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诗言志，有无相生，志是无。诗是语言之有。有无相生，以文照亮，谓之文明，文教。人通过语言而在。（本报记者舒晋瑜）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