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奴隶制不好，但是没有奴隶，生活实在太不方便了”
塞缪尔·约翰逊曾简洁有力地质疑1775年的美国人：“为什么叫唤自由叫唤得最响的，是那些使唤黑奴的人？”
西蒙·沙玛在《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一书中掀开了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那一部分，即一大批北美大地上的黑人奴隶为了自身的自由，投奔大英帝国，和那些争取美国独立地位的爱国者们浴血奋战。
这一事实本身松动了我们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般认识，本来看似正当、正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行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小撮白人奴隶主们保卫不公、不义的黑人奴隶制的野心颠覆。
那么，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美国建国神话背后的“说书人”是谁？历史上的种族纷争如何作用于当今的美国社会？
本期Naive咖啡馆邀请到从事美国革命研究的政治学者郑非，谈谈人们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种种误解，以及那些被主流叙事刻意抹去的，众多废奴倡导者、黑人奴隶与北美爱国者奴隶主们的血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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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郑非，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任职于上海政法学院、关注族群政治、帝国政治
徐悦东，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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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你将听到
03:48 美国建国神话建立在自由的谎言之上吗？从《纽约时报》前年获普利策奖的1619项目谈起
10:29 《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动人地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那些失败者和边缘人的故事
11:44 独立战争期间，逃跑投奔大英帝国保皇党军队的黑人奴隶约有8～10万人，占到北美黑奴数量的五分之一
13:49 西蒙·沙玛怎样在细节中揭露出美国革命保皇党和英国正派议会绅士的双重虚伪
16:17 美国人真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才闹革命的吗？该怎样全面地理解美国革命？
19:57 中国人对美国革命的一般认识：反帝国主义叙事、朝廷多行不义，百姓不堪税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4:22 美国革命是一场英国内战，美国独立是英国内战的结果
28:01 怎样理解大英帝国在美国革命后，在塞拉利昂进行黑人自由自治实验的全面失败？
31:28 对政治正确的工具性利用让种族问题演变成了一场文化战争，而简单的种族压迫问题
33:17 今日美国的种族纷争，或许和十九世纪末的奥地利比较相似
35:25 白人种族主义已然愈演愈烈，美国社会在未来的种族情绪和斗争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那些日日拿他人的自由做交易的人，很快也会对自己的自由漠不关心
本文摘自西蒙·沙玛 著、李鹏程 译
理想国译丛046《风雨横渡》
01
自由火种
无论这对国父们及其革命的正统历史来说有多尴尬，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起源都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同英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不独自由黑人的政治诞生于那场战争的炮火中，他们的基督教集会的独特形式也是如此。
正是保皇党的非洲人在新斯科舍的谢尔本镇及附近创建了最早一批自由的浸礼宗和循道宗教会；也是在那里，第一批白人在黑人牧师的主持下改宗，在那些红色的河水中接受了魅力超凡的牧师大卫·乔治为他们施行的洗礼。
第一批专门为自由黑人的子女开办的学校也是在保皇党大批移居到新斯科舍后开设的，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比如普雷斯顿的凯瑟琳·阿伯内西、伯奇镇的斯蒂芬·布拉克，同样是黑人。
在一千多名“新斯科舍人”横跨大西洋，重返非洲（这次是以人的身份，而非财产）最终抵达塞拉利昂后，美国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只是太过短暂）体验了一定意义上的地方法治和自治。还有一个第一次，则是曾为黑奴的西蒙·普鲁弗（Simon Proof）当选警官后，对一名被判玩忽职守的白人水手执行了鞭刑。
电影《为奴十二年》
但是，黑人保皇党的历史远远不只是一系列的“第一次”。这段历史也揭穿了一个谎言，证明了黑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美国或英国战争策略中被动、轻信的棋子。无论是选择站在爱国者那边还是保皇党这边，无论识文断字与否，很多黑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不幸和欺骗。
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决定取决于这样一种判断：且不论早晚，一个自由的美国是否会被迫信守《独立宣言》中的原则，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尤其在南方），鉴于逃跑者遭到追捕，并被送到铅矿或者硝石厂做苦工的惨状，那些华丽动听的承诺是否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兑现。毕竟，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为鼓励白人入伍而提供的激励措施，还包括在战争结束后可获得一名自由奴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然，有些爱国者还是值得赞许的，早在革命以前便意识到了自由的说辞同蓄奴的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堪的差异。英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奴役”是爱国者（尤其在波士顿）抨击1766年的印花税和1773年的茶叶税时最为冠冕堂皇的惯常用语。茶党时代的一份典型小册子曾怒斥道：“邪恶的（茶叶）箱中装着……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奴隶制的种子。”[1]
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的肖像，以及他位于巴恩斯特布尔县法院大楼前的青铜雕塑
奥提斯在他那本充满煽动性的小册子《英属殖民地居民之权利的维护与证明》中写道，“从一个塌鼻子、一张长脸或者短脸上，能得出什么支持蓄奴的逻辑推论吗？这种令人发指的生意违反了自然法则，可能直接贬损自由那不可估量的价值理念，关于它找不出任何可供支持的溢美之词……”[2]而且，他还警告说，“那些日日拿他人的自由做交易的人，很快也会对自己的自由漠不关心”。[3]
但奥提斯的直白，反而让那些不太敢冒险的人更为相信，他是出了名的轻率鲁莽，甚至精神不稳定。比他年轻一点，但头脑更冷静（而且显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者）的约翰·亚当斯，后来评价道：“一想到他倡导的主义，我就不寒而栗，我平生一直对此类前提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现在依然如此。”[4]
02
双重思想
其他一些美国爱国者聪明绝顶，无法不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之处，且又太过诚实，无法完全回避问题，于是便想通过直面有关伪善的指责来将之化解，他们总会将奴隶制度的原罪怪到英国人自己的头上，尤其是国王的皇家非洲公司——该公司在1662年获得了进行奴隶、贵重金属和木材贸易的特许权。
这种“哼，是你先挑起来的”学校操场上的开脱之词，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被转换成了气势汹汹的控诉，但早在他这份伪善的杰作以前，其他人便已经能炉火纯青地把自我辩护变成道貌岸然的义愤——愤怒于自己竟遭如此误解。而在这方面，无人能及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曾向费城的贵格会教徒安东尼·贝内泽、伦敦的格兰维尔·夏普等蓄奴的友人透露说，他自己其实很不赞成这种邪恶的人口贩卖，巴不得它赶快终结。[5]
1770年，也就是富兰克林代表其他想要独立的美国同胞在伦敦游说的最后一年，对格兰维尔·夏普抨击美国人的虚伪感到刺痛的他，在《公共广告报》上发表了《一个英格兰人、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美国人有关奴隶制的对谈》一文。
“你们美国人啊，只要你们自以为的自由受到一丁点儿的侵犯，哪怕是假想出来的，也会大呼小叫，可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你们更是自由的敌人，更是彻头彻尾的暴君。”富兰克林让他笔下的英国人如此说道，以引导受到侮辱的美国人去阅读夏普的文章。
左：废奴先驱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乔治·丹斯绘，1794年，铅笔画，藏于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右：夏普一家，约翰·佐法尼绘，1779-1781年，油画，藏于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当然，这个控诉有些言过其实，目的是让文中的美国人回应，夏普觉得美国人都是一丘之貉，犯了侮辱美国人的严重错误，实际上，殖民地有很多人，或者说至少有和英国一样多的人，都真心痛恨邪恶的人口贩卖，正在致力于终结这种情况。
然而，美国人伤心地抱怨说，“这个时候为了把我们搞臭，为了怂恿那些压迫我们的人，竟说我们没资格享有我们正在争取的那种自由，实在是对我们的恶意中伤”，这种受伤的口吻却不经意间暴露出，有关双重标准的指责往往正中目标。[6]
而美国人接下来的反唇相讥，更是让这种辩解里明显流露出的不自在感有增无减，他指责道，英国人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奴役着他们自己的“贫穷阶层”，即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奴隶，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奴隶制度的情况，法律强迫他们为主人长时间地工作，工资却低得可怜，让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去要求或者讨要更多的东西，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条件，便只能被困在劳动救济院里”。
而当英国人提出奴隶法律，尤其是其中有关惩罚的规定有多么惨无人道时，美国人回道，在一些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黑人远远多于白人，这样的法律也是事出无奈：“或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易于管教……有些黑人确实是这样。但大部分黑人都诡计多端，内心黑暗、阴沉、恶毒，报复心重，残忍至极。”
更奇怪的是，面对苏格兰人的批评，美国人竟然回答，苏格兰也有奴隶，这些人在煤矿里做着苦工，“连同煤矿一起被买卖，要说我们的黑人没有离开主人种植园的自由，那他们也没有多少离开煤矿的自由。要说是脸黑让人沦为奴隶，那你还可能有一些让可怜的煤矿工人身陷其境的借口；但是别忘了，在那黑乎乎的煤灰之下，他们的皮肤可是白色的”。[7]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肖像，以及他位于费城富兰克林纪念馆的雕塑
富兰克林竟然认为加倍的肤色歧视能为他的论点提供更多的支持，着实令人惊讶。但双重思想是标配，就连那些欣然承认奴隶制度有错的人也是如此，而其中最厚颜无耻的莫过于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
1773年1月，亨利从弗吉尼亚的汉诺威写信给罗伯特·普莱曾茨（Robert Pleasante），在信中，他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奴隶制的残暴，更何况还是“在一个人权得到了精确定义和理解的时代，在一个最为推崇自由的国家里”持续存在着。
但是，抒发完内心对这种邪恶竟在开明时代依然顽固存在的震惊之情后，亨利又以令人放松的坦率说道：“有谁会相信我自己也是奴隶主，购买了奴隶呢？”不过，对于他违背自己公开表明的原则，亨利却只能拿出一个蹩脚但也算坦率的借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他们的话，生活里事事都不方便。我不会也无法为此做出辩护；无论我的行为有多么该受到责备，我还是要向美德致敬，承认其（自然）规则的卓越与正直，并为我没有能遵守它们而哀叹。”
亨利祈祷有一天这些都会改变，但在这种伟大变革到来之前，他希望自己至少能“以慈悲为怀”，来对待他的奴隶。因此，也难怪陷入了自欺泥淖中的亨利，在信的末尾只能以无法令人信服的夸张辞藻对普莱曾茨说道：“我不知道该在哪儿停笔，在这个话题上我可以谈很多东西，给出一个会让未来看起来前景惨淡的严肃回顾；请原谅我的潦草笔迹，心怀敬意地请您相信我，云云……”[8]
03
请愿浪潮
可以想见良心甚严的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夫妇在这个大矛盾的罪恶问题上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像帕特里克·亨利那样轻松、淡然。
1773年和1774年间，有关一场黑人暴动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传闻甚嚣尘上，阿比盖尔在向丈夫报告其中一则时，虽不想火上浇油，但仍向丈夫坦陈，她“发自内心地”希望“（马萨诸塞湾）省里没有一个奴隶”，因为“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不公的制度……我们自己正在奋力争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日日从别人身上剥夺、掳掠的东西，可这些人同我们一样，完全有权利享受自由”。[9]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觉得，爱国者一边宣扬着人人生而自由，一边却不愿意给予黑人自由的权利，如此的两面三刀可能会被北美黑人拿来大做文章。
她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1773年和1774年，马萨诸塞湾的最后两任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和托马斯·盖奇上将至少收到过五封由黑人撰写的“毕恭毕敬”的请愿书；而报纸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虽然急切和愤怒程度各有差异，但也全都呼吁，对于非洲人被当成财产对待的问题，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1774年8月，《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邮船报》刊登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个名叫凯撒·萨特（Caesar Sarter）、“曾背负了二十多年屈辱的奴役枷锁”的自由人在文中控诉道，奴隶制度是“人世间最深重、后果最可怕的灾难”，而“与之相对的自由，则是你能在世间被赐予的最伟大的善”。你虽被迫与“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亲爱的朋友分开，却不能掉一滴泪，而是“必须被那个名叫九尾鞭的决定性论据不断说服，被迫恢复你那惨无人道的主人所谓的理智”。
电影《云图》
“那么，”凯撒·萨特对他的爱国者读者说道，“你愿意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吗？如果你能把手放在胸口，庄严地申明你愿意，那请吧，祝你成功！说到底，你们对非洲人的待遇，完全符合上述惯例。”
这些请愿书通常饱含痛苦。比如，1773年1月写给哈钦森总督的一封请愿书，署名为“菲利克斯”（Felix，可能是反讽[Felix的意思是幸福、幸运]）——代表“很多生活在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其他城镇的奴隶，控诉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境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国家……甚至连生活都没有，活得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同年4月，由桑博·弗里曼（Sambo Freeman）、彼得·贝斯提斯（Peter Bestes）、切斯特·茹瓦（Chester Joie）、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Felix Holbrook）这四名奴隶共同签署的第二份请愿书，则期望“那些在同胞企图奴役自己时站起来英勇反抗的人们做出伟大的决定”：众议院应该允许他们每周至少有偿工作一天，好让他们能攒些钱，寄给远在非洲祖国的家人。
桑博·弗里曼、彼得·贝斯提斯、切斯特·茹瓦、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共同签署的请愿书
两个月后，又一封请愿书出现了，代表“所有……在一个自由国度的腹地被迫沦为奴隶的人们”，坚持要求“同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让他们凭借自身的勤奋，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这样的属性”。[10]一年之后，一份类似的文件也宣布：“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人，从未丧失过这种天然的权利。”
04
风雨横渡
当然，这些陈情书，无论是呼唤言行一致，还是诉诸天地良心，基本上都未得到最后一批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和马萨诸塞湾省会议的爱国者政客们重视。不过，从弗吉尼亚到马萨诸塞，请愿书依然在各殖民地被不断地起草和传播着——贝内泽、本杰明·拉什以及请愿运动的其他同道希望以此来遏制更多的奴隶进口，或者至少能对每个新买卖的奴隶强制征收二十英镑的重税，打击贩奴的积极性。（罗德岛因为在奴隶贸易中有大量投资，不在此次禁止进口运动之列。）
但是，每个殖民地的皇家总督都根据英国的指示拒不同意。他们辩白说，这太不公平了，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来美国是为了休养病体，竟然还得为带到疗养地的贴身仆人支付特殊的进口税，岂有此理？官方拒绝同意，给了杰斐逊和南方的爱国者机会，让他们把伪善的指责又弹回了王国政府那头，并坚称王国政府如此唯唯诺诺是因为收了西印度甘蔗种植园游说团体的好处。
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肖像，查尔斯·威尔逊·皮尔 绘
这项指控十分公允。但杰斐逊等人绝不会承认的一点是，南方这种情操高尚的批评，并不是因为种植园主阶级转而开始非人道地蓄奴了，而是因为1772年之后，南方人慌了，担心那些黑人数量已经超过白人的地区即将发生异常的奴隶大暴动。
这并非妄加揣测。三场凶残、血腥的起义正在苏里南、圣文森特、牙买加发生，且全都在北美地区的媒体上被当作末日一般大肆报道。
在南美大陆的苏里南，一支欧洲的小军队被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这群荷枪实弹的亡命之徒可能有万人之多。据报道，这群强盗控制了庄园甚至城镇，并付之一炬，还抢劫和杀害了无数基本上毫无还击之力的荷兰殖民者。而在圣文森特和牙买加，逃亡黑奴（Maroons，生活在内陆的自由黑人和黑人混血人）以及该地区被解放的黑奴发起了一场如野火般迅速蔓延的起义，从北美撤到这里的英国兵团只是想控制起义势头，却被牵制得无法动弹了。
因此，在美国白人发动革命前，黑色和棕色革命已经席卷了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尽管有关美国革命的历史著作中极少谈论苏里南或圣文森特的起义，但就爱国者在南方的动员时机而言，二者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美国白人的武装抵抗如此突然急切，显然不是为了支持西半球其他地方被奴役的人们，恰恰相反，他们生怕这些暴动会星火燎原，烧到北方去。让爱国者最焦虑不安的噩梦是，英国人真去煽动黑人造反，借此来威胁他们。
当然，这些猜疑不全是杞人忧天。1775年初，在邓莫尔伯爵于“威廉号”上发表宣言的几个月前，北美殖民地的王室官员和首相诺斯勋爵的政府内部确实都曾提议，要对付放肆的殖民地，或许应该考虑打一下“黑鬼”牌——虽然诺斯自己（有些欲盖弥彰地）承认被这个提议吓到了。
左：第四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John Murray），约书亚·雷诺兹绘，1765年，油画，藏于苏格兰国家肖像馆，爱丁堡；
右：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腓特烈·诺斯（Lord North），于1770年至1782年出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造反思想已经刮遍黑人世界，再加上从马萨诸塞传来的那些黑人请愿的声音，原本就紧张兮兮的爱国者已是寝食难安。1774年夏天，阿比盖尔·亚当斯曾和丈夫谈论过爱国者该如何选择表述自由的方式，当时，有消息称“黑人正在策划一起阴谋”：据传，一些黑人竟敢向总督索要武器，表示愿意为国王而战，并以此来换取他们的自由。
05
囚鸟离笼
逃亡现在被当成了集体起义的前奏。从1773年到1774年，从纽约到佐治亚，报告奴隶逃亡的频率越来越高，让人有一种不祥之感。在纽约，人们对于黑人非法“集会”甚是忧虑，以至于官方还下达指示，逮捕任何天黑之后在外聚集的黑人，无论人数多少。
对于提心吊胆的美国人来说，黑人要是真的开始认为旧英国那套被大肆吹嘘的自由也适用于他们，而且就如1730年报道的那样，还认为王室给了他们反抗的许可，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想都不用多想的。
波士顿的桑博·弗里曼早就在一封请愿书中拐弯抹角地提过“英国人那些崇高的自由理念”，并拿美国的黑人同西班牙殖民地那些与他们处境类似的人做了对比，他们这些黑人还有盼头，可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却除了专制什么也盼不到。
如果那些受到影响的蓄奴者可信的话，那么有关英国式自由的迷人妄想确实已经蔓延到了南方。观念受影响的黑人开始逃跑了。比如，《弗吉尼亚公报》上发布了众多捉拿逃跑奴隶的悬赏启事，其中有一条提到了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琼斯的人和他的妻子，据说二人正逃往沿海地区，准备坐船去英国，“他们认为自己在那里会获得自由（这样的想法如今在黑人中间很普遍，让奴隶的主人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成见）”。[11]
电影《被解救的姜戈》
奴隶们是从哪儿了解到这些荒唐想法的？另一条启事提供了答案。佐治亚奥古斯塔县一个叫巴克斯的人逃跑后，他的主人认为，此人的目的地可能也是港口，到那儿“坐船，驶往大不列颠，因为他了解到了近来英国那个萨默塞特诉讼案的判决结果”。[12]
什么情况？难道奴隶还阅读判例汇编？一份1772年6月在王座法院的法庭上，由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针对一个叫詹姆斯·萨默塞特的逃跑黑奴被主人抓回去的案件做出的判决，怎么会在美国的种植园里点了一把火？曼斯菲尔德伯爵是赋予了萨默塞特自由，但他也煞费苦心地避免了对奴隶制在英格兰的合法性做出一般性裁决。
然而，伦敦“黑人兴高采烈地”庆祝法庭判决的消息，把法律上的细枝末节通通撂到一边，并迅速把它传过大西洋，说英国已宣布奴隶制非法了。
1774年，一个叫弗里曼[Freeman，字面意思是“自由人”]的人在费城发布了一份传单，他告诉美国的奴隶，他们只要“踏上那片奴隶制已经被禁止的乐土”，便可以拥有自由。就这样，爱国者还没反应过来，鸟儿便已经开始偷偷飞离巢穴了。[13]
——以上摘选自《英国·自由的希望》[14]
注释：
[1] Benjamin Woods Labaree, The Boston TeaParty (Oxford, 1964), p.10.
[2] James Otis,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Colonist Asserted and Proved (Boston, New England, nd), pp.43-44; seealso T. K. Hunter, Publishing Freedom, Winning Arguments: Somerset, Natural Rights and Massachusetts Freedom Cases, 1772-1836, Ph.D.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2003). 我非常感谢Dr. Hunter允许我引用其论文内容。
[3] Virginia Gazette, 30th September 1773; ibid.,30th June 1774; Gerald W. Mullin, Flight and Rebellion: Slave Resistancein Eighteenth Century Virginia (New York, 1972) p.131.
[4] Hunter, op. cit., chapter 2, fn 6.
[5] 从安东尼·贝内泽与格兰维尔·夏普在1772-1773年间的通信中可知，贝内泽认为，富兰克林就算不是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也是个全心全意、积极反对奴隶贸易的人。鉴于富兰克林一直都对奴隶贸易的非法性和非道德性表示出强烈的愤慨，贝内泽当然有理由这么认为。但事实证明，在反对奴隶贸易的立场方面，富兰克林与其费城同胞本杰明·拉什并不一致，在提出当下就得进行的深远改革时，他要谨慎许多。See Sharp Papers, NYHS.
[6] Benjamin Franklin, “A Conversation on Slavery”in J. A. Leo Lemay (ed.), Writings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7),pp.646-53.
[7] Ibid.; Hunter, op. cit., chapter 2, p.25.
[8] 帕特里克·亨利的信件，由安东尼·贝内泽抄录并寄给了人在伦敦的格兰维尔·夏普。该信现存于NYHS的夏普手稿藏品中。
[9] Charles Francis Adams, Familiar Letters ofJohn Adams and His Wife Abigail Adams (New York, 1876), pp.41-42; Wilson,op. cit., Loyal Blacks, p.5.
[10] 所有这些请愿书和文章，都引自Kaplan and Kaplan, op.cit., pp.11-13。
[11] Gerald W. Mullin, op. cit., p.131; Virginia Gazette, 30th September 1773.
[12] Ibid.; Virginia Gazette, 30th June1774.
[13] William Henry Drayton,“Some FugitiveThoughts on a letter signed Freeman Addressed to the Deputies assembled in the High Court of Congress in Philadelphia. By a Black Settler”(Philadelphia,1774), cited in Hodges, op. cit., Root and Branch, p.136.
[14] 英国·自由是1791年向约翰·克拉克森海军上尉联名请愿的普雷斯顿居民之一；当时，克拉克森正在组织船队，准备把黑人保皇党送到塞拉利昂，但目的不是让他们与邻里分开，而是想让他们一起去新殖民地生活。见克拉克森日志的手稿副本，vol. I,“Mission to America” (JCAM), NYHS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