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梅 | 与东胡有关的几个问题
*作者：李春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东胡在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公元前4世纪时已建立政权，即在匈奴之前称霸和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并频频威胁中原燕、赵两个诸侯国。然而，有关东胡的历史保存下来的却很少。从东鳞西爪的记载中只能大致勾勒出东胡的事迹，这些事迹足见东胡活动在北方地区的时间之长、强盛之久，以及东胡对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产生的重要影响。
“东胡”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所载“东胡黄罴”。《逸周书》反映的是周朝文王到穆王之间的历史。公元前11世纪中后期，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在位时间：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1021年）期间，营建了东都洛阳，《王会解》记“在洛阳会诸侯，及各小国纳贡”[①]事，既有东胡向周成王贡献黄罴。记有三皇五帝、夏、商、周，甚至春秋、战国及西汉时期历史的《山海经·海内西经》也提到：“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由于《山海经》的成书时间目前尚无定论，所以此之“东胡”所指何时，待考。
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晋文公（在位时间：公元前636—628年）重耳刚刚即位，欲修霸业，分析当时晋封地所处的政治环境时提到：
即春秋时期，东胡活动在中原诸侯国晋、燕的北边。
公元前四世纪初，东胡与燕交往密切。燕国是宗周比较偏远的封国，燕昭王即位前，该国地小力薄，在与东胡的交往中处境比较被动，东胡较之强大的多。燕昭王(在位时间：公元前311—前279年)即位初，秦开被作为人质送往东胡。燕昭王实行一系列的锐意进取、富国强兵的政策，使燕国逐渐走向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79年）。秦开在东胡做人质时，深得东胡人的信任，得以了解和掌握了很多东胡的风土人情及军事情报。秦开回国后，被燕昭王委以袭击东胡的重任。秦开不辱使命，大败东胡，东胡却千里”，退居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燕国进而向北、向东开拓疆域至辽东地区，在东胡退居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在北边修筑了东起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西至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的长城，以防范东胡。
关于秦开破东胡的时间目前有不同说法。《史记·匈奴列传》把秦开击东胡事记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除此没有更多的参考时限。有学者根据秦开的孙子秦舞阳的活动时间推算：秦开破东胡约在公元前255年至前260年左右[③]；也有人认为“燕伐东胡当在惠王或武成王之世（前278—258年）”[④]；还有“战国燕昭王全盛之时”[⑤]说。从学者们的分析依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战国燕昭王全盛之时”说更符合史实。《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有秦开进攻朝鲜侯国的记载，
满番汗：两《汉志》俱作“番汗”。按，《汉书·地理志下》“番汗”原注：
（沛水，即浿水，今清川江。）与此相关的记载《史记·朝鲜列传》中有：
联系以上两条史料可知，东胡在燕和朝鲜中间，秦开破东胡后进攻朝鲜，取朝鲜地二千余里，直至与朝鲜以浿水为界。所以说，秦开破东胡的时间当为“战国燕昭王全盛之时”，即公元前284年左右。
如果上述事件的时间不谬，则东胡政权创立时间可以从燕昭王即位年往前推，应该在公元前311年前。所以，到公元前206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大败时，东胡政权至少已有百年历史。
东胡与燕的交往有明确记载，但从一些史料分析，似乎东胡与赵的交往比与燕还要早。公元前475年左右[⑨]，东胡势力已达到赵的北部边境，
代地位于夏屋山、常山以北，今河北蔚县一带, 这里是东胡和赵长时期争夺的一个焦点。赵武灵王（在位时间：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99年）时，
两相印证，赵襄子时期代地的“胡貉”就是赵武灵王时的东胡，与赵在北边代地、常山一带已相持一百五十多年。赵襄子时占据代地后，封其兄赵伯鲁的儿子赵周为“代成君”。
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受到北方林胡、楼烦的影响，更是深受长期与之打交道的东胡的触动和启发。赵武灵王改革后，赵国
赵再次加强对代地的管理和统治，但这也只是
常山以北仍不断被东胡侵扰以至代地长时间难以为国。公元前273年（赵惠文王二十六年），赵国收取被东胡掠取的代地。公元前256年（赵孝成王十年），赵国大将李牧在代郡、雁门防御匈奴，破杀匈奴十万余骑后，顺势败东胡、林胡等。可见，被燕秦开大败的东胡，一大部分向东北迁移，仍留在赵北部的这部分东胡人，又一次被李牧破散。
《晋书》在追述慕容廆的历史时曰：
此记载中东胡与匈奴“并盛”的时间应是被匈奴冒顿单于破散（公元前206年）之前。具体前多少年呢？笔者推测应是东胡被秦开大败（公元前284年左右）后至被匈奴冒顿单于破散前区间。此间，公元前256年左右，李牧却匈奴时，匈奴已经拥有最少十余万骑兵。而在东胡被燕大败（公元前284年左右）前，还很难说匈奴有二十万的控弦之士。匈奴逐渐强大过程中，虽然东胡还有“控弦之士二十万”，但相对于之前的东胡，实际上已经走向衰弱，二者的交集便是东胡被秦开大败后至被匈奴冒顿单于破散前的几十年间。东胡此时的“控弦之士二十万”，按照五比一的兵民比例计，东胡当时总人口在百万以上。可以想象，此之前的东胡，人口只会更多、活动范围更广、实力更强，足见东胡长存于北方的时间之长、强盛之久。记载中与其说东胡“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倒不如说匈奴风俗官号袭自或受东胡影响更大，毕竟东胡早于匈奴影响着北方部族。
有学者通过对“辽东西北数千里”之“赤山”、“雍狂地”地界的考证，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东胡政权联盟的势力范围应包括整个蒙古高原或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如此，活动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在其未兴起时也曾是东胡部落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隶属于东胡部落联盟的一个部落。[14]
吴荣曾也认为“从战国到秦，在东方最强者为东胡，匈奴也不得不臣服于东胡”[15]。既然匈奴崛起前，“东胡强而月氏盛”，也就是中国北方地区除了位于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政权，就是东胡政权强盛，那么说东胡控制或者影响到整个蒙古高原或蒙古高原大部分地区也并不为过，活动于月氏、东胡之间的匈奴亦被东胡政权羁縻或控制也是情理之中。
西汉初，逐渐强大的匈奴不敢轻易冒犯东胡。公元前209年（汉高祖元年），匈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东胡听说后，遣使者向冒顿单于索要其父头曼单于时的宝马——千里马，冒顿没有拒绝。东胡又遣使索要单于阏氏，冒顿又把自己心爱的阏氏送去。于是，东胡王更加肆无忌惮，想要占有匈奴西边领土。此举遭到冒顿单于的强烈反抗。
公元前206年，东胡政权被冒顿单于彻底消灭，溃散余部因逃至乌桓山和鲜卑山而名之为乌桓、鲜卑载于历史。滞留在原地的民众成为匈奴治下的属民，仍称“东胡”，匈奴设“东胡王”对其统治和管理。从东胡遣使向匈奴提出要求的过程看，东胡随时掌握着匈奴的各种动向，并对匈奴统治者的生活细节很清楚，匈奴也一再答应东胡的要求，说明东胡与匈奴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因为匈奴弱小而不敢违抗，后来的冒顿灭东胡行动说明匈奴并不是真的比东胡弱，而是匈奴有所顾忌，使之认为不能因小失大，这种顾忌该是受东胡一时称霸北方的影响和淫威。东胡与匈奴这种特殊关系，与后来臣服的东胡余众，“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缴，辙被没其妻子”大概如出一辙，盖匈奴“以其制人之道换其制人之身”。
关于东胡的疆域，史学界多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人以燕长城为主要依据，认为：从造阳(今河北怀来县)以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以长城与中国接境，西方以兴安岭左右之地与匈奴相连，其东北面与哈尔滨以南铁岭以北一带平原的貉相临[16]。也有人认为：东胡强盛之时，其分布范围“大约东到辽东，南到赤峰附近，西到滦河，北到乌力吉木仁河”[17]；“东胡全盛时的疆域应包括整个蒙古高原或蒙古高原的大部在内”[18]；“从今大兴安岭向南到燕长城之间便是战国时东胡人的分布区域”[19]。还有：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之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方[20]。从学者们的考察看，东胡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对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小凌河等地区的考察。分歧在于其活动中心区域或最初活动区域的辨别。产生分歧的原因，一是东胡的活动区域有早期、强盛、后期等不同时期的变化；二是对零星、散见史料依据的不同理解而得出不同结论。
东胡的活动范围大体在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一带，这里有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等，有河谷、有草原、有山林、有沙地。随着这一带颇丰的考古收获：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等，人们寄希望于从考古遗存上找到东胡的活动足迹，以弥补文献资料缺乏所带来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朱贵就提出，出土东北系曲刃青铜短剑的墓葬的族属应为东胡族[21]。20世纪80年代，靳枫毅又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东胡遗存[22]，该观点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因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人种成分、文化内涵等方面与东胡的相抵牾而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否定[23]。目前，井沟子类型的发现为探索东胡族的遗存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因为井沟子居民的人种类型与文献所记载的东胡后裔——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相同,在经济生活方式、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也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十分契合[24]。但由于井沟子类型的遗址目前发现的还少，从考古角度勾勒东胡地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关于东胡的经济形式构成，史书未明载。根据东胡余部乌桓的生活习俗，“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25]，可知东胡人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考古学上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更加直观的、立体的、细致的东胡人的生产、生活、饮食起居、葬俗等多方面信息。井沟子西区墓地位于今赤峰北部的西拉木伦河上游北岸。在清理的58座中，有大量马、牛、羊、狗等殉葬的动物骨骼，占墓葬总数的86.21%。其中饲养的动物中，绵羊占21%、马占42%、牛占22%，以马为主，其次是牛、绵羊，占动物殉葬总数的85%以上[26]，说明了畜牧业在东胡人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墓内未发现一例猪骨，也未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或者农产品。墓内出土的鹿、獐、狐狸野生动物骨骼、水生的背角无齿蚌、淡水螺和大量以兽骨尤其马鹿角为原料的骨纺轮、骨镳、骨管、骨环等骨器和骨镞，说明渔猎是东胡人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经济补充手段[27]。有学者通过对井沟子西区墓地的古代居民的食谱分析说明，井沟子古代居民在日常饮食结构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动物性食物摄入，暗示出饲养业和狩猎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有重要的位置[28]。
除畜牧业和狩猎业外，制陶、青铜冶铸、骨器加工等在东胡人的经济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井沟子西区墓地随葬的陶器比例较高，器形以夹砂素面红褐陶和灰褐陶的罐为主，陶罐形体高大，多在30厘米以上。陶器中还有少量鬲、钵、壶等，四足筒腹鬲颇具特色。陶罐和陶鬲都表现出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明显区别[29]。
井沟子西区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共计30种、834件，其绝大多数为装饰品：弹簧式耳环、“S”形卷云纹饰、管状饰、坠饰、铃形饰等，约占青铜器总数的95%。兵器仅有青铜短剑1柄，铜镞8件，工具有铜刀、铜匕、铜针、铜锥共31件，没有农具。从金相组织和合金成分上判断，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掌握热锻技术，能够重复地制作较高质量的工具，经过热锻和冷处理的样品比例较高，应当是为了获得理想强度和硬度的刃部和尖部而特意加工的。能够有意识地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和机械性能的要求来配置合金成分，能够初步控制铅和锡的含量，并根据器物的需要冶炼出机械性能较好的铅锡青铜合金。从合金成分和夹杂物情况看来，井沟子西区墓地青铜器主要是铜锡铅合金，夹杂物主要是硫化物[30]。与已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矿冶遗址中含显量银的铜锡砷三元合金的成分结构明显不同。这意味着两种文化青铜器在矿料来源上的区别，也透漏出两种文化在冶铜工艺方面的差异[31]。
总之，根据以上记载和分析可以推断，自春秋时期直到秦统一六国时的数百年间，东胡一直活跃在中原诸侯晋、燕、赵国之北部，在与北方各民族、中原诸国的交往中留下了难得的蛛丝马迹和考古遗迹，对认识东胡及北方草原的其他民族都将有进一步的推动。
[①]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②]《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1158页。
[③]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④]吴增荣：《先秦两汉关系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119页。
[⑤]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1页。
[⑥]陈寿：《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850页。
[⑦]《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26页。
[⑧]《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5页。
[⑨]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第123页。
[⑩]《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5页。
[11]《史记》卷43《赵世家》，第1806页。
[12]《汉书》卷1《高帝纪下》，第70页。
[1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3页。
[14]刘高潮、姚东玉：《东胡之疆域及其与匈奴之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5]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第129页。
[16]白鸟库吉著，方状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页。
[17]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18]刘高潮、姚东玉：《东胡之疆域及其与匈奴之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9]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21页。
[20]林幹：《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1页。
[21]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22]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23]林沄：《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87～394页；朱泓：《东胡人种考》，《文物》2006年第8期。
[24]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朱泓：《东胡人种考》，《文物》2006年第8期；王立新《关于东胡遗存的考古学新探索》，《草原文物》2012年第2期。
[25]《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2979页。
[26]陈全家：《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
[27]见王立新、塔拉、朱永刚编：《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器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上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28]朱泓，张全超，常娥：《探寻东胡遗存——来自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9]王立新、塔拉、朱永刚编：《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器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下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4页。
[30]李延祥：《井沟子西区墓地青铜器初步研究》，见王立新、塔拉、朱永刚编：《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器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下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1—341页。
[31]王立新：《关于东胡遗存的考古学新探索》，《草原文物》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