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社畜”们的职场围城
正式工作一周年之际，诗安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自己所在的那家FA（财务顾问机构）。只不过在正式离职之前，“得先想好下一步的方向，找好下家”。
诗安承认，一年前选择这份工作的决定略显草率，她如此形容当时的状态——太过迷茫，又太过急切。
然而谈及过去的一年，她并不感到后悔。她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就当是一次尝试，我把脚伸进一片未知深浅和温度的水域里，结果进去之后挣扎、扑腾了好一阵，还差点把自己冻僵。我花了一年时间，确信了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现在，我想把脚缩回来了。”
站在又一个分岔路口，诗安尝试宽慰自己：“还年轻，就算重新开始，问题也不会太大。”
大多数的离职，都是早有预谋
在“干满一年”的时间点考虑跳槽，似乎成了当下年轻人群体中的普遍现象：一年就像一道坎，用来考核自己过往的成果，进一步梳理未来的方向。
“第一份工作，最好先做个三五年，别心浮气躁。”诗安说，“我还在上大学时，就听过无数次这样的教导。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建议不大现实。首先，如今某些行业本身'流动性大’，待不下三五年很正常，你很难把它归咎于个人的浮躁；其次，就算是个体也有差异，这种建议未必具有普适性。”
诗安的微信里，有不少金融及创投行业交流群。某天，她在其中一个群里添加了一位猎头的微信后，习惯性地开始翻看对方的朋友圈，发现了好几位共同好友的点赞，其中一位，是她的硕士校友孟宽。
一周前，孟宽在朋友圈里，用一条新公司刚刚披露的投资案例，“官宣”了自己的跳槽——从一家顶尖中资投行，去到了某BAT公司的战投岗。怀着着三分好奇加上七分请教的心态，诗安戳开了与孟宽的微信对话框。
用孟宽的话说，跳槽的根本原因“还是焦虑，觉得自己无法fit in投行文化”。从考虑离职到正式离开，他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最后谈离职的过程也相当艰难：“用一个月的时间和部门上下所有领导都聊了一遍，心力交瘁。没办法，国内还是个人情社会。”
一位比诗安大四五岁的朋友也建议她：“跳槽时最好留出几个月的窗口期，一旦裸辞，会更焦虑，况且现在市场环境也不好。”
诗安不敢裸辞。对她而言，最大的制约是手头的现金流。“北京房租很贵，现在住的开间已经算是四环以内、2000年后建成的楼里价格合适的了，况且所处的地段出行相对便捷。”
诗安说，其实大多数的离职，都是早有预谋，人人都在观望，“骑驴找马”已是正常现象，三四个月的窗口期也只能算个平均数。“也有快一些的，我认识一个从BAT跳到TMD公司的朋友，找到新工作就花了三天时间——从面试到做决定，再到提离职——当然最后还是走了近一个月的离职流程。”
比起诗安和许多同龄人，宋潇潇的职场路径似乎更显随性，甚至有一些跳脱。硕士毕业一年里，她一共换了三份工作，期间，找到下一份工作的时间，“在一两周到一两个月间不等”。
宋潇潇是诗安的硕士同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传媒出版行业。一年内，她从视频网站运营岗跳到网文编辑，再到某大型媒体公司的新闻编辑，终于找到了薪资水平和工作节奏都和自己的期待值比较匹配的岗位：“总归要试错的，一步到位未免运气太好了。”
中间也有过裸辞，宋潇潇自嘲胜在“心大”。然而在诗安看来，这种任性和“潇洒”是建立在物质生活能得到绝对保障的基础上：潇潇是北京本地人，家庭条件相对富足，即使裸辞待业几个月，也不会经历北漂青年们所要面对的“吃完上顿可能就没下顿”的焦灼，况且，物质的充裕也为潇潇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得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相对喜欢的工作。
“有些行业对年轻人已经不似往日友好”
事实上，诗安刚刚踏入创投行业时，“资本寒冬”就已悄然而至。市场低迷，像一团阴云笼罩在创投从业者们的头顶上方。比起前几年，现在早已不是“进入这个行业合适的时间点”。
“创业者的钱没那么好融了。”谈起公司服务的客户，诗安说道，“泡沫一个个地被戳破，很多公司的业绩根本撑不住虚高的估值。投资机构都开始蛰伏了，其中一批到了退出期，又募不到下一期基金的，只好坐以待毙。”
诗安所在的公司从事卖方财务顾问业务，恰恰要靠交易吃饭。“FA不是靠死工资活的，但市场那么差，根本做不成几单。就算做成，大部分的佣金也是被公司中高层和项目leader分走，留给我们entry level员工的，剩不了多少。”
数年前火热的行业正在面临淘汰和洗牌。“前几年大家撞上了风口，错把运气当做自己的实力。但风口过了，就是现原形的时候。如今的市场，对刚进来的年轻人，已经不怎么友好了。”
“也不能说不友好，只能说，现在逐渐回归正轨了。”
没有在圈子里沉淀过几年的年轻人在跳槽时，早已不是前两年凭着学历背景就炙手可热的香饽饽。金融猎头Jason告诉诗安：“现在某些准一线基金招个投后或市场的岗位，都能招上半年——要求很严，而且必须要有至少三年的工作经历。”
对于在创业公司上班的年轻人亦是如此，“寒冬”的降临使得不少创业公司遭遇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危机，意气风发的年轻创业者相比前几年已经少了一大批。
“其实大公司招人的headcount也在缩减。有些岗位的准入门槛未必很高，可替代性也会相对强一些。跳槽没那么好跳了，比起其他工作经验更加丰富的前辈，你的竞争优势又是什么呢？”
对那些掌握硬性技能的年轻人而言，跳槽似乎要显得容易一些。诗安同事的男友正在一家创业公司做程序员，大半年前，上家公司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新东家。如今这家公司在年初刚融到B轮，投资方都是市面上的主流基金。
相比之下，Lilian就没那么幸运。一年前她加入一家公司刚组建的投融资部门，“公司业务很传统，建立这个部门只是老板为了进行市场化融资而作出的战略性决定。”几个月前，公司完成了一笔并未向市场披露的大额融资，在决策层眼中，这个临时组建的部门也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其实我们早就听闻公司调整组织架构的风声，直到上周领导找大家单独谈话，让我们自行选择转岗到公司的其他部门。”Lilian当场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复，“我直接告诉他们我会找出路的。我们组另一个女孩，在公司轮岗做了快三年，现在被他们调到了客服部门。这不是发配是什么？”
至于下一步去向哪里，Lilian心中也没有答案。不少人给她推荐面试机会，然而不是“平台不够好”，就是比起上一家公司，薪水要大打折扣。
每一个年轻人，大抵都要面对“第一份工作去大平台还是小机构”的问题。
做猎头的这几年，Jason遇到过不少找他“看机会”的应届生。“其实猎头不该负责应届生职位的，但找过来的我还是会回复，毕竟我清楚，应届生的第一份工作，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未来职业生涯的水平定调。”他见过太多从一线名校甚至美国藤校毕业的年轻人，由于初始选择错误，导致之后再想跳到top平台，都没有了机会。“完全毁了这么好的背景，我都觉得可惜。”
对此，诗安多少有些无奈。“不少人都问过我，中间也有直接'劝退’我，叫我换个地方的。”诗安依稀记得，在刚工作没几个月的时候，一位基金合伙人曾告诉她：“第一份工作，要么去大平台，不然就选好一个特别优秀的团队，然后跟随。你背景很好，不要浪费时间。”
但诗安觉得，当时的自己并没有太多与金融行业相关的储备。“我一路读的文科，踏进创投圈只是一次'跨界’尝试，与行业相关的东西全靠现学。”即使成功进入实力更强大的平台，她也担心自己短时间内跟不上团队的节奏。“大平台的机制相对成熟有保障，但小机构也许能给人提供更加'短平快’的发展和出头机会。”
面包与理想难以兼得
“你做过MBTI性格测试吗？我是INFP，这个类型，其实不太适合干FA的。”
在诗安的测试结果里，这四个字母分别表示内向（I）、直觉（N）、情感（F）与知觉（P）；与之相对的，则是外向（E）、实感（S）、思考（T）与判断（J）。测试报告告诉诗安，她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用孟宽的话来说，“但凡热爱并习惯于在生活中进行一些深入思考的人，多少都会在适应卖方的角色中经历一些挣扎。”诗安曾经与一位同行交流起为什么选择FA这个行业，对方给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答案：“快。”
对此，诗安曾在无数个深夜拷问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愿意为了赚快钱抛下长久以来的理想和爱好？是否真正热爱且认同自己选择的职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一些前辈的经历让诗安有些犹豫：一旦从事了自己喜欢的文化传媒行业，在短期内，她可能无法让自己在北京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
“大概总要作出点'牺牲’，又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袁昊是诗安的同乡师兄，他算是诗安周围的好友里，选择“坚守自己热爱的老本行”的少数人。毕业以后袁昊在一家传统媒体当着记者，日常工作是做新闻采编和报道，“基础工资很低，最低的一个月，因为团队跑口分配不均，到手只有四千多。”
袁昊的住所，是好友在北三环空置的一个二居室，还有另一位室友同住。房子是九十年代建成的塔楼，一层聚集了十几家住户，隔音糟糕。住所面积很小，室内布置还维持着十几二十年前的样子，在如今看来已是相当陈旧，室友住在稍大的那间，他住朝北的小房间，放置完生活用品后，几乎没有落脚之地。袁昊说，朋友在把小屋租给他时给了折扣价，“2500块每个月，这个价格能在北京这种地段住下，已经挺划算了”。
工作快要满两年的袁昊正在筹措跳槽，他理想中的首选方案是去央视工作，然而他却在两周前得知，自己在最后一轮面试中折戟。“再找找别的出路吧。”沮丧之余，袁昊安慰自己，“反正还不着急结婚，房子什么的，过几年再说吧。”
与袁昊不同，“能养活自己”的诗安经历的，则是另一种挣扎。“除了赚点钱以外，还想试试，能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做好。”
回想起这个念头，诗安忍不住批评当时的自己太过幼稚：“有点想当然了。FA的本质其实是做服务，这种服务又是以撮合交易为导向，在市场下行的时候，难免夹在客户和投资人中间两头受气。”
“被忽略、被拒绝、被质疑，不被尊重，再正常不过。也遇到过性骚扰——当然，这是极少数情况。”更令人焦虑的是交易的不可控性。诗安所在的团队服务的一个项目，从启动到最终成交期间被撕了四次TS（投资意向书），可谓命途多舛，“你永远都想不到项目最终交割前会出多少幺蛾子。”
诗安苦笑着说，自己已经把工作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一年来，她没请过一天假：“压力很大，甚至没有时间消化自己在工作里积累的负面情绪。只要有手机电脑和网络，随时都能起来干活。”她发现，最令人痛苦的是“价值感的缺失”——勉强自己做着并不喜欢的事情，而回报也遥遥无期，很容易陷入持续的焦灼和自我怀疑。
期间，不少朋友劝说诗安转回对自己而言更得心应手的文化传媒领域。“趁着年轻，能写点东西就多写点，千万不要把读过的书荒废掉。”
这一次，诗安似乎下定了决心。“尽可能找个收入相对体面些的吧，或者再看看（是否有）做其他兼职的可能。”
“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还想进去”
然而，对于不少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跳槽”未必是对现状不满的最优解。
像宋潇潇这样在一份又一份工作中兜兜转转的，不是少数，还有许多人在不同行业间穿梭，永远是这山看着那山高。
这一年来，仅仅在自己所处的行业里，诗安就见证了不少年轻人在FA、投资人、创业者之间不断切换身份，对于投资机构与同行公司密集的人事变动，诗安早已司空见惯。
“说难听点，这个圈子有时候挺'塑料’的，也充满了焦虑。但哪个圈子又不是呢？”诗安觉得，根本问题在于，一些年轻人太容易对某些行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薪酬体面、与业内'大佬’们谈笑风生、参加高大上的活动沙龙、密集的社交与大把的人脉、捕捉风口……“城外的人”臆想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我们一心想要离开的地方，总有更多人挤破头要进来。”
袁昊劝退过不少尚未毕业，却告诉他一心想要从事新闻行业的学弟学妹：进入这一行，很可能要坐上几年的冷板凳，甚至也有几十年都熬不出头的。排挤、不公、窘迫，苟且，都是常态，不是光凭着情怀两个字就能行走天下，也鲜有人会为你所谓的情怀买单。袁昊认识不少前辈，在新闻圈子里干了许多年后最终选择离开。“你要做好直面人性阴暗面的准备，不然进来之后很容易幻灭。”
诗安从小上学早，期间又少念了一年的中学，未满24岁的她觉得自己比别人多出了两年的“试错期”。对她而言，这段“试错”不是没有收获：可以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密集接触到比自己年长一辈甚至几辈的人，观摩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从他们的奋斗和得失中汲取经验，进行反思，倘若在未来遇到相似境况，便可以用更平和的心态去审视自己。
“我知道别人会如何批评我们这代人。心浮气躁，眼高手低，娇气，逃避，吃不了苦，意志不坚定，没有足够的自我驱动力……”诗安坦言，“你很难要求他们在一开始就找到准确的定位——但至少要给他们摸索的机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