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系列
之
我和仰韶酒厂的故事
第三部分
陈豫闽
我和仰韶酒厂的故事第一、二部分发出后，不少身在外地的渑池朋友除了点赞祝贺，也给我发过来不少有关仰韶酒厂的资料照片和难忘的回忆，远在海南大学担任教授的好友纪公，甚至把他正在构思的有关仰韶酒的悬疑故事梗概也告诉了我。我很感动。有这么多人关心家乡，关心家乡的仰韶酒，他们渴望了解仰韶酒厂的历史，渴望知道老一辈人艰苦创业时的艰难，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个故事写完写好。上个月心脏出了点问题，到北京检查后虽然没有上支架，但专家一再嘱咐不要熬夜，不要抽烟喝酒，可是为了这篇文章，我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冲动，所以专家交代的事情，我一条也没做到，甚至比以前更甚了。
乔文宣从酒厂筹建开始，就一直临时负责仰韶酒厂工作，直到1978年6月被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主持工作）。期间，上级在1978年3月任命了翟有贞为仰韶酒厂支部书记，茹炳坤为副书记。也就是说，从1978年3月起，他已经不是老一，成了老二了。再严格一点说，乔老爷就没当过一天真正的老一，也没干过一天书记。早期只是临时负责，临时老一。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三伏天冻死老绵羊，说起来话长。2021年1月24日，我终于采访到了仰韶酒厂老厂长张云霖，他告诉了我事实真相。说出来大家可能会不相信，不是组织上总与乔老爷过不去，总让乔老爷任副职主持工作而不提拔为正职，组织上也实在是无奈之后采取的无奈之举，因为乔老爷虽然资格很老，1954年3月就是商业科（后改名为商业局）一把手了（副职主持工作），但他被抽调到仰韶酒厂时，已经不是党员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张云霖含含糊糊地告诉我们，他可能是犯了“右倾”错误，党籍好像因此被弄没了。至于为什么一直恢复不了党籍，张云霖厂长说，这是组织上的问题，自己不知道。好像是没有特殊贡献，像老乔那样的，党籍恢复着并不容易，恐怕要重新入党才行。张云霖继续说，我1979年1月被任命为副厂长时，已经到仰韶酒厂工作几年了，乔还只是“候补党员”（估计是预备党员吧？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候补党员一说。），最终成没成为正式党员，我也不知道。我被任命为副厂长之前，就被商业局局长赵永信派去酒厂担任工作组组长，过来人都知道，工作组组长的权利，说大也很大，甚至可以凌驾于支部之上，说小也很小，你谁也管不了。就看你怎么利用这个权利了。我这人一贯低调，从没有把权利放大过。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仅仅是一个“右倾”错误，就能把人的党籍给搞没了？我想起了我爸爸一件事：我爸陈义侣在1958年反右派时，仅仅说了句：“咱们团支部得抓紧发展新团员呀，要不就咱们几个人，岁数越来越大，那不就成了老头团了。”一个姓徐的（后来的渑池名人）把这件事汇报了上去，我爸就差一点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公职了。好在一位好心的领导，提前一晚劝说我爸不要辩解，要深刻检查，争取落一个好的态度，那样在我们的袒护下，你的工作才不会丢掉。倔强一生的我爸，在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听了好心领导的劝说，真的就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查，然后就被认定为认错态度好，被从轻发落。只定性为“右倾”，没有被划成右派，只是开除了团籍，并带着我和我妈全家人一起，被发配到百里之外最偏僻的南村乡下乡劳动改造，这才躲过了人生一大关。要是我爸这次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公职，那我家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就会悲惨许多了。后我爸因为被抽调到段村大渠工地上，工作积极表现突出，这才又被恢复了团籍，一家人这才重新回到了县城。
翟有贞调来仰韶酒厂之前是商业局下属县百货公司经理，仰韶酒厂筹建处成立，接到上级调令后，他二话没说，就带领着从商业局各个下属单位抽调上来的20余名职工，开始了艰苦创业（其时并没有任命他为负责人，是乔文宣在负责）。他们当时可以说几乎是白手起家，没厂房没设备，技术人员也只是从南猪场小酒厂调过来的那一二十个工人而已，硬是凭着一股子拼命精神，累折了腰杆建起了生产车间。他们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在鹿邑张师傅的帮助下试制出了仰韶酒。张云霖说，翟有贞看上去是个文人，其实是个业务型的火爆脾气，喜欢说一不二，突然让他和普通工人们打交道，他有些不适应，加上后来和同样脾气火爆的茹炳坤搭班子，一山不容二虎，一怒之下就不干了。1979年12月又回到了原单位百货公司，一直干到1991年1月退休。由于他是建国前1944年就参加的革命，县上按政策给了他副县级的退休待遇。多年后有人曾经问过他，从一个安逸轻松的领导岗位，来到一个前途未卜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企业，并且成功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单位也没有升职，你当年是咋想的？他说得好，“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这是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过来的人，每个人都会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他还说，就拿咱们身边渑池的干部来说吧，有多少人都是从高一级岗位上，到低一级甚至低好几级的岗位上工作的，刚解放那十几年，这样的事很普遍，因为不少老干部大都没文化。安民从刚解放时的县长，干到退休时的七零七棉花库经理，一个是县级岗位，一个是股级岗位，他不也毫无怨言吗？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我同学陈国庆的父亲陈建廷。他支援西藏之前，1958年初就是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了，1959年6月被派去支援西藏十几年，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经历了亲人故去无法赶回来的遗憾，最终落下了一身毛病和外人眼中的不孝之子的骂名（他走时母亲身患重病身边需要人照顾，但当他看到事先决定了去援藏的张某某打了退堂鼓时，他便主动站了出来，当时完全没有顾及母亲和家人的感受。）。1977年，当他从西藏回来时，没带回什么珍宝，却带回了一身疾病，心脏等多个器官受损，脸呈暗红色，走路气短，但也只是担任了县委副书记进步了一丢丢，和援藏走的时候仍是平级，孩子们虽然对父亲有些许怨恨，但最终还是理解了父亲和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翟书记还告诉我，你岳父张根源也是老革命资格很老和我是老乡，随刘邓大军南下，离开家乡山西昔阳来到河南渑池后，从解放初的公社副书记，粮食局负责人，国家糖库首任主任、食品公司两任书记，一直干到退休时的蔬菜公司书记经理，不同样是没犯过任何错误，一辈子兢兢业业，反而官越当越小了吗？他最后不也是从蔬菜公司书记经理的股级岗位上，和我一样按副县级待遇退休的吗？
前排正中就是陈建廷。右边是县委第一书记孙维杰，左边是县委书记卫良。
1978年3月，仰韶酒厂正式建制，翟有贞是第一任书记（书记负责制，一把手），他率领企业党支部和行政班子及职工，致力于仰韶酒生产技术的巩固和提高，使得仰韶酒在正式建制才一年半的1979年9月，就获得了河南省优质酒光荣称号。他是仰韶酒厂的元老，但名气在几个厂长里面却最小，包括我在内，一开始其实并不知道他还干过仰韶酒厂负责人。翟的大儿子翟建国与我是同学，毕业后在商业局下属五金公司工作，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在解放大街上开了个无线电修理门市。最近十几年，他们家一直以他为主负责伺候有病不能行走的母亲，已很少和我们来往了。每次见到他，看到的都是他推着一辆载着母亲的轮椅，在陪着母亲锻炼和散心，他是公认的渑池有名的大孝子，比一些已经上榜的孝子要孝顺的多了。他不贪图这样的虚名，更不会去刻意追求。
我爸陈义侣和乔文宣厂长编写的《河南仰韶酒厂厂志》，是目前唯一的一本权威介绍仰韶酒厂发展史的志书。我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缘于这几天我的深入调查访问。我撰写的《我和仰韶酒厂的故事》一、二部分发表后，已经退休了的海南大学教授纪公给我发来微信说：刚才问了一个家住渑池韶馨苑的老同学，她说她爸当年就在酒厂跑业务，她还记得她爸去省里化验水和检测酒的事，南猪场酒厂应该是1970年前就有了，起码她1972年就在这个酒厂里干过临时工，还记得刷瓶子和穿着深筒胶鞋踩曲的事。她说她干了三年临时工就去上了大学。按照上大学时间推算，应该没有错。带着这个疑问，2021年1月24日，我专程采访张云霖时，专门问了这个问题。张云霖毫不犹豫地说，1973年我从黄门（年mai）食品组调到南猪场接任从1958年起就担任南猪场主任的赵永彬时，小酒厂已经在生产着了。我担心正好是那一年才投入生产，又被他恰好遇上了，我又采访了另一个知情人孟光礼。头脑非常清楚的孟说，当年我在商业局和肖宝阁一起负责业务工作，文革开始我俩都成了白专典型受到批斗游街，后来便没了职务。但是到下属单位去，大家仍把我当成领导看待。我记得很清楚，南猪场酒厂的建立要早于1973年，当年试制酒时，正如你前面写的那个仰韶酒厂工人韩小虎所说的，我们还真的是从伊川酒厂拉回来的窖泥，它和后来仰韶酒厂筹建时从鹿邑酒厂请来张师傅拉回来窖泥一事并不矛盾，因为不是同一个时期。我们试制酒时也是从玉皇庙东沟拉的水，不过不是用拖拉机拉的，是用马车拉的，赶车的叫王同保，当时全县只有大概三辆大马车，我们食品公司一辆，南街大队一辆，搬运社一辆，四匹骡马拉车，很拉风的。不少人很羡慕。为什么会去伊川酒厂拉窖泥，是因为伊川酒厂建厂时，是从茅台酒厂拉的窖泥，种好。南猪场当时的小酒厂，共有十条池子，八条在室内，两条在室外。至于是不是水泥池子，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室内的池子里面装满酒糟后，池子的上沿一圈都是水泥、砖头砌的，室外的倒都是泥池子。我们从伊川酒厂拉回窖泥后，一开始好像是在大瓮里发酵，后来出酒后，我们找来一些普通的瓶子，涮洗干净后，装了200瓶，贴上油印的商标，上面写着“渑池老白干”字样去商业局报喜，商业局这才下定决心。开始筹办仰韶酒厂，除了省商委要求各地大力兴办商办企业外，估计也与我们试制成功大曲酒有关，因为当时整个豫西地区，就没有大曲酒厂。我还记得，当时的蒸酒锅，每锅每次只能出50多斤原酒，而不是小虎说的能出100多斤。因为我们是使用大塑料壶盛装的，一锅装一壶。有一回，一个工人不小心碰倒了盛放原酒的塑料壶，当时还有人说了一句“可惜这50多斤酒了”，这句话我印象深刻。孟光礼和张云霖都证实，为了感谢伊川酒厂，1973年他们曾率领食品公司篮球队（当时是渑池强队之一。队员董五泰、茹留栓都是县篮球队主力队员），并带上了不少猪肉，还专门去伊川酒厂慰问过一次。但南猪场小酒厂到底是哪一年开始兴办的，70年抑或72年，说不清了，只能说早于1973年。同时这二人还明确地告诉我说，这个小酒厂没有专门设厂长，一直都是南猪场主任兼任，一开始是赵永彬，1973年张云霖接任主任后是张云霖，席清亮从没在食品公司工作过，更没到过南猪场这个酒厂任职，他是在吴鸿凯任县委书记时，直接从化肥厂任上调到仰韶酒厂任职的。调来前实际上化肥厂已经垮台了，他在家里歇着暂时没上班。这个小酒厂隶属于商业局属下的县食品公司，当时是以红薯干为主要原料生产酒，后来也使用过高粱，当时年产散装白酒10余吨，大都在熟肉门市里零售，卖肉的那个姓袁的叫袁四龙，是武陟县人。期间为了报喜也装过瓶子，主要是为了让上级领导品尝和展销会上用。当时生产的酒也没有正式名字，给上级报喜时，临时贴上的油印商标上倒是写了“渑池老白干”几个字，但那不能算正式名字。咱县老百姓都叫它红薯干酒，或者叫“一毛烧”，意思是一毛多钱就能买一两。1976年4月洛阳地区正式批准仰韶酒厂立项时，商业局为了支持仰韶酒厂，一纸公文就把它划拨给了仰韶酒厂。俗话说，鼻子大压嘴。我们食品公司人心里就是再不愿意，也是干瞪眼。到了1985年下半年，仰韶酒厂已经成气候了，也把我们这个南猪场的小酒厂不再当回事了，要不也不会出现韩小虎说的，忘记了按时出酒糟蒸酒。我们食品公司终于把它要了回来，这时才开始正儿八经生产瓶装白酒不再生产散装酒，同时也登记了正式的“韶州酒”名字，但遗憾的是没有去国家商标局注册。那时候的人觉得注册还要花钱，不值顾。韶州酒厂成立后，有了正儿八经的厂长，南猪场主任已经不再兼任，直到韶州酒厂后来倒闭，厂长一直是姜培周。
一般来讲，往往是贫穷地方的人爱喝白酒，这些地方的酒鬼也多。好像全世界都是这样。1985年我到豫东某县办理一起盗窃案，在抓获犯罪分子时，我发现他家的窗台上摆放着几十个同一牌子的白酒酒瓶，我的脑子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家伙会不会是惯偷，是不是还盗窃过供销社门市，要不他家里咋会有这么多一样的空酒瓶。当地配合抓捕的公安听了后笑了，他说，别看我们这里比你们那里穷得多，但你到我们这里随便一家看看，只要家里有男人，每一家都会有这么多酒瓶，这不稀奇。当晚我们请配合我们工作的派出所人员吃饭，没想到人家派出所全体人员伙抬老营都来了，当晚摆了两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我生怕兜里的钱不够打发账，没想到结账时比我的心理价位少了一半。原来这里饭店卖的最好的酒也不值钱，饭菜也比渑池便宜许多。我写这些的意思是说，渑池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很晚，是在李鸿滨上台后几年的九十年代，此前我县普通民众的家庭都不富裕，因此也会出现人们爱喝酒，酒鬼多的事情发生。因此散酒这一类的廉价白酒就会有市场，建设酒厂绝对是只赚不赔的生意。要我是领导我也会做出这个决定，还不说渑池得天独厚拥有玉皇庙沟里面的“醴泉水”。
说到“醴泉水”，我又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所谓的孙中山身边的渑池段姓侍卫，让孙中山给渑池写下“品重醴泉”题词一事。这绝对是假的。知情人告诉我，发明这个故事的，是当年的商业局副局长郑经唐。他是个文人，他也知道卖酒编故事是诸多酒厂都在干的事情，为了渑池好不容易试制出的仰韶酒好卖，他也尝试了一下编故事。网上搜索到，就连陕西礼泉县，就因为礼泉与“醴泉”同音，也牵强附会、张冠李戴地把“品重醴泉”做成长约十米，高达七八米仿古牌楼，竖立在当地下了福银高速的旅游公路上扯大旗作虎皮。当地一个酒庄展厅内，不但也这样做了，还特别注明是孙中山专门为他们酒庄所题写。呵呵，此醴泉非彼礼泉也。孙中山先生假如在地有灵，非站起来问问他们不可。实际情况是，孙中山身边并没有一个姓段的秘书和侍卫，他是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1912年8月20日，应袁世凯之邀来北京与北洋政府谈判时，途中在烟台停留，参观了张裕公司并品尝了张裕葡萄酒，为了支持民族工业，他为张裕公司题写了“品重醴泉”以示嘉勉。孙中山这幅墨宝现在已是国家一级文物。谁也想不到，张裕酒厂1972年打扫卫生时，竟然把它当成垃圾要扔掉，幸亏遇到一位烟台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要了下来，保存在烟台博物馆内。后经孙中山秘书鉴定，包括印章在内确定为真迹。后被有关部门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为孙中山先生一生只为这一个企业写过这一副题词。
提示
近期，不少网友反映有平台、微信群或个人打着《文学百花苑》杂志主编、副主编或编辑的旗号招摇撞骗，给《文学百花苑》造成极坏的影响！
敬请广大爱好文学和具有正义感的文友擦亮眼睛，杜绝坑蒙拐骗，杜绝不实信息的传播。即日起，如发现以《文学百花苑》名誉及其头衔征稿者，敬请举报。
杂志、大赛投稿邮箱：1403384853@qq.com
普通投稿：1258873875@qq.com
举报电话：13343811328（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