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本身：政治学“历史转向”刍议

推荐语

转向历史，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股潮流，但对于如何转向历史，却存在很大分歧。转向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的转向侧重于采用历史材料，但依然采用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视角、概念与框架，典型的著作是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认识论层次的转向不满足于把历史作为材料和试验场，而是强调遵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社会科学的任何方法与概念都不能有“时代错置”的硬伤，典型的是埃特曼的《利维坦的诞生》。但本文并不满足于转向历史的方法论与认识论，而是进一步提出更高的本体论层次，并且强调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互动，即“回向历史本身”，“本身”意味着历史自身的实在性和生长性，而不是社会科学可以随意拿来捏去的，反过来，社会科学应该以历史为母体和基础，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与方法只能置于功用层次，并且尊重历史的真实发生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旨在更好理解与阐释历史。这不仅是本文作者个人的自我意识与学术追求，更是发出一种倡议，探索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如何良性互动，如何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成长。我们期待这个学术共同体后续的系列成果。（推荐人：郭台辉，云南大学）

作者简介

罗祎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提出“回向历史本身”这一命题，初步思考政治学“历史转向”过程中的研究路径和问题意识。“回向历史本身”提供了这样一种研究过程：研究者不断发现“常识”所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这些来自“反常”的困惑，促使他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科学的理论传统中寻找灵感。他们由此可以重新借鉴这些理论认识，在与中国历史的比照中，解释之前无法理解的历史现象。接下来，他们可以根据新的历史解释重新构建理论。新的理论也会为人类所共同关注的政治学问题提供来自中国历史的解答。学者们这样做，而不是沿着僵化的某些理论预设，自以为中立地展开研究。因此，“回向历史本身”是一种不断自我反思的生生不息的研究方式，它将带给政治学与历史学无穷的活力。这种活力正是生发于以理论的智慧看待充满无限丰富性历史的学理过程之中。

本文希望探讨以下问题。在中国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学术生态中，追求政治学历史转向的可能目的是什么？在中国语境中，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和在美国的学术生态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又有什么不同？在中国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寻找重要的研究议题，来带动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我们初步提出“回向历史本身”这一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之所以提出“回向历史本身”的研究路径，是基于对中外历史学与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的反思。任何一个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要想在中国建立和蓬勃发展，都需要寻找到这一领域中的“中国问题意识”。这点其实对其他国家也是适用的。比如，政治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 这个学术领域，之所以能够从美国的学术土壤中生发出来，也是一批学者以找回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想象力为使命感，希望回应美国政治学所面对的一些根本问题。回顾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比较—历史分析（包括社会学中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强调对宏大历史结构变化的长时段解释，其希望回应的，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的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这套范式关注以个体为中心的微观社会政治现象，在研究方法上以统计定量和博弈论等方法为主导，进而在政治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如选举民主、国家统治、基层治理等）建立起一套围绕人的行为展开的比较政治学理论系统。而这样的研究在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如马洪尼、斯考切波、彼得·霍尔、西伦等看来，显然是过于细碎了。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回到长时段、跨国别以及宏大的议题中，才可以真正回应那个时代美国乃至全球所面临的重要时代问题，如民主化、殖民主义、社会革命和国家建构等。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比较—历史分析的宣言式的著作《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便会感觉到那一代美国政治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重新寻找政治学学术想象力的使命感、活力，以及他们不拘泥于所谓学科界限、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也正是在他们特有的问题意识的导向下，英语世界的比较—历史分析关注宏大的长时段的结构变迁的研究。因为，在那个第三世界国家兴起、欧美已有的历史经验面对巨大挑战的革命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只有跳出当下的迷局而重新回到更加宏阔的对人类历史总体趋势的分析，才可能让政治学者找到一种穿越迷雾的归属感。

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同样需要回应我们时代的问题。但我们所要应对的“问题”，却恰恰是由美国社会科学所带来的。这些问题正是它们既往在回应自己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时探索出的理论与方法。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以比较—历史分析为代表的美国历史社会科学路径，是试图跳出“历史”而去建立宏大的、结构式的解释框架来回答政治学中根本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历史社会科学恰恰是要在社会或政治理论的启迪下“回向历史本身”，从而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来回答人类不同政治文明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首先，“回向历史本身”是在和一些受到经验主义深刻影响的中国历史学研究习惯对话。经验主义历史学将“经验”和“理论”视为相互排斥的存在。它们相信历史学家可以发现客观真实的纯粹历史经验，并使之成为历史知识。理论只是经验之外的另一种知识类型。在“经验—理论”的二分框架中，一些研究者甚至生发出某些研究伦理。比如，他们习惯于宣布对历史真相的考证和还原是“扎实”的，而对理论的探讨则只是“玩概念”。由于他们只是将理论视为可以被操作的概念，因此即便一些研究者也试图对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但他们所做的，只是把那些概念扣在他们所认为的“客观”经验之上，而无法公开、明确、理性化地分析出理论概念和历史观察的相互关系。

而我们提出的“回向历史本身” 的研究方式，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所谓摆脱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真实”而“纯粹”的历史知识。对于身处现代学术系统中的学者而言，当他们面对古代中国的历史时，如何处理自身所浸淫的现代理论知识与历史的关系，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学者必须通过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系统才能建立起历史的存在，那么如何处理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与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选择。依靠经验主义宣称的所谓细致、中立、客观而对社会科学理论只是保持肤浅的了解状态，甚至对什么是“理论”都缺乏基本的学术探究热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缺少学术勇气和学养胸怀的表现。因此，要想“回向历史本身”，首先需要不断累积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学养，在对现有历史或社会科学知识背后的理论视角的现象学还原中，不断地调整历史与当代视角的契合点，从而融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研究过程之中。

其次，“回向历史本身”也是在和美国政治学当下的主流研究对话。美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的影响较大。在评价其给中国政治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时，笔者并不想讨论所谓定量研究的优劣势问题，因为笔者始终相信，研究的好坏并不能和研究方法画等号。笔者想说的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包括中国政治研究）正在影响着中国学者和学生对政治的基本认识方式，使他们沉迷在所谓的“常识的舒适带”。笔者最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是在说这个问题。下一代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可能正在将政治学简单地归结为关于利益、权力或是规范信仰的实证研究。当他们认为政治就是关于利益、权力或者信仰的时候，他们也就开始丧失对本真生活世界的兴趣、敏感和把握这种生活意义的学术素养。很多中英文的政治学论文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作者运用复杂科学研究方法提出的所谓“理论”，其实和街谈巷议的那些“常识”区别不大。这也说明，研究者和在胡同里议论时政的人们都处于同样的“常识带”——即使学者有更多的技术方法和学术资源。但是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如果代表一个社会思考水平的学术界在理论认识上和街谈巷议没有什么区别，那其实是比较悲哀的。

简单说，“回向历史本身”是研究者不断朝向历史生活本身的精神过程。这个精神过程没有终点，永远“向着”历史前进。回向历史使我们有可能超越常识之见的束缚，在看到历史的丰富性时，重新思考我们对政治认识的局限在哪里。这代表了一种学术研究的路径：此路径强调研究者需要进入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之中，探索历史行动者如何在与周边人事的关联中“理解”他们所身处的世界，而那些所谓的政治制度结构也正是产生、运作和消逝于这样的历史理解过程之中。这里强调两个理解：研究者要“理解”历史人物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

我们提出“回向历史本身”，是希望扩展历史政治学的视域，进入中国历史的本真意义过程，重新探究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过程。我们提出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就是打破政治学将人简单地判定为以信仰、利益或权力为动机的行动者。学者需要转而分析“世界”对于行动者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世界意义如何改变着人的行动。在动机驱动的理论范式中，研究者将一切社会行动解释为目的—手段。为了达成某一种目标——不管这种目标是出于理性的、功利的，还是所谓的信仰的——人会用各种灵活的手段去利用环境提供给他的资源。反观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无论是强调制度研究的历史制度主义，还是根据行为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特征的基本假设。

但是，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却提出了这样的假设难以说明的现象。比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面讨论了万历皇帝在面对士大夫政治时的那种完全消极抵抗的状况。这似乎不大符合我们在政治学中将制度解释为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行动者不断加强其优势地位的手段。历史更多地让我们去思考，身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皇帝为什么去自主选择一种消极停滞的状态？这种消极停滞的状态如何生成于皇帝对其所处政治世界的理解过程之中？

再比如说，在传统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过程并不是遵循着一种所谓的“国家理性”在运作：统治者不是去灵活地解决和调适政策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同样，他们也并不是整天死板地按照某种儒家道德来统治。正如笔者在对北宋熙宁变法的研究中看到的，此时朝廷经常处于一种“两极跳跃”的状态。在某些时候，统治者不再按照之前一直延续的“和而不同”的治理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却会突然基于道德的判断来看待不同的意见，而且通过不断强化宣称某种意识形态立场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尽管那些立场根本无助于解决国家面临的多变的市场问题。这两种方式可能在不同的治理领域同时存在，也可能在同一个领域内交替出现。换言之，传统国家治理方式并不能用政治学中的某种单一理论模式来概括。统治者既不只是如韦伯所说那样想方设法动员资源以生存，也不是只会以某种意识形态为指导僵化统治。这种动态的跳跃性和多种模式并存，恰恰构成中国传统儒教国家的统治动态。要解释这样的转换过程，则需要回到历史之中，去分析行动者如何在不断的相互交流互动中，改变对整体政治情势的判断，从而重新改变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

“回向历史本身”是研究者建立对历史人物的理解的过程。这不仅仅是本体论的更新，更是关于认识论的思考。在“回向历史”的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反思以往理解历史背后的局限，在扩充自己心量的过程中，体会历史中的那些“质”，在同历史“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将历史与自己的思想世界连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者永远在用自己的精神世界体验、审视、洗练着那个历史世界。每一次“回向历史”的理解冲动，都会重新改变历史之“质”；每一次“回向历史”的历史冲动，都可能会将之前的认识转化为被反思的常识，从而使我们对历史之“质”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

举个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讨论士大夫之间因为信仰利益等发动党争、皇帝和士大夫争夺权力、地方精英和国家争夺社会支配权等研究。学者动用了大量史料来描绘这种争权夺利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沿着我们之前说的目的—手段的方式来讨论历史。虽然研究者可以具体处理到某个士大夫或皇帝人物的心理状态，甚至把一些历史细微的事件写得惟妙惟肖，但其背后对历史的理论认识却依然是常识范畴。一方面，这样常识式的研究当然很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从而成为他们论争自己对所谓政治认识的谈资。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却缺乏对于自身所构造的历史知识背后理论的反思。这样来看，研究者其实并没有去理解历史人物，而是按照自己的常识之见去把历史套装起来。即使他们动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依然是在历史之外。

因此，“回向历史本身”就是不断反思已有的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的特点与局限，在对自身所处理论系统的不断体察中建立对历史的理解，而不是声称建立一种可以放弃理论反思的纯粹历史知识。正如上面例子所反映的，如果我们可以明白那些研究只是基于对社会行动模式化的理解，我们也就有动力重新回到历史中，分析历史人物如何理解世界，从而超越常识之见的束缚。

具体地说，“回向历史本身”的工作，可以从行动、氛围和思想过程三个本体性领域展开。

第一，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社会行动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如果目的—手段的理解模式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中的那些反常现象，那么我们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分析框架？这样的问题引导我们重新回到社会理论丰富的土壤中寻找灵感。我们可以发现，对社会行动的反思在欧美社会理论中具有很深厚的积淀。实用主义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等，都是在力图超越目的—手段的分析方式，超越将政治理解为权力、利益或信仰决定下的过程，而重新回到生活本身，展开对社会行动能动性的分析。比如，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等，很早就开始对人如何理解其所处的情境展开分析，从而以此解释人如何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采取行动。这种对情境的讨论，可以启发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本体，去分析中国历史中的人物对周围世界的理解过程。我们进而看到，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如何强调对“情势”的理解。正如著名汉学家余莲所讨论的那样，传统中国的行动者的世界图景并不是以目标—手段的方式呈现的，他们也并非只是对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即具体的情境的理解来采取行动。他们的着眼点在于自己身处的超越了具体人事之上的整体的“情势”。他们相信一草一木背后体现着情势的特征。这种情势是无法用动静来拆分的。整体的情势稳定中孕育着变化的端倪，而人需要体察这种蕴含在具体中的整体之势，并在整体之势中找到自己和他人的具体角色。中国的士大夫在决策的时候，更多考量的是他们所处的情势如何，他们会根据分散的经验，利用儒家思想将这些经验整合起来，从而建立对情势的判断，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因此，我们看到，国际上的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理论视角可以启发我们，去看到中国历史人物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从而使我们在中西社会理论的双重滋养中，重新反思我们该如何建立对历史的叙述、扩展社会科学的理论界限。

第二，我们需要体悟历史具体行动背后那些不言而喻的背景氛围。这些背景氛围要求历史学家去体悟历史人物背后那些掩而不谈的属于他们时代的东西。也只有如此，才能展现出那些看似平常实则反常的言语背后的历史原因。比如，邓小南先生在对北宋祖宗家法的精彩研究中发现，历史人物的言谈举止背后，有着一些不言而喻的背景。这些背景使历史人物说的很多话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当文彦博在与神宗说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时，他重新强调了来自祖宗家法的已经成为无言而喻的共识，而在强调此共识时，却透露出他的言外之意：他反对熙宁变法，因为变法破坏了使政治体系得以稳定的这种共识。回到历史背景中去，研究者就不会简单地将文彦博的话语理解为士大夫要和皇帝争权。当政治学者重新回到历史中，去体会属于历史的氛围时，他们便不会再简单地用那些所谓古今贯通的变量、结构去建立所谓对历史的宏大幻觉式的分析。“回向历史本身”意味着对历史的尊重。因为只有尊重历史，才可以为政治学的想象力提供生长的土壤。

第三，我们需要进入对思想过程的讨论。比如我们可以分析儒家思想如何在具体历史过程中成为人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儒家思想是士大夫每个人内心存有的东西，但这种存有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时无刻在按照这种思想行动——他们不是被思想决定的。在历史过程中，儒家思想是被人所处的过程激活的。就好像两个人的思想中可以有很多差异和冲突的信仰，但在某些过程中，他们依然可以是朋友，他们不会关心那些差异。但在有些时候，他们就会吵架乃至斗争。研究者需要回到历史中，去勾画出这些过程如何激活了思想。儒家思想中既有务实的、实事求是的部分，也有君子—小人之间互相斗争的部分。比如从对北宋熙宁初“青苗法”辩论的研究就可以看到，辩论者一开始都是就具体政策问题展开讨论的，他们互相尊重，和而不同。但是当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发生后，他们开始动用君子—小人的理论框架理解他们所处的情势了，原先的相互尊重此时也被互相将对方视为小人而替代。当我们进入将思想激活为对世界理解的过程分析中时，我们有可能重新建立对中国政治新的理论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信仰、权力或利益这样的理论本体。新的理论基于对意义产生过程的分析而产生——或者说，是研究者“回向历史本身”后开始的理论分析。

如何处理国际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与中国本土经验的关系？这是当今中国政治学所亟须回答的问题。“回向历史本身”的研究路径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回答。研究者不断发现“常识”所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这些来自“反常”的困惑，促使他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科学的理论传统中寻找灵感，他们发现了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学术脉络。他们由此可以重新借鉴这些理论认识，在与中国历史的比照中，解释之前无法理解的历史现象。接下来，他们可以根据新的历史解释重新构建理论。新的理论也会为人类所共同关注的政治学问题提供来自中国历史的解答。因此，“回向历史本身”是一种不断自我反思的生生不息的研究方式，它将带给政治学与历史学无穷的活力。这种活力正是生发于以理论的智慧看待充满无限丰富性历史的学理过程之中。

责任编辑：王智睿

一审：许飞  二审：班允博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