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范蠡列传

“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

——范蠡列传

[导读]

本文节选自《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册三·1577-1581）附录的范蠡的传记。传记主要突出范蠡远见卓识。无论是功成名就后的隐退，还是做生意的富可敌国，还是对中儿之死的预计，都表现出他智慧的预见性。有人考证，范蠡在《史记》中的故事多有虚构成份，为太史公据民间传说记录而来，至少范蠡是个拼凑起来的人物。我们不管它的真实与虚构，我们只看故事。

他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对句践“可与同患，难与处安”的本性有深刻的认识，也深谙“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所以即使句践说出“与子分国而有之”的话，他还是打点好细软珠宝，与随从从海上乘船离去。他的这一远见卓识与文种形成对比。文种助句践雪耻的功劳可谓大矣，但最后“人或谗种且作乱”（其实没有人谗句践也说有人谗），赢得的却是“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范蠡的这一认识，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汉之韩信、彭越便是典型的例子。

范蠡善经商，这经商的本领也是预见性的表现。他选择定陶定居，就是相中那儿是“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果然，“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不用几年就“致赀累巨万”，天下闻名。范蠡评价自己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也正是他眼光的体现。并且，于商这一行业，范蠡还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让它由低贱而高贵。商人在秦秋战国时是最低等的职业，所谓“士农工商”，商是最末等——吕不韦经商成功，但他还是最后选择为士从政，就是因为从商低贱。范蠡由最高的“士”变成最低的“商”而能依旧活得舒畅精彩，某种意义上他提高了“商”这一行业的价值；陶朱之道，也便成了从商之道，精通于理财本领、学问。

不派老大而是派小儿子往楚国救二儿子，是他远见的表现；大儿子坚决前往，他预计到救不了二儿子，更是远见的表现。这故事本身合不合范蠡作为父亲这一角色的情感逻辑我们暂且不讲，庄生在营救范蠡二儿子成功后又置二儿子于死地是否气量过狭小我们也不讲，单就范蠡说的“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就极富远见智慧。贫人家的孩子知生财的艰难，必然爱财，我们明白；富人家的孩子不知生活艰难，挥财如土，我们也知道。但我们常讲的是贫苦出生有志气，往往赋以“俭以养德”的道德高度；富贵出生常娇气，常常批评说“自古纨绔少伟男”，却未考虑到贫与富，有孩子视野、格局、心胸上的差别。其实贫能长志气，也能长小气；富能使人骄气，也能使人大气——这是陶朱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另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