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
老周
2015年初秋的一个下午，天气还比较闷热，我正在办公室为写一个材料而一筹莫展，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我满心烦躁地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老头，身材矮小，头上戴着塑料条编织的半扇形凉帽，灰色衬衫皱巴巴的，领口的纽扣得紧紧的，袖口的纽扣散着，或者是纽扣脱落了，白色的内衣从衬衫的下摆露出来。下身肥大的裤子，看样也是穿了好多年，一时也分辨不出原色。脚上穿着一双人造革凉鞋，款色老旧，估计生产这款凉鞋的厂家已经倒闭了。
我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又看了一遍，最后目光定格在他黑里泛红、皱纹纵横、充满笑意的脸上。
“老周。”我确定地喊了一声。
老周咯咯硌笑出声来，凹陷的嘴巴张开，露出白生生的假牙，举起右手在我胳膊上使劲拍了一下。说：“我问了几个人，才找到你。”
我连忙将他引进室内，请他坐在沙发上，又为他倒了一杯水。
老周是我在老家乡下初中工作时的一个同事，语文教师，民办教师出身。我2004年从农村到城里中学教书时，老周早几年就退休了。这一算，他已经年逾古稀。
我们照例寒暄一番，互道一些家长里短，共同回忆曾经在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岁月，当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但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打磨，倒也有点令人唏嘘感慨。
“这下你好了。”老周的不吝夸赞之词，让我一时感觉到词语的匮乏。
这时，老周从屁股后面摸出一个酱色的布制手提袋，脸色突然变得更红，忸怩着透出羞涩之状。从进门到现在，我竟然没有发现他还拎着一个袋子。
他从袋子里掏出两本书，一厚一薄，手不自觉地在书上摸了摸，然后轻轻放在我的桌上，好像迫不得已要送走自己的亲生孩子。突然放低声音说：“这是我这些年退休在家写的文字，送两本给你，你水平高，提提意见。”
还没等我酝酿和发表自谦之词，老周急急地说，怕误了公交车，竟逃也似的走了。
我工作之余，就从文件架上，将老周的书抽出来，仔细地读着。两本书都是自己装印的，没有出版社，纸张粗糙。厚的一本深蓝色封面，书名《老周文集》。内容比较庞杂，有时评、乡里琐事、古体诗、现代诗，其中还有一篇长长的带有哲学意味的社会发展史论述。薄的一本浅黄色封面，叫《艰难岁月》，主要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小短文，有30多篇。
说实在话，老周的文章受限于个人的水平、格局和视野以及对材料的占有，全凭对文学的兴趣和情绪的驱动，字里行间还摆脱不了文革时代的粗鄙和浮夸。倒是几篇自传式的小短文中，反映出特有年代的痕迹，不乏一些生动细节。
两本书粗略估算有三四十万字，对于这样一个老人，心中还有梦想，并且付诸行动，实属不易。而我，除了写一些曾在年少时不屑一顾的报告类文字，这些年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
时隔一年，我依然在为写材料而搔首踟蹰，老周又不约而至。这次老周的装束依然如故，但却显得精神和自信，眼神里有着特别的光彩。
照例稍作寒暄，老周告诉我，他准备出一本长篇小说，约估30万字。此次来是希望我题个书名，最好能再设计个封面。他说，我记得你写的字很好。
我一阵汗颜，我不入体的字实在配不上30万字的小说，但是我立即答应照办。我想到同事兼好友张建祥，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也爱好丹青，趁他还没混到一字千金，讨个墨宝，应该不难。
老周告诉我书名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虽对此腹诽，但书是老周写的，如同孩子是他亲生的，起个名字应该是做爹的权利，是好是歹，别人就不要操心了。
老周告诉我，封面要画一树盛开的桃花，树下一个小茅屋。我立即致电张建祥，并将老周原话一并奉上。张建祥慨然应允，答应三天后交付。
大约一个月后，我正在为写材料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突然接到老周的电话。电话里老周的声音透着兴奋，告诉我书已经出版，并且邀请我和张建祥周末中午到鑫源大酒店参加一个小型宴会。我也很高兴，很想知道老周老来诞下的 “宝贝儿子”长啥模样。
宴会如期举行，参加者是老周的几个高中同学和文友。其中有蒲玉龙校长，蒲校长曾在《短小说》和《淮阴报》上发表过不少具有浓郁乡土风情的小小说。参加者还有一个长相甜美的姑娘，老周的孙女，扬州大学学生。张建祥带着他的儿子，三年级小学生，长得虎头虎脑，白白净净。整个气氛，老老少少，其乐融融。老周还特别有心地请了一个摄像师，立此存照。
老周的大作终于面世。封面是淡蓝的底色，一树桃花开的红红艳艳，花下一茅屋，显得孤零，几个脚印歪斜着走出封面，芳草无情，更在夕阳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几个字在封面的右边一溜竖排下来。封面的底沿印着几个字，作者：周理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