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失陷，曾生从香港回到东江领导抗日，身上仅带着一枝左轮手枪
作者：史倌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它成为中国内陆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别是在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东各重要地域以后，广州更成为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枢纽。
1937年7月，日军参谋本部制订了进攻武汉和广州的战略计划，明确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介石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并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占广州。
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敌情判断错误，以为广东毗邻香港，日本为避免与英国冲突不敢进犯广东
当华中鏖战正酣之际，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6个师和几个补充团开赴华中，调走兵力占广东驻军人数的一半。
1938年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国民党驻守大亚湾部队的高级长官都到香港欢度国庆去了。正当这些肩负守卫南疆海防重任的国民党军事长官在香港的国庆宴会上欢歌起舞、饭饱酒醉的时候，日军迅速调动部队奔袭大亚湾，打响了入侵华南的广州战役。
10月12日凌晨，日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和及川先遣支队分两路在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望风而逃。仅十多天时间，广州市周围各县和东江下游地区的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广大同胞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东江两岸哀鸣遍野。
21日，广州即告失陷。领导东江人民进行抗战的重任，已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廖承志话音刚落，吴有恒和曾生都迫不及待地表示：“我回去！”“我回去！”
廖承志外号“胖子”，此时一脸冷峻：“党中央早已掌握日军要在广东沿海登陆的动向，鉴于国民党军队缺乏坚决抗战的意志，估计东江地区将会很快沦陷，要求我们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廖承志顿了一下，扫了两人一眼，说：“我们要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由市委或海委一位负责同志带领回去。今天找你们两位来就是研究这件事。”
室内灯红酒绿，窗外歌舞升平。香港尽管毗邻广州，但香港人觉得自己离战争很远。
二、谁舍得离开香港呢？
廖承志话音刚落，吴有恒和曾生都迫不及待地表示：“我回去！”“我回去！”
两人相持不下。曾生急了，按住吴有恒的胳膊说：“老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适合。第一，从个人来说，你是恩平县人，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我是惠阳县人，语言通，了解情况。同时，我在家乡坪山地区进行过抗日宣传工作，团结了一批青年，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从组织上来说，惠阳县淡水、坪山地区的党组织是由我们海委直接领导的，我从任海委组织部部长到任海委书记期间，负责指导他们的工作。现在家乡沦陷，乡亲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有责任回去组织群众，开展救国救民、保家保国的抗日游击战争。”
廖承志听后点头表示赞许，说：“曾生说得有道理，我看就派曾生回去吧！有恒的积极性可嘉，但你们两人不能都回去，香港的工作也很重要，仍要加强领导。有恒同志留在香港的担子也不轻啊！你们要做好支持内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
此时革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廖承志接着说：“我们回去一时没有武器，没有经费，更重要的是没有经验，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东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人民群众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而今东江各地又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更好的群众基础；现在又是很好的时机，敌人在大亚湾登陆之后，国民党守军溃败，群众仿徨无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群众必定会支持我们，估计国民党军政当局也不会马上反对或阻挠我们的。同时，敌人刚入侵，一时还难站稳脚跟，敌伪统治秩序也未建立。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大力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努力做好统战工作，特别要做好争取国民党驻军的工作。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很快打开局面的。”
最后，会议决定，由中共香港市委抽调市委组织部部长周伯明和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同曾生一起回去组织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并从海委抽调几名得力干部一同回东江。一行人中，只有曾生带着一枝左轮手枪，还是临行前从家里拿的。
10月24日，曾生等到达坪山后，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惠(阳)宝(安)工委，曾生任书记。会后，他们以“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废了不少力气，向国民党驻军借了15枝步枪和150发子弹。后来，地方党组织又弄来了七八枝枪。这样，一支抗日小分队便建立起来了。此后正式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一百余人，总队长曾生，政治委员周伯明。
就在廖承志、吴有恒和曾生等人在香港开会的同一天，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已经宣布成立。这是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由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武装部部长王作尧任队长，全队共150人。
这时，东莞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驻军一夜之间不知去向，县政府的衙门内连狗都没有一只。
10月14日黄昏，凭着满腔热血，刚成立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第1小队和东莞县社训总队壮丁常备队第1、第2中队，在副队长颜奇、政训员何与成率领下，到东江河畔的要塞峡口阻击日军。
颜奇站在江边一个小山坡上，不停地用望远镜观察着对岸。只见河边停泊着几条空木船，远处的河岸上朦朦胧胧，一堆穿黄衣服的日寇蠢蠢欲动。
日军进展迅速，此时已经占领石龙，并准备选择江面较窄的石竭渡口过东江。上岸后，日军必须经过峡口。
峡口是距东莞7公里的一群小山岗，由龙、虎、兔、狮、龟5座小山组成。靠江的龙山高20丈，方圆1. 5公里，俯瞰着沿江一带的冲积小平原。这龙山，是宋朝末年民族英雄熊飞将军“慷慨义旗夜半起”、兴兵勤王之地，他在这里曾经大败元兵。山顶上有一座榴花塔，山脚下有一间熊飞庙，据说是明朝时东莞人民为纪念熊飞所建。榴花塔高高地屹立，就像远古英雄把宝剑插在东江河畔。谁能倚天拔剑，誓屠群倭？
三、由于这支部队与曾生所部组建为东江纵队，东江人民习惯地把他们都称为“老模”。
1938年11月15日清晨，薄雾刚散。
颜奇站在江边一个小山坡上，不停地用望远镜观察着对岸。只见河边停泊着几条空木船，远处的河岸上朦朦胧胧，一堆穿黄衣服的日寇蠢蠢欲动。
敌人开始行动了。颜奇想：队员们从未打过仗，如果战斗开始后，各打各的，火力分散，就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于是，他命令全体战士各就各位，所到命令后齐放“排头火”。
队员们一听说战斗要开始，忘记了一夜露宿山头的疲劳，个个精神奕奕，哗啦哗啦地装上子弹，伏在阵地上紧盯着江面。
江面上，几十个敌人分乘着几条船，哇哇啦啦地吃喝着，大摇大摆地划了过来。日军一路杀伐，国民党正规军都望风披靡，敌人哪里料到这里有一支“愣头青”部队还敢伏击他们？
山脊上，何与成在一线排开的队伍之间奔走，压低嗓门喊道：“同志们要沉住气，手指别放在扳机上，一定要听口令才射击，注意，一定要听口令！”
敌人把船划到江心，距河岸只有一百米左右。眼看敌人逐渐逼近，一个队员心一慌，“砰”的一声，子弹脱膛而出。
不能再等了！颜奇赶紧一猫腰，放下望远镜，向后一挥手：“瞄准—放！”“瞄准—放！”几阵“排头火”的威力不下于几挺机枪，只见船上的敌人像狗吃屎似地扑在船旁，有的哆哆嗦嗦地跳进江中。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真枪打日寇，根本不知道是怕还是不怕，就想多撂倒几个敌人。特别是模范队的一些女战士，觉得卧着打枪不方便，索性坐在山脊线上，肘弯支在膝盖上，瞄得准准的才扣扳机。
敌人突然遭到打击，只得退回对岸。
在这一天中，日军发起了一次次进攻，准备强渡东江。在敌人的炮火声中，何与成还指挥队员们高唱起抗日救亡歌曲，利用有利地形，一次次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太阳偏西后，日本兵在河对岸像一群受伤的野兽一样嗷嗷乱叫又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瞪着霞光中的榴花塔。
如剑一样的镇妖塔傲然屹立，直指蓝天，宁折不弯！
战斗胜利后，附近乡村的老百姓高兴地说，模范队果然名不虚传，并亲热地称他们为“老模！”
后来，由于这支部队与曾生所部组建为东江纵队，东江人民习惯地把他们都称为“老模”。
当天晚上，东江纵队刚打了胜仗的指战员们觉得不过瘾，特别是连一条枪都没有缴获，太吃亏了。要知道，那时抗日武装本钱极小，战斗绝对不能拼消耗。战前必须计算好，不划算、没有缴获的战斗是不能打的。再加上日军几天来经常到沿岸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指战员们满腔义愤，纷纷要求过江袭击敌人。
敌军每次出动也就是几十人，模范队也过江几十个人，埋伏在对岸的竹林里，待敌人来到跟前，一阵“排头火”，起码撂倒十几个，模范队跟着冲出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战士们七嘴八舌，颜奇、何与成被说动了。
第二天拂晓，挑选出来的40名战士，在颜奇、何与成率领下，分乘两条大泥船从峡口出发，横渡东江，隐蔽在刘屋村边的竹林里，侦察敌情，伺机伏击日军。
上午9时，日军来了。
没有想到这次日军来的是骑兵，而且与伏击方向相反。仓促之间，抗日武装与日军激烈交战。战斗中，王尚谦、樊炳坤等11名队员英勇牺牲。颜奇立即指挥队伍从竹林向河边撤退。
战斗结束后，在东莞城中山公园内，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追悼会。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臂戴黑纱，在烈士遗体前宣誓，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
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抬起了烈士的棺木，走在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