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买有卖，跨国药企在华投资多样化
阿斯利康并不是唯一看好中国市场的跨国药企。就在今年5月底，辉瑞普强全球总部揭牌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跨国药企首次在中国设立全球总部。从中国区总部、大中华区总部、亚太区总部，到现在的全球总部，上海持续成为吸引外资的“热土”，成为中国扩大开放的生动写照。
“默克过去五年在中国的投资超过3亿欧元，其中仅生命科学就超过1亿欧元，这些投资涉及到研发、生产、实验室研究、人才建设等等，也上海市政府和相关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肯定。当然了，在未来如果有机会让我们参与更大、更新的项目，我们肯定也愿意抓住难得的机会，进一步加大投资中国的力度。”默克工艺解决方案副总裁兼亚太负责人的亚太区负责人贝努瓦（Benoit Opsomer）先生在9月10日的第七届默克新兴生物科技资助项目颁奖典礼后的媒体访谈上透露。
除了对整个产业链的投资，该公司还加大了对初创型生物技术公司的扶持，比如近日斥资620万人民币助力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加快生命科学领域的治疗研究，获得资助的四家生物科技公司分别是非同（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望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翰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及杭州尚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当然，跨国药企在中国的投资也是“有进有出”，比如本月初，诺华就将其位于苏州常熟的工厂以7.9亿元卖给了九洲药业。该工厂是诺华公司在中国建设的第一家原料药生产开发基地，于2006年初奠基，2007年底投入营运，为诺华全球用于治疗白血病、癫痫病、高血压和其他疾病的创新药品开发生产原料中间体。
有业内人士表示，诺华剥离苏州诺华工厂只是其战略进程中的一步，是在战略过渡期重新配置资产的打算，有可能将所得金额用于投资更加新兴的技术和设施。
为何外资药企通过多样化的途径，加大资助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力度？记者通过对相关方采访，获悉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市场前景广阔
首先，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有没有市场前景是投资某个领域的首要考虑因素。中国已经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巨大的市场是吸引跨国玩家将研发中心甚至是全球中心放到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样能更好地贴近市场、贴近用户。
以生物制药为例。来自Evaluate Pharma的数据表明，2010-2017年推出的所有生物制药产品中，约有67%来自生物科技公司，其中中国的生物制药市场有了显著的增长，尤其是在新型生物疗法方面。
有了市场，成本是需要考量的另一要素。比如说单克隆抗体药物，其制备流程是近20年前就已经开发出来了，但是如果今天，仍然是按照20年前的工艺来生产，生产成本显然很难大规模下降，从而难以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如何推陈出新？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供产品、服务来支撑这个过程，以达到高效和安全？这或是默克、药明生物等整个抗体药物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和服务商正在考量的事情。
政策不断明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26日宣布通过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并将于2019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新版《药品管理法》专设第三章“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对持有人的条件、权利、义务、责任等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这意味着，在MAH试点3年多之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被正式写进医药产业的“上位法”——《药品管理法》。
在默克工艺解决方案中国总经理王慕阳看来，由于将药证（“持证人”）跟生产（“生产者”）分离，允许了更多生产条件受限的药企对外委托，避免像过去所有企业都必须要投资建厂、投资产能，对整个中国市场是一个利好，会防止整个产业的投资过剩。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加入了ICH体系，也促使中国监管机构和药企更加积极地拥抱国际标准，按照国际的标准来把控产品质量。多位行业人士表示，假如ICH能够执行到位，则意味着国内企业与跨国药企在同一水平上竞争，也有利于整个行业质量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
政府支持创新
其次，从整个社会来看，中国人对新技术、新靶点的追求是很高的，甚至希望能够弯道超车。中国很多企业也在大胆尝试国际上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的技术，比如单抗的连续生产工艺流程。
创新迭代速度更快
卫政熹认为，中国企业对创新技术和靶点的追求与世界的差异化日趋减小，但中国的优势是，创新迭代的速度更快，或者说消费者对于市场上面的信息消息更加灵通，或者说他们对市场的掌控和情报获取更加全面。如果说跟西方的大环境相比，企业扎根在中国反而会有更多的创新能力以及更强烈的创新动力。
“在多年前如果我们讲生物技术、生物科技对于中国药企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新的名词，”Benoit Opsomer补充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外间人才的大幅度交流，中国企业引入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想法或者技术，整个行业在产业链驾驭上更加娴熟。所以我们愿意投资中国，愿意扶持中国的初创型新药公司。”
结语
虽然跨国药企在中国的资产有进有出，但看好中国市场并进行多样化投资（资助）是其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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