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州到钱塘：走进两宋世界
《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
虞云国 著
中华书局
《江城子 孤山竹阁送述古》
汪家芳 绘
选自中译出版社《画说宋词》
《南柯子》
徐默 绘
选自中译出版社《画说宋词》
《东风第一枝 咏春雪》（局部）
乐震文 绘
选自中译出版社《画说宋词》
【著书者说】
解题
承蒙中华书局多年来关爱，十余年前出过我的《水浒乱弹》，如今又邀我搜辑旧文，编为新帙，于是就有了这册《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
为何是从“中州”到“钱塘”？
李清照《永遇乐》下阕首句为：“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这是建炎南渡后，女词人追忆北宋汴京元宵胜景的名作。“中州”原指豫州，因其地处九州正中而得名。广义上说，“中州”可以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狭义上说，“中州”则特指北宋都城汴京。汴京既然作为都城，也能兼指在此建都的北宋，南宋史家王称把自撰北宋史题名《东都事略》，就是以“东都”指代北宋的。当然，北宋并非都是“盛日”，就拿李清照无比怀念的宣和年间来说，隐藏在香车宝马表象的背后，有几个清醒者能未卜先知那日渐逼近的靖康之变呢。
柳永《望海潮》开篇有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原是秦朝设立的古县，后代诗文典故都用来借指杭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升为临安府。宋高宗名义上仍称其为行在，以示不忘中原失地，实质上就将其当作货真价实的都城。按照“中州”借喻北宋都城之例，“钱塘”当然也能代称南宋都城，进而兼指整个南宋。宋元易代不久，刘一清有部史料笔记即名《钱塘遗事》。《四库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虽以钱塘为名，而实纪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宁四朝，所载颇略；理、度以后，叙录最详。”既然刘一清以钱塘概称南宋，我何妨借来指涉本书说及的南宋史呢。
《钱塘遗事》有作者题识云：“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卖国，可为长叹惜也。观是书不能无所感云。”倘若不追究宋高宗有享乐主义求和派的个人考量，南宋建都杭州比起建都建康来，却有其合理性（详见拙文《江南最忆是杭州》）。南宋的症结在于，宋高宗一手打造了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在政治上从北宋急遽倒退，这也是观我是书而“不能无所感”的。
总之，借“中州”喻指北宋史，借“钱塘”隐括南宋史，删去“盛日”“遗事”乃至“繁华”之类含有褒贬色彩的评价，《从中州到钱塘》的书名也还算切题吧。至于副题“说宋朝”，则与《细说宋朝》有关。在我的著作中，此书印数最多，影响也大些，但旨在述论宋、辽、夏、金的历史概貌。而本书只从两宋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现象、制度或专题切入，试图作进一步叙述或议论，兼之诸文所作年份多在其后，故不妨视为更换体式再说宋朝。
说宋
这册新作，收入了前年编进《南渡君臣》之外我的全部宋史随笔，覆盖的年代从北宋统一直到南宋灭亡。
检阅入集之文，命笔的年代前后逾越二十年；其体裁，以学术书评与读史札记为主，也有应媒体邀约所作的历史评论与专题访谈，还有诗文名篇的重新解读。由于文体各异，文风也不免随体而变，难以划一。盘点全书内容，涉及两宋史诸多方面问题，为便阅读，据论题粗略分为四辑。
第一辑《大势追踪》，所收之文按两宋年代轨迹编排，首篇从北宋统一过程中后蜀流传的一首诗发端，终篇以南宋灭亡不久一篇祭文讲起，中间诸文则涉及宋真宗前后期的功过，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海上之盟的新审视，绍兴体制与南宋转向，光宁时代的谣言、党禁、对金战争与宫廷政变，试图借助政治史上的若干大事，勾勒出两宋历史的总体走势。
第二辑《人物留真》，其中既有皇帝，也有将相（吕夷简、狄青、蔡京、文天祥），既有大学者朱熹，也有小官员孙应时，入选人物虽然有限，但一窥他们的正面肖像或侧面剪影，也有助于把握宋代的某些面向。
第三辑《文化掠影》以文化专题作为分类标准，包括学生运动、科举社会、科学技术、社会风俗、宋学思想、民间宗教、民族意识与文学艺术等领域，以一篇文章说一个专题，或许能尝鼎一脔。
第四辑《朝代纵论》是对有关宋史大问题的放言纵论或激浊扬清。首篇《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宋朝》是言简意赅的概括性总说，其他诸篇涉及祖宗家法、政治生态、监察制度、流言管控、君主疾病、帝都气象与民族关系等等，最后一篇批判把宋朝君主政治比附“中国模式”的荒谬之论。附录两篇，一篇是为《水浒寻宋》写的“著书者说”，自道于《水浒》中寻宋的甘苦；一篇是与黄宽重先生的《对谈南宋史》，感谢他在学术上对我的启迪与支持。
治史
历史学何用？对每个历史从业者而言，都是一个不断自诘与再三请教的命题。
笔者认为，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力，而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应该向史学前沿研究提供条件。而史学的社会功能则是其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社会有必要让当今国民知晓历史、敬畏历史。
在笔者看来，经过专业训练兼具时代意识的史学工作者，即便在远离现实的宋史领域，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展现自己“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于是，治史四十余年，近十年来，我虽然也写过几篇专业论文，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历史（尤其宋史）走向社会的普及工作。
当然，考虑到一本著作应该具有的学术含量，《从中州到钱塘》也作了以下三方面努力。
首先，提出新颖见解。在书中，笔者比较了描绘唐太宗与突厥可汗会盟的两幅《便桥图》——据文献记载，南宋画家刘松年作品的画面表现了唐太宗居高临下地“见虏”，凸显了“中华帝王之尊”的高大形象；而现存辽代画家陈及之的长卷则以主体篇幅摹写胡人的骁勇雄武，会盟场景也尽力渲染对等的氛围。这样，两幅同题的绘画作品便揭示出不同政权下意识与思想的差异。再如，鹅湖之会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话题，书中《鹅湖三叠》一文，从会前掠影、会间留真与会后回响作了叙述，结论则强调：其最大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种非官方主导的学界平等对话模式，正是有赖于这种学术对话，宋学才迎来第二高峰期的辉煌”，相信这并非旧说。
其次，注重宏观叙述。如果说《从中州到钱塘》前三辑还是从线、点、面不同视角分析宋史，最后那一辑则是从通贯宋代的大论题着手，评骘其是非功过与成败得失。这组文章不啻是笔者的两宋史总论，蕴含着理论思考与人文关怀，是全书重点所在。
再次，探索史学普及方式。例如，《王安石的“非常相权”及其后的异变》是笔者撰写的学术论文，完稿后，觉得可与更多读者分享，于是有了本书收录的随笔《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说开去》。将学术论文改写为历史随笔，其学术含量未见逊色。书中《宋代士大夫与政治生态》《漫谈宋代监察制度》是两篇采访稿，笔者在其中融入了《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的思考，文体虽有变化，学术内涵却也以更易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
余思
史学走向大众，其间必须重视两个问题：一是传达全面正确的历史实相，二是坚持进步理性的现代价值。
先说传达全面正确的历史实相。说到底，历史无非是后人对前代的一种认识，但这种认识仍有专业与非专业的分野。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以阅读也能构建起对某一朝代的认知图景，但难免有失真之处。这就让史学从业者有用武之地。
以宋代而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确实呈现出诸多新气象，但将宋代过度美化，这就属于无视史实了。有鉴于此，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一文里，笔者既概述与肯定了宋朝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提醒，这些遗产中也存在消极的影响，“照单全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综观全书，笔者更是恪守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以史学从业者的专业传播客观的历史知识，有理有据地展现宋朝实相。
再说坚持进步理性的现代价值。这是历史学走向大众之际确保其社会功能的根基所在。价值观决定了历史观，历史观凸显出价值观，只有捍卫进步的历史观，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读物才能真正坚持现代价值。
宋代是中华文化的盛世，士大夫的涌现是时代亮色之一。这册书中既有《从〈严先生祠堂记〉说宋儒气象》等文章，表彰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也有《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等文章，讴歌文天祥所坚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宋代在政治上尽管也有开明之举，但毕竟是封建专制政体，故而理性批判仍是宋史学者的使命。书中《宋高宗的绍兴体制与南宋的转向内在》《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等文章，揭露了专制政体的弊端。
历史学者只有全面、真实、正确地传播历史知识，读者才能获取历史的通感与现实的启悟。至于传播手段，在笔者看来，文章应让读者读来有愉悦感。为此，不仅落笔前要精心构思、谋篇布局，行文也需凝练雅致、笔端有情。至于体裁，则不妨不拘一格，为我所用。读者不难发现，书中既有从历史电视剧生发开去的《〈清平乐〉里的大宋风情》，也有为世界读书日所作的“穿越式”演播稿《一个考生的汴京一日》，至于书评、随笔、传记、名篇赏析、名画解读，也颇为常见。
在《从中州到钱塘》的辑帙过程中，笔者日渐摸索出一些历史普及著作的写作规律，即“贴着历史说、揣着良知讲、记着读者写”，展开来说，就是阐释必须契合历史实相，论断必须坚守现代价值，写作必须顾及阅读兴趣。这册新书是否达到了这一鹄的，忐忑期待读者评价。
（作者：虞云国，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南渡君臣》等专著，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