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进京做官，帝王学宗师送六字官场心法，看似前后矛盾实则狡猾
湘潭杨度，民国一奇人。
身处乱世，他师从王闿运，醉心“帝王术”，以澄清天下自许，然而在才高气傲下，他却看不清时代大势，锋芒毕露，固持己见，终于干出悍然逆天之事，为袁世凯谋求帝制，落下一个“纵横计不就”，惨遭通缉，辗转蹉跎的下场。
有人评价说，杨度生错了时代，天下已不可能再有他意欲辅佐的非常之人；有人评价说，论才能，杨度不比梁启超差，但他把才学都浪费在了乱世政坛上，腹中虽有帝王术，但性情终归不圆通，直路走成了窄路，窄路走成了末路。
以成败论英雄，如杨度这样的失败者、失意者，自然是黯然失色，少有光辉的；但以英雄论历史，如杨度这样的失败者、失意者，却也是有经典时刻可以品读的——
杨度是名副其实的少年英才，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顺天府举人，但到十九岁、二十岁时，他的命运却因为甲午科、乙未科两次会试落第，转入了另一条轨道。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船山书院一代名儒、帝王学宗师王闿运，得知少年英才落第返乡，亲自寻上杨家门来，要招杨度为学生。
将杨度招进书院后，王闿运问杨度：“我这里有三门功课，你想侧重在哪一门下功夫？”
杨度恭敬地问：“请先生明示，书院有哪三门功课？”
王闿运说：“我的三门功课，一曰功名之学，一曰诗文之学，一曰帝王之学。所谓功名之学，乃为求得科举功名而设；所谓诗文之学，乃为塑造立言儒者而设；所谓帝王之学，就不一般了，老夫的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魏汉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或从容取功名，厕身庙堂，献大计以动神州，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君王，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这是一途，还有另一途，冷眼旁观朝野上下，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献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造一番非常功业，名震寰宇，功标青史。”
听到这一番宏论，杨度振聋发聩，从此成为王闿运帝王之学的关门弟子。
然而，文弱书生厕身庙堂或者幸遇非常之人谈何容易，况且杨度所处的是一个时局摇晃不已的乱世。
潜心研习三年帝王学后，杨度审时度势地认为，若要实现造一番非常功业的抱负，当务之急，非要有变通之智不可。
恰在这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声势浩大，受此影响，杨度开始变通观念，接触新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劝阻，瞒着恩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同学。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杨度与湖南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以滔滔雄辩名声鹊起，并得到了晚清名臣张之洞的赞赏。
光绪二十九年，杨度为筹办《游学译编》经费回国，张之洞保荐他参加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一鸣惊人，初取一等第二名，也就是进士榜眼，状元是后来北洋政府的财长、杨度的政敌梁士诒。
这本是杨度以文弱书生，进取功名，厕身庙堂，一展帝王学的绝佳机会，然而戊戌变法后的晚清朝堂却是昏庸、偏激、荒诞的厉害。
因为慈禧极度痛恨康有为、梁启超，有人就将梁士诒的名字说成了“梁头康尾”，杨度受到牵连，加之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结果两人一起被除名，并且遭到了通缉。
锦绣前程被毁，杨度只好再赴东京，入弘文馆学习。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他和梁启超豪情唱和，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尤其那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让他名噪一时。
光绪三十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以帝王学为根基，钻研各国宪政，在杨度看来，宪政之路是一条光明大道，不仅适合他自己，更适合当时的中国。
人在认定光明大道时，浑身上下是有光芒的，杨度既是如此，一年后，他被推选为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
随后，杨度回国，意欲干一件大事——将中美粤汉铁路收回自办。
王闿运点拨杨度说，一个高明的策士纵横家，要懂得两个道理，其一关键时刻要学会锋芒毕露，傲视一切，如此权贵诸侯才不敢小视，这也就是孟子“说大人则藐之”的要义；其二要懂得抓住要害，行在言前。
正是因为有了老宗师的点拨，杨度在拜见张之洞时，不仅拿出了“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概，更拿出了官绅筹款自办的解决办法。在这两个道理的加持下，张之洞果然摆出了鼎力支持的姿态，并最终促成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杨度因此声望大增。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派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了交差，他们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以《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博得大名，清廷根据这个报告下诏准备立宪。
这是杨度距离实现雄心壮志最近的时刻。
光绪三十四年春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提出要调他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京堂衔。
朝廷恩准。
得知此等好消息，王闿运兴奋异常，他对得意弟子说，皙子呀！老夫果然盼到了这一天，一下子就授四品京堂，此乃异数！当年左文襄（左宗棠）出仕之初，也不过五品知府衔。
的确，没有进士功名，以举人之名出仕既得四品官衔，杨度的仕途看上去很美，一展帝王学的抱负似乎近在咫尺。
然而，兴奋之余，对晚清官场的昏庸不识才，一生颠沛，未遇明主的王闿运却又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杨度说，官场不易，要好生从事，即便中兴时期的那些名臣，以知人著称，其实也是名不副实。胡文忠（胡林翼）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曾国藩）收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文襄（左宗棠）访人才而不能容人才，诸贤皆如此，何况其他人！
杨度问，既如此，处京师，应如何立身为好？
王闿运遂送出了那著名的官场六字心法——“多见客，少说话。”
然而，细细品来，这六个字却是一对矛盾，多见客好理解，少说话也好理解，但既要多交际见客，又要少说话就令人费解了。
毕竟沉默寡言如何能广交官场朋友呢？
据说，王闿运没有详细解释，而是给杨度举了一个鲜活的例子：那一年曾国荃曾九帅做了两江总督，王闿运好心去祝贺，不料曾国荃却摆起了官架子。王闿运一气之下，不辞而别。曾国荃觉得不妥，于是派人去追。王闿运执意不回，来人就说，先生一定不肯回江宁的话，九帅有一百两银子相赠。王闿运接过银子说，谢过九帅厚赠，我送两句诗给他，权当收条。
“试问上将功多少，且看长江水深浅。”
这两句诗有何奥妙呢？
杨度的弟弟，同样是晚清有才之人的杨钧曾解读过。他说，这两句诗既可以看成颂扬，也可以看成讥讽。由此来理解老夫子那六字心法就通透了，少说话，是少说“有边际”的话，少说“切好害”的话，官场交际时，其他话不但可以说，而且必须大说特说，不如此何能“高咏满江山”？
带着王闿运这六字心法入京之后，因为杨度成见不是大势所趋，其在官场的建树都被贴上了逆势而动的丑陋标签，但因这六字心法而生出的官场轶事却广为流传。
不妨来看看最有名的一则轶事。
靠着这六字心法，杨度在京城很快与庆亲王奕劻搭上了线。武昌起义爆发后，奕劻担心皇室安危，问计于杨度。杨度不着边际地胡乱说，南方这帮人舍身奔走四方，不过为富贵二字，只要舍得钱，这事处理起来很简单。
奕劻问，舍多少合适？
杨度以五指示之。
没几天，奕劻拨出五十万，让杨度去上海调停。在上海，杨度介绍唐绍仪与黄兴见面，从中撮合清室优待条件，并兼办各种应酬，一共花去了十万，剩下的四十万则全部落入了自家的户头。
杨度得了这四十万后，在天津与梁启超争艳，风流、风光一时无二。
时人评价说，杨度一时之荒唐，一世之荒唐也！
真乃雄奇虎头，荒唐蛇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