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 【黄金亮作品】
本文作者:黄金亮
生活中免不了要填表,许多表格,都有一栏叫做文化程度,各种考试就不说了,就是社区登记个居民服务也要写出文化程度。我儿子去年考大学,不知道咋日鬼的了,在报名表最下方家长信息栏里,电脑最后生成的表格中我名下的文化程度,赫然写的是“高中”,儿子回来问我要不要改了,因为现在高中基本和文盲能画等号,怕让同学看了丢人。结果已经是这样,我就说,别改了,你爹就是小学没毕业,也不影响你考大学。说是这样说,晚上躺在那里,想起那个表格,心里还是对高中文化程度耿耿于怀了一番。
自从本世纪初大学扩招以来,学历其实是一路贬值。当年我的老师里,虽然有大学生,但也有中专生,甚至有中学毕业教中学的老师。中旗一中的李林森老师是教化学的,高中毕业,李嘉慧老师是教语文的,小师范中专生,我的班主任老师李经纬、语文老师董长春,都是小师范毕业的老中专生。李嘉慧我记得上课伊始,就声明过,我是师范毕业,从学历上说和高中生一样,是没资格教你们的。其实我觉得上述老师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里,都是很不错的老师了,何来不胜任一说?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赵忠祥据说是高中毕业生,也不见得比科班出身的北广毕业生差,写出《边城》的沈从文据说是小学毕业,晚年还成了研究古代服饰的大学问家。伟大领袖也是湖南一师毕业的,那个学校虽然著名,但长期以来也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
说这些例子,含有给自己解脱的成分,我的文凭虽然比高中好听一点,毕竟就是中专,毕业以后上班的工资待遇是二十三级,的确和高中生是一样的。不过当年还有一个差别,中专毕业生是干部待遇,高中技校的只能是工人,这算是在身份上搬回一局。中专是中专,不过当年的中专也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上的,我考的是高中中专,察右中旗报名的人数是三百多,录取了十个,我是第十,好歹也是孙山的水平,谁要是落在我后面就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了。
中专生在过去,国家免学费外还有助学金,待遇一点不比大学生差,甚至还要好,我上中专开学报名的时候只交了学校八十块钱,除去书费就是一些押金,等毕业的时候还退出一部分。我们学校当时高中中专和初中中专并招,初中的学制四年,高中两年,学校里同学们戏称初中中专是本科生,的确,初中招进来的学生,都是当时各个学校的佼佼者,所谓一流学生读中专,二流学生才上高中。考中师还有报名限制,先在各学校里预选,取得预选名额的才能参加正式的考试。我单位里的一个老总讲过他的故事,他和同村一个同学一起考上了中专,他上的是内蒙建校,同学上的是呼市师范。放假回来,村里的乡亲问,你上的甚学堂呀?他回答建校。又问建校是干甚的?他说就是学修房子。第二天,村里就传开了,说是谁家的小子人眉六眼的在呼市念书了,闹了半天是学了个瓦工,看人家谁谁哇,念的是师范学校,一毕业就能当先生了。这话一传开,建校学生的家长好长一段时间在村里都很没面子。故事归故事,但说明师范生当年很是扬眉吐气,从考试到录取一直到上学,风光无限,就是中专的小师范,也是大多数人羡慕的对象。
觉得文凭低端羞于启齿,基本是在上班以后。眼界开阔了,看到许多同龄人,都比自己学历高,这样逐渐就产生了一些失落感,补救的方法就是参加各种成人学历考试。先是参加自学考试,本来上自考如果报汉语言文学对我来说是最轻松的,结果小心眼里还有点于心不甘,认为论文学水平我应该不用再上什么大专之流,于是准备报律师专业。报名点在司法局,去了一问,考一门课报名费一百二十元,总共十二门课,全下来即使每门课都一次性合格也得一千多块,太贵了。只好又返回财政局报我中专的专业财务会计,会计远不如律师值钱,报一门课才是十五块,经济状况尚能承受。
一门一门考下来,中间虽然也有断考补考,最后总算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大专毕业证有了,又不免得陇望蜀,那时候经济条件已经转好,这次报的是成人高考本科段,而且终于学到了自己心仪的法律专业。我记得学校利用全日制学生放假期间进行面授,法律班旁边就是会计班,下课了坐在台阶上聊天,会计系的同学们都说留的作业太难不会做,我不免有了显耀的心理,就说“把你们的作业拿来我看看”,一看之下也没觉得有多大难度,和我念中专时并没有什么差距,于是坐在台阶上就给他们做起作业来。一天,正在做的时候,没想到旁边来了老师,老师已经听见了我在那里眉飞色舞的讲会计分录,不由大为诧异,问“这个同学你是哪毕业的?”这一问就把我问住了,只好脸红脖子粗地回答哪有啥毕业,我是中专生,那个老师又问哪年毕业的,我说了哪年后,老师笑了,“怪不得了,这儿有个老中专生了。”这是我仅有的一次因为学历受到了别人的赞扬,心中的确是比拿到了大学文凭还受用。
念成人本科,我自认为还有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毕业的时候做论文答辩,别人都是从网上或者杂志里抄袭一些论点和资料,我那个论文的确是自己下了功夫做的,耗时两个月,查阅了许多资料证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去书店买了书回来参考。论文的题目是《孔子与中国的法律传统》,本意是想既发挥我历史爱好者的特长,又联系上法律专业,就是题目选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到答辩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假大空的题目,成功地引起了答辩老师的兴趣,他嘴角挂着微笑,提了好几个比较刁钻刻薄的问题,意思是你这个学生,抄袭也不找个简单的。没想到我无论是观点还是引文,内容都熟悉不过,他越问越惊讶,我越回答越得意,我知道他的意思,到最后把几本引用过的著作连出版社哪个版本好,书皮子是什么颜色,甚至序言是谁写的都交代出来了。最后老师不免频频点头说是好好,看我的眼神也从嘲笑变成了探寻,答辩完了,心里想的是,总算出了一口文凭低的恶气。
其实炫耀是人的本性之一,包括我在这里回忆旧事,也满怀炫耀的意义,内心里实在还是有对第一学历是中专的纠结,纠结的原因在于怕别人看低了我的身份。中国社会自来就有注重身份的传统,结构呈阶梯式或者说是金字塔式的社会,平时把人的三六九等区别得明明白白,身在低端的人拼命想上升,身在高位的人则不断地给自己脸上贴金,力争做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好接受大众的膜拜。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人不免异化成某个阶梯的一员,又想跨越到更高的台阶,最后反而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应该的社会责任。反应在文凭上的心态就是逐级追高盲目跟风,而不看具体人的爱好和他所做的社会贡献。炫耀心态和社会等级化是追求文凭的罪魁祸首。
还有一个故事能说明社会观念对文凭的态度。一位朋友在鄂尔多斯市法院工作,这位大哥小学初中直到中专,都是他们那一带十里八乡的模范人物,家长教育孩子,总要说你看那个谁,人家多有出息了,没让大人操一天心,顺风顺水地就进了法院当了法官了,我前世大概造了多少孽,才养下你这么个不听话的东西。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鄂尔多斯从九十年代起“羊煤土气”一起上,成了全国著名的能源型城市,跟着发家致富的不仅是煤老板,还有以前靠种地放羊为生的农家子弟。这些人因为煤田征地往往一夜暴富,村里的兄弟们揣着征地得来的巨款,来到花花绿绿的城市也再不怯场,找到昔日的榜样今日的法官,一起在饭店里大快朵颐。好酒好菜之余,不禁发问,“哥呀,你在城里当法官,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法官大哥心慌气短,说是“满打满算也就七八千。”暴发户兄弟们当时就评论说,“哥呀,真不知道你挣这么几个钱咋生活了。”榜样闻听后实在是脸红心跳寒酸失意,觉得半辈子的努力,不如在村后面的沟里放羊来的成功,一部人生奋斗史堕落成了别人的笑谈。同样是一个文凭,怎么就前何恭后何倨了呢?文凭没变,变的是世道人心,一纸文凭,在困难年代是逃离世袭农民身份的护身符,而在一夜暴富的鄂尔多斯神话里,则是捆绑人生贫富际遇的催命符。如此说来,并非文凭本身的魅力,而是社会等级评定的时候,决定你身份排名的因素里,文凭是能够加分呢,还是等于零,甚至是负数,这才是关键。
2008年的时候,人大会开过,发改委主任张平成了媒体的焦点,不为别的,这位贵为部长的高官,个人简历里,学历是中专,在一片博士硕士高官中显得很另类。实际上,在重视出身的中国社会,过去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清末湖南湘阴的左宗棠曾经以举人出身封侯拜相,湘军统帅曾国藩也只是一个同进士出身。说是“同”,其实就是“不同”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准进士,是候补进士,低于进士高于举人,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最多类似现在的大专文凭,人问起来也是在大学念书,实际上毕业证上注明的是专科或者高职。好比饥肠辘辘之时,有人请你去五星级大酒店,最后端上桌的只是土豆丝炒粉条,为肠胃计,不能不伸筷子;一伸筷子,又觉得实在窝囊。传说曾某做两江总督时,一天,有幕僚出上联“如夫人”,征集下联,一位自认聪明者以“同进士”做对,惹得总督大人铁青着脸拂袖而去。如夫人者,像夫人也,似夫人而不是夫人,就是小妾或者二奶,同进士清末就已经废除,如夫人在今天已经明显不合婚姻法,就是存在,也似有似无只能算作苟且之事。但同进士和如夫人的社会土壤和人类心态远未丧失。金字塔的顶尖是大多数人仰望星空心旌摇曳的根源。
都说慈禧太后卖官鬻爵,看来也不尽然,否则,以曾国藩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何不也搞个博士硕士海龟之类玩玩,一雪同进士如夫人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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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本期幕后】
策划:安强
编辑:楚楚
校对: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