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我们迎来了《北京文学》70周年华诞。
《北京文学》创刊于1950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学底蕴。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曾任编辑部主任。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浩然、刘恒都曾担任过正、副主编。70年来，一大批作家在《北京文学》发表处女作或在《北京文学》发表成名作，还有不少铁杆读者一直关注并阅读《北京文学》。数十年来他们与《北京文学》鱼水相依，有了许多值得怀恋并回味的故事。为纪念《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我们陆续邀请部分作家和读者为大家分享他们与《北京文学》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一“艺”一“学” 一长生
文/陈松叶
2013年寒冬，在北京八宝山送别原《人民文学》原主编韩作荣的追悼会时，在礼堂外列队等候的人群中，我发现原《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站在我的前边, 她也发现了我, 彼此点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我说，还在《北京文学》当头啦？我已经退下来了，她说。我又说，你当头时《北京文学》搞活动也不请我，别忘了，我可为《北京文学》卖过力气。章德宁显然有些诧异，我就告诉她，《北京文艺》1975年复刊时, 我借调在诗歌组当过编辑。章德宁忙说，真不好意思，我已经退下来了，也没法弥补了。没有什么可弥补的！原本就是一件不足挂齿的一件往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北京文学》,一本纯文学杂志，历经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创刊时的主编和编辑们大都已不在人世了，其间，出出进进也不下百十来人。现在，这本好看，期期精彩的文学刊物，从主编到普通编辑也都是新面孔了。其办公地点有点像“孟母三迁”， 从西长安街七号搬到和平门文联宿舍楼里，又挪到文联大楼里直到现在。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倒也不谬。但《北京文学》对我而言，却是我四十多年文学苦旅的起点。我很幸运，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伊始，就站在了文学的高地上，用时尚的话语，就是幸运在起跑线上。为什么不说赢在起跑线上呢？文学论输赢么？作家讲成败么？还是一句老话说得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1969年毕业于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学工民建。1975年由湖北十堰调到北京，严格讲是张百发老市长把我们在建设二汽的大中专学生一锅端地带到北京参加首都建设。到北京首战就是北京语言学院扩建和中南海维修工程，工作愉快和神秘着。那时候没什么业余生活，闲来无事写了几首小诗，鬼使神差的写《北京文艺》收，其实我连《北京文艺》的具体地址都不知道，好在当年邮局挺负责任，没有给我退回来。事后一想挺逗，我在中南海里干活，与北京文化局（当年《北京文艺》就在院内）仅隔一条府右街，文化局的隔壁就是邮电部，冥冥之中，是否有神助？不得而知。诗稿寄出不几天，一个电话打到我的单位，是一位叫蓝春荣的女编辑打来的，说是诗稿收到了，准备用，还让我有时间去一趟杂志社。于是我请了半天假，来到西长安街七号，进门绕过市卫生局，拐一个弯便看见一幢牌楼式的旧阁楼，从楼的左侧往里走，一座庙宇似的古式建筑座落在眼前，这就是文化局了（简朴得有些寒酸），《北京文艺》的编辑部又在何方？经人指点，我踏进一个像斋堂的大屋子，屋子一角有一小间，门上贴一纸条，上写诗歌散文组，到了。女编辑蓝春荣热情地把我让到屋里，见到了组长、资深的老编辑孙迅韬，副组长姚欣。寒喧几句后，我讲了讲自已工作简历和写作的经历，实话实说，就是初中写过一篇散文被学校表扬，自编自演相声得过省大专院校文艺汇演创作奖，写过的一些小诗发表在二汽红卫战报上，真是四两棉花，不值一弹（谈）。这时，瘦小身材戴着眼镜的谭谊同志进屋跟我聊了几句，最后说，欢迎你，小陈。过了几天，杂志社派人到我单位办了借调手续，之后我成为了《北京文艺》业余诗歌编辑。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把我借调到杂志社的领导或编辑对我有知遇之恩，不过胆也够大的，就我那点写作水平，怎能编诗？好在诗歌散文组的前辈都是资深的编辑，对我不厌其烦地讲解诗歌和编辑知识，从诗的平仄押韵到形象和意境，深入浅出，让我受益匪浅。孙迅韬老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北京文艺》做编辑，同老舍，汪曾祺等文学大家共过事，姚欣曾担任过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蓝春荣女士后来担任过《东方少年》的负责人，跟他们学习创作和编辑知识，没点长进，真是对不起上苍对我的眷顾。我既然进的《北京文艺》的门，就得抱着学“艺” 的心态，别真把自己这个“豆包” 当作了干粮。拆信封，来稿登记，联糸作者，跑印刷厂。搞搞校对，都是一个艺徒的必修课。在做业余编辑的期间，以工人作者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诗歌创作组，结识了不少北京诗歌作者，如徐刚、王恩宇、张策、何玉锁、陈满平、寇宗鄂等，这些人后来都是北京诗坛的骨干人物。当年政治活动多，约稿的活就由我完成，年轻嘛，责无旁贷。记得我找过顾城约稿，先到厂桥他上班的地儿，又到万寿路部队大院，再寻一地就是“三顾茅庐” 了。顾城写诗量大且写作方式独特，睡床的墙壁上画满了印象派图画，画周边写着零散的诗句，顾城确实是为诗而生为诗而死的诗人。当年经我“编辑” 过诗的诗人，几十年了，比较有印象的有李学鳖，张宝申，李小雨，杨炼等。那年代没有稿费，作品发表之后杂志社会寄一册小日记本作为纪念。当年复刊的《北京文艺》也没有主编、主任一说，只知道李清泉负责小说终审，谭谊负责散文、诗歌、评论。老诗人张志民任《北京文学》主编不久，我便离开了杂志社，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担任过《北京文学》主编的浩然，赠我的《西沙之战》一书，我一直珍藏着。从“文艺” 到“文学”， 《北京文学》华丽转身后，一直是文学期刊的旗帜，一直努力地把刊物办得期期好看，篇篇精彩，这很难得。尤其是来稿登记，不唯名不唯利，一律平等，“童叟无欺”， 颇有“老字号” 的风范。我从学艺到学诗学做人，《北京文学》给了我的初恋和初衷，圆我作家梦，至今难忘。谢谢《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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