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人生不坎坷？一个中专肄业生这样打破人生窘境，年轻人的榜样

张亦舟在公社会议上发言

1966年春天，在农业试验田工作的张亦舟，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母亲病重。22岁的他触了电一般，内心深处不敢相信以“病重”传递而来的信息，是否就是民间惯常所包含的隐约其辞的不幸？“母亲身体好啊！她才48岁啊！”

哥哥家中早已挤过来许多人。母亲走到这一步的真相，也在人们闲言碎语的片段中逐渐清晰、完整。老实巴交的母亲未能在中国式婆媳关系这一亘古难题中找到解决办法，内心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天爆发，像火山一样燃烧着，然而并没有烧向别人，而是自己。

母亲出事时，三弟还在上海工作。直到冬天，三弟借着大串联的机会，从上海回到黑龙江，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俩抱头痛哭。”那个无比寒冷的冬天，抱头痛哭的两兄弟，任眼泪肆意地夺眶而出……

张亦舟说：“我妈老实，凡事总是忍受着。听别人说，她起早就坐在那口井沿上。那是开春没种地之前的时候，天气比较冷，穿着棉袄……我母亲是大个儿，有一米七零的样子，单眼皮，身体素质不错，吃苦耐劳，性格非常好。母亲18岁结婚，大父亲4岁，那时的男人娶个大一点的媳妇，是为了能干活。我爸没了之后，她28岁守寡。”

印象中，母亲永远是跟劳作连在一起的：“我记事儿已是解放后。家里买马以后给马弄草，母亲铡草，洗衣做饭，洗洗涮涮，长年干活不断，起早贪黑。没有享过什么福。”后来全家人搬离老家，远赴伊春去开荒，“我母亲也跟着开荒，搬回来后在生产队干活，这是农忙的时候，为了挣工分”。

一个失去丈夫、备受束缚的女人，除了用劳动打发日子还能怎样呢？长子结婚后，她和长子、儿媳及次子张亦舟从大家庭分离出来，但生活依旧没什么改观。那是一个需要艰苦奋斗，却无法积累个人财富的年代。

1981年端阳节，是母亲离世15年的日子，张亦舟含泪写下了《端阳吊母》：

长恨别离十五年，不屑儿孙空自寒。

泪问英灵今何在？跪献杜康并纸钱。

张亦舟手书《端阳吊母》一诗，写于1981年

我和哥哥有过一点矛盾

“我这个人总是爱看书，他说你总看那个有什么用？因为这个，我们哥俩干起来了。”在哥哥眼中，三弟早已过了读书的年纪，为什么还把时间浪费在书本上？

“他虽然当过兵，还是被我按倒了。”亲兄弟也曾恶语相向，彼此甚至说过“你再打我，我就整死你”之类的狠话。兄弟之间出了这样的矛盾，不适合继续住在一块。张亦舟和母亲“带着行李什么的”走了，借住在亲戚家。

“住了一年半时间。我妈也在生产队干活，出去后连点柴火都没有，没少吃苦。我常常头疼，思虑过度，心情抑郁，神经衰弱到恨不能撞墙。我到邻村找大夫，给我开过风寒感冒药，但吃了还不行。只好到县城找了一个方姓大夫。听说我是农民，他自言自语说，农民不能得这病啊！这是知识分子才能得的病。”

在母亲的头脑中，跳大神能治病。“还说这病是我爸爸招来的，说他没钱花了”。结果“背着我”，在“本来就没钱”的情况下“买锡纸上坟什么的”。一个穷到一无所有的母亲，在面对儿子的病痛之时，丝毫不吝惜钱财。她的做法虽然荒唐，却处处凝集着对儿子的爱。

母子二人在贫困线上的挣扎，让亲友们心急如焚。后来，“我四叔和我大舅爷去了”，他们劝说母亲回到大儿子那里，说都是自己儿子。张亦舟则去了四叔那儿，“你四叔家人口多，你还能帮助他干点活。这样你负担轻一点，还要养病”，结果“我又折腾回去了”。

这样一来，生活压力稍微减轻一点，至少“不想着住房的问题了，就干活”。没有归属感的母子分别在两处生活，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哥嫂身边生活的母亲，并没有过上几天舒心日子，想来如果父亲还在，绝不至于发生这样的变故吧？

怀想父亲：模糊的面孔

伪满洲国时期的奉天。图片来自《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一书，[德]恩斯特·柯德士 著

70余年来，张亦舟对父亲的了解，着实不多。父亲张云清是在1945年东北光复前一两个月离世的，那时张亦舟才七八个月大。多年来，父亲在他脑海中始终是一团模糊的影子。父亲仅有的一张照片，也在“文革”中散逸了。

在老辈人的口中，大家都说张云清“好说书，擅写对子，喜欢各种唱本。他的嗓子也好，不少人喜欢他的说唱。”多年后，张亦舟从岳父口中听说：“你爸爸年轻时很有才华，字写的漂亮——钢笔字、毛笔字都写的不错。口才也好！日语也说的很好。小学毕业后还念过几年私塾，在村里是数得上的文化人。”

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遇上一个苦不堪言的时代，没有什么路可走不说，还被逼成为一名国兵。搁在今天，无论漂亮的书法、熟练的日语还是说唱艺术，都足以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三省，不甘心窝在农村种一辈子地，想在城市立足，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日本人残酷统治的伪满洲国，老百姓的理想唯有破灭的份。

父亲如何在抗战前夕惨遭日本人毒手，早已是一个历史之谜。多年后，曾在国兵中服役过的一个白姓班长回忆说，曾在奉天国兵医院见到了写有“张云清”三个字的军帽，料想是在惨遭日本人毒手之后在国兵医院去世的。那是1945年东北光复前一两个月，即1945年6月中旬到七八月间。

生孩八月，慈父见背。1944年出生的张亦舟，一生没有父亲的陪伴。想来，当父亲遇害的时候，他已学会翻身，学会坐着，是否已经学会了向前爬行？当此之时，一个婴孩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父亲。

“父亲的一生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么多。” 他没给家人留下什么家产，更没留下只言片语。70余年来，张亦舟从没有过热情地喊上一声爸爸的机会，历史没有给予他这样的机会，但在他内心深处，他会加倍努力，努力做一个像父亲一样有才能的人，从而让在天之灵的父亲以他为荣。

一贫如洗，洒泪告别校园

张亦舟在伊春美溪中学读书时同窗合影

1961年，张亦舟初中毕业，考上了一所中专——安达石油学校。这是一所隶属石油工业部的中专学校，毕业后可以做工程师。60年代的中专，含金量非今日可比。然而，二年级结束前夕，张亦舟接到哥哥一封来信，信中说：“爷爷没了，叔叔婶子供了这些年，要不你就别念了，让老三自己念吧！”

退学前，张亦舟给三弟去了一封信：“我回去挣工分，供你读书。这两年你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来。”信中他安慰自己：“我尽量不扔掉原来所学，将来有条件时，可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

汪天菊老师得知他要退学，说：“你没钱我可以借给你啊！将来你工作后可以再慢慢还给我就行。”汪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想了各种办法挽留他，都被他固执地回绝了。现在想起来，确实辜负了汪老师的一片诚挚！如果当时听了汪老师的建议，也许会闯出更为精彩的一片天？

团支部书记汪国臣劝说：“要念下去！实在不行，大伙集体帮助你一下。”张亦舟若有所思的摇头，觉得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实际困难，自顾自尚且不易，何况要向一个这样贫困的人伸出援手。汪国臣是一名党员，待张亦舟有如亲兄弟。谈及这位热情的同学，刚强一生的张亦舟老泪纵横，言谈间几度哽咽，50多年前的悲怆往事再次浮现在眼前。

“汪国臣没少帮助我，我们之间感情很深。我当时穷到了啥程度？就一条蓝单裤，穿的是我四婶的一件香港罗衬衫——圆领的女士衬衫。一开始学生都议论这事儿，别人都看着，没有换洗的衣服。买不起，没有衣裳啊！

“周六晚上洗衣服，搭到外边也不干呐，只好晚起一会儿，太晚了也不行，潮乎乎地就穿身上了。袜子破了也只能那样，主要是勤洗脚不穿袜子。一个学期从家里拿三四十块钱的样子，花不到时候啊！

“他父母是工人，生活条件好一点。但我也磨不开跟人家借钱啊！许多时候就挨着，不吱声。汪国臣观察挺细的，他比我大两岁，知道我家困难，总主动地借给我钱。我说啥不用啊！他就说你先花着。实在不行了，才给家写封信，家里给一二十块钱的样子，有时候磨不开给家里写信，我知道家里也没钱啊！还钱的时候，汪国臣根本不要。我心里觉得不得劲啊！不要我也硬给啊！勉强还出去。他后来就干脆买东西给我，牙膏、牙刷都买双份……我困苦到这个程度！退学时，汪国臣给我背行李，陪我三四里地走到火车站……我自己的梦想破灭了！”

张亦舟在美溪中学的毕业照

往事不堪回首。他终生不忘老同学的接济，然而因家贫所致的自卑意识也长久未去，导致他“后来没有联系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农民，不配跟人家交往”——虽然农民的身份并不低贱，但过度贫穷带给他的心灵创伤，让他生生割舍了这份宝贵的友谊！

1964年5月20日，已做社员的张亦舟写了一首《蝶恋花·忆汪国臣》：

桃李花开春又来，

寒窗往事，故友重复怀。

学诗度理为其志，观花游水俱一方。

风吹我衣襟以破，

泪洒胸前，哀声动心寒。

它年若有相逢日，君与吾情将何如？

当他们一步步走向火车站的时刻，两人内心涌起无限的辛酸和悲苦。那一刻，他所告别的不仅是令人感动的友情，还有他终生未能重返的美丽校园。

金钱难不倒英雄汉：要让读书的弟弟更体面一点

张亦舟（左一）与同学合影留念

两年后的国庆节，三弟回老家，这时他已在哈尔滨松江拖拉机制造厂实习，实习完毕就会分配工作。这是张亦舟心中的大事。

三弟脚上是一双早已穿破了的黄胶鞋，大脚趾已经顶破鞋子而探出头来，仿佛在探究眼前的世界。衣裳也已经破旧不堪！这让这个做哥哥有种情何以堪的感觉，一种兄长特有的悲壮感从他的胸膛涌起。他暗想，要让三弟穿的好一点，让三弟体面地完成学业。然而囊中羞涩，口袋比脸还干净。首先想到的是刚做的一套新衣服，预备在一些特殊场合才穿的。这套仅洗过一两次的衣裤，一并送给了三弟。他知道，三弟在实习中体面一点，就是哥哥的体面。

光有衣裤不行啊！张亦舟的大脑在高速运转着，反复思考着可以变现的办法，很快想到一个锦囊妙计。三弟的鞋子已经惨不忍睹，根本配不上这套新衣服。张亦舟于是找来一个面口袋，装了一口袋高粱米，大概有40斤。他扛着这袋高粱米，快步出家门，从村十字路口北转，取道北三屯，直奔双城县城。当时有一个叫做“投机倒把”的名词，但为了三弟这双鞋，他也顾不上了。

到了县城不敢走正大街，只能在县城南门附近转悠，到老百姓集中的地方偷偷叫卖，声音很小。这不是张亦舟第一次做生意，他和三弟读中学时，曾在放假时上山采摘蘑菇向途经伊春的旅客兜售，有过推销经验，这时倒是派上了用场。沿着南城狭窄逼仄的街道，压制着声音，张亦舟充满警惕地叫卖：卖高粱米咯！卖高粱米咯！

心中的酸楚放置一边，他一心想把这点粮食变现，给三弟买一双像样的鞋子。时间不长，粮食如愿出手，得到十几块钱，给三弟买了一双鞋，剩下的已经不多。如果要给三弟带上一点钱，还是远远不够啊！

高粱米让他见到现金，他又打起了高粱秸秆的主意。张亦舟到生产队套上马车，拉上一大车自家的高粱秸秆，把它们卖到了七八里外的胜业村——这是一个编炕席成疯的村子，对秸秆的需求量极大。卖秸秆所得的24块钱，都给三弟带走了。

张亦舟说：“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啊！当时的我们就算念书，也是含着眼泪在念！其实当年读书，一年下来也不过花销七八十元。可就是这样一点钱，对一个贫农家庭来说，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我们学校建在一座山的北坡，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着

张亦舟是1963年7月15日回到老家生产队的，生产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农活，概括来说就是春种、夏铲、秋收、冬藏。这一年他19周岁，刚刚成年，伴随成年而来的，是求学时代甘美读书生活的终止。不过，这没有妨碍一个爱读书的人，从书中去汲取精神营养。

张亦舟书柜里的部分书籍。《史记》是他格外喜欢的一套书

张亦舟说：“在生产队，农忙一过就有了时间，就是所谓的挂锄期。没活儿就正中我下怀，我回家看书去！东北的冬天苦寒的很，老百姓只能在家里猫冬。这样一来，利用夏天农闲、冬天猫冬的时间，我就会看点书。”

最大的苦恼是没有书读。“要想办法搞点书看呐。”张亦舟暗暗提醒自己。

当时租住在一个李姓人家，隔壁住着老太太，姓傅。她的家里有大量藏书，主要是传统唱本，印象中有《响马传》《七剑十三侠》《张良辞朝》，这样他就借看了不少。这些传统文化作品，深深影响了张亦舟的思想，使他成为一个仗义执言、讲求公道的人。这些书更成为他苦闷精神生活中的救命稻草，劳累一天后，躺在炕头上看几页书，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

张亦舟说：“当时的农村没有出路啊，你再有能耐也出不去啊！”如果说有什么出路，一个是到供销社上班，一个就是到学校当民办教师。

在生产队做了三年社员的张亦舟，终于在22岁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转折。村里民办教师出现一名空缺，酷爱读书的张亦舟成为不二人选。五年后转正，成为正式教员。1975年元旦，因工作业绩突出，他从乡中学副校长调入公社，成为文教助理。1992年，成为一名镇长。

张亦舟（前二排左三）在双城县前进中学高一毕业班全体师生合影

他讲了许多小镇里的故事给我，话题始终没离开读书。他的心中始终装着一所学校，他说那是一个读书成疯的年代：“我们学校建在一座山的北坡，一大早起来，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学生端坐在树根上，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