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洮南】解放前的洮南商业

解放前的洮南商业

张宝珍    赵久刚

洮南建治至今已有90年历史。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前这里为扎萨克图郡王旗管辖，乃蒙古族游牧区，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渐有汉人迁入，小手工业及小商品交易有所发展。是年，奉天人投资的第一家杂货商号“宝盛公”开张营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伴随放荒招垦，大批汉人迁入，前店后厂式工商业开始发展起来。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洮南府(1913年改为县)，先后辖靖安(今白城)、开通、醴泉(今突泉)、安广、镇东(今镇赉)等县。至此，茫茫旷野的“沙吉盖毛都”(洮南原名)一跃为奉天省西北部蒙汉接壤之重镇。远近商贾蜂拥而至。

建府初期，百业待兴。为鼓励创业，税捐甚微，也无行业管理机构及各种负担，上少千扰，下随民意，故各业发展很快。宣统三年(1911年)(建府后八年)交通状况仍是通达辽源(今郑家屯)伯都呐(今扶余)乌珠穆沁(东乌旗)等几条土路和畜力车。但商品输入输出已有明显增加。输入物资主要是布匹杂货，占输入总额的97.4％输出物资主要是牛、马、羊，占输出额的77.3％;其次是皮张，占输出额的14.6％；第四是粮食，占输出额的2.94％。本地购销也不止于府内，靖安(今白城市)、安广、镇东(今镇赉)、索伦、乾安(今六户)、高力板，瞻榆开通甚至齐齐哈尔等地都来洮南进货。洮南集散市场已初步形成。

洮南晨雾中疾行的各地商旅

蒙荒初辟，各业初兴，现币甚少，流通阻滞。为解此难，大商号以固定资产为抵押，出钱贴补充现币之不足。据东蒙古志(草稿)记载，1907年洮南8家商号共出钱贴175000吊。票值大小不一，与现币一样流通于本府市面，以资周转，对疏导商品流通，起了积极作用。

地处蒙汉边邻中心地带的洮南又是府辖五县的政治中心，诸多因素很快使洮南形成商业中心。据《满蒙之文化》记载，1919年(民国八年)五分年景。洮南附近五县总产杂粮460845石，其中洮南县产杂粮124600石。而次年洮南市场杂粮交易额为284000石，超出洮南产杂粮总数159400石。又记，1920年输入美孚牌石油16000箱，是1918年输入石油的两倍。而其中十分之三又转向齐齐哈尔输出。可见建治14年后的洮南，不仅是奉天省西北部商业集散地，而且是商品输出输入之门户。1923年(民国十二年)四洮铁路全线通车，洮南在原来旱路、水路基础上又增添了一条铁路运输大动脉。交通方便，且是奉天省连接龙江省的铁路端点，物资交流集中，流动人口激增，促使旅店业、饮食业迅速发展。商号、作坊鳞次栉比。从此洮南步入繁华全盛时期。

1926年(民国十五年)洮昂铁路通车，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洮索(索伦)铁路通车，使两路沿线集镇发展起来，相对分散和削弱了洮南市场;20年代末连年水灾，匪患不断;日本侵略者增兵中东路沿线，入侵风云告急，日本金票，冲击金融市场，通货膨胀，1929年1至7月间通用货币奉票贬值2.135倍，有的私商唯利是图，互相倾轧，吞吐经营，控制市场，导致物价不稳，加之苛捐杂税有增无已。上述种种原因致使一些商店倒闭，市场出现萧条景象。“九·一八”事变后，切断了关内货源，日本侵略者开始用各种手段控制市场。1937年推行所谓的“次长中心制”(即各部门任副职的日本人说了算)首先控制一切行政大权。1941年发布“七·二五”禁止令(即7月25日商品价格为准，固定不变，习惯称“七·二五”定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一切为了“大东亚圣战”的口号下实行残酷的经济统治，深化了“工业日本，农业满洲”的野心。用“粮谷出荷”的方式对农产品实行全面控制。对人民则推行难以度命的配给制。用战争的名义收刮民脂民膏，致使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农村破产，工商业纷纷倒闭，人民啼饥号寒，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市场将要复苏，12月又遭光复军(原系地主土匪武装，后改为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十一师)洗劫。40多天灾难，商店关门闭户，人们深居躲险。

1946年1月30日，我军第二次解放洮南县城后在战争封锁的情况下，洮南几乎家家纺线织布，一日间工商业又现活跃。解放战争胜利，封锁解除，与内各省隔绝近20年的历史结束，新货涌进洮南市场许多小作坊，家庭纺织业立即解体。1946年西满业公司在洮南创办的第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兴商店开业，为以后国营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洮南第一个国营企业振兴商店

信息来源：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本期编辑：王   迪

责任编辑：邢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