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舶争先、大舶参天”：唐代的广州港一派兴旺景象
隋唐时期的广州泊港，在今黄埔、庙头一带。这里附近的黄木湾，隋唐时有海神庙，海商在此祭祀后，遂由此出海。据《羊城古钞》说：在广州“东南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庙中有波罗树，又临波罗江，故世称波罗庙。祀南海神，……隋开皇中创建”。
一、区域扩展
唐时，广州商业区域已扩展到城外，今天的解放路一带，已列入唐城范围，黄埔一带也已有外港的设置。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港口和城邑也都在不断扩展之中，港口逐渐发展到能够容纳海舶大小千艘停泊。
唐代的广州既是贸易中心，又是岭南军政重镇，那时称为“广府”，而不称“广州”。唐初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在岭南建立“广州中都督府”，以端、封、宋、泷、建、齐、威、扶、义、勤等州，隶辖于广州中都督府。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以循、潮二州隶入广府。以广州城为中心，隶辖若干县城的做法，有利于经济中心的形成，同样，由于广州经济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发展。
二、蕃坊出现
广州是唐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地区，政策放宽，经济搞活。首先是外商敢来此定居经商，“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结好使即市舶使。市舶之初，先用“结好使”之名，表示发展友好往来之意。
起先外国人来到广州，“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唐政府为便于管理，划定区域让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的“蕃坊”。相传唐代广州蕃坊最盛的时候，约有十三万人左右。唐代的广州是一座外向型的、开放的国际城市，当时的广州人，也是见识最广的中国人。那时广州已有“蛮声（外国语）喧夜市，海邑润朝台”和“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的描述。唐代的蕃坊，宋元相沿，都在今光塔街一带。
唐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来广州的外国人中，有伊斯兰教徒，也有犹太教、景教、祆教、印度教和佛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尊重。怀圣寺和光塔就建在唐代，是当时的大食商人及其家属的主要宗教圣地，现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今天的阿拉伯国家，许多人也缅怀着过去的友好历史，制一艘仿照中世纪阿拉伯海帆格式的木舟，从波斯湾沿着古老的广州——波斯湾航线，战胜惊涛骇浪，于1982年来到广州，朝觐了唐代建造的伊斯兰圣地。
三、通海夷道
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唐代已开辟了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到波斯湾的航线。这条海道，唐人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我们叫它印度洋丝道，因为它和横贯中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基本是并行的。它的西极不仅是波斯湾，也遥指红海和东非。唐代京兆人杜环，淮南节度使杜佑之侄，于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亚恒逻斯一役中被俘，流落大食十余年，到唐肃宗宝应初年（公元762年），从大食搭海舶归国，到达广州，就是走的“广州通海夷道”。
唐代中国和朝鲜、日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广州也有通往日本、朝鲜的航线，利用西南信风，向东北航行。唐代鉴真和尚也曾从广州渡海去日本，日本的高岳亲王真如，来通好访问，于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由广州渡海返国。
唐代的广州，作为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名驰中外，内外商旅、各国使节，都在这里进出。唐政府规定，从海路来中国的使节，在广州组织其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到京，其他随从人员，就留驻在广州。反映了来到广州的商使是很多的。唐代广州官员说：“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殷繁的主要原因，正如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分析：“禁网疏阔，夷人随商翱翔城市”。也就是政策放宽，外商沓至。
丝绸、陶瓷、香料等物，在广州吞吐集散，百物杂陈，市场兴旺。唐代对广州已有“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评价。
四、万舶争先
韩愈、柳宗元都是唐代著名人物。韩愈曾贬职潮州，对广州的对外开放情况颇为清楚，他说：与广州有关的海外来国，“若耽浮罗（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流求（今冲绳）、毛人夷亶之州（日本）、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真腊（柬埔寨）、干陀利（苏门答腊）之属，东南际天”（《送郑尚书序》）。唐代以前，没有来往过的国家和地区，也“重译而至”。柳宗元说：和广州来往者，“由流求河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柳河东集卷二十六・岭南节度使军堂记》）
来广州的外国海舶即有：南海舶、西南夷舶，海道商舶、番舶、南海番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昆仑舶、昆仑乘舶、波斯舶和师子国舶等名称，呈现了“万舶争先”、“大舶参天”的一派兴旺景象。据载，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岭南节度使李勉到任，整顿广州市舶，革弊兴利，方便外商，一年进出广州的大小商舶货舶，竟达四千艘之多。
五、利弊相衡
开放政策对广州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明显的。唐德宗时（公元780-805年），实行两税法，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抽分，禁権收入，即等于当地两税的收入。广州包山带海，向为膏腴天之地，早在南朝梁代，就有“广州刺史城下过，便可得三四十万钱”之说。甚至流传去广州做官，经过石门，喝了“贪泉水”，都犯贪冒。可见这些问题，并非开放政策带来的，而是私有制的社会的产物。
这些问题，曾对正常的经济活动产生过不良影响，历史上有些官员的贪冒，曾使广州港口来舶锐减。但是，即使封建集权的唐朝政府，也并没有因为出现此类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而停止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利弊相衡，开放政策对国家带来的利益，毕竟比贪冒之弊大得多。
唐政府对此采取两个办法：一是严惩，二是慎委。八世纪初，广州节度使刘巨鳞、彭杲均因“坐赃巨万”而被处死刑。韩愈为相时，对委任广州地方大员就主张：“若岭南帅得其人……外国之货曰玉、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岭南节度使李勉、韦正贯等人到广州，整顿前弊，由于他们廉洁奉公，无所取求，访问外商，听取意见，平等交易，外商又纷纷闻讯而来。据《羊城古钞》说，唐代有些年份，来广州的舶商人员高达八十万之多。
六、文化交流
唐时广州也是一座国际文化交流的城市，伊所兰的宗教、文化，最早在这里和中国古老的文化进行交流。今天广州的光塔，即是从波斯语“帮克”转化而来，意谓祀祷，每逢伊斯兰祀祷日，一人上塔呼叫，塔下众人相应，共做宗教仪式。此塔时称“帮塔”，后讹传为“光塔”。
唐建此塔时，“蕃坊”也设在这里，当时属于城外，光塔街南沿诸街，也是河滩演变而成。其实，唐代住广州的大食商人，多属波斯商人，因为波斯也是伊斯兰化，故误传为大食商人。五代十国时，刘鋹据广州称南汉，曾娶波斯女为妻。唐宋以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有与广州官民通婚的，这种现象在中世纪的其他闭塞性的城市里，是不可想象的。菩萨蛮是唐代广州人创造的词汇，是对波斯妇女的称呼。
唐代以“交广扬益”四大工商名城著称。交州在今越南，是汉代以来在岭南的主要港口之一，到了唐代，广州的繁华已超过了交州，跃居第一大港。扬州即唐代的上海，是华东地区最富华的城市，也是唐代对外贸易的城市之一，主要是对日本和朝鲜贸易，当时的人口曾达到六十万。但它地处长江、运河要冲，常为军家必争之地，自唐以后，屡遭兵燹而一蹶不振。广州却一直保持其挺拔的地位。益州地处四川平原，是内陆城市，与广州的作用和特点都有不同。
故数唐代诸城，广州得天独厚，它与当时的统治中心长安，虽相距数千里，但驿道通，快马三日可达，反映了唐王朝对这一经济区域的高度重视。
唐末阶级矛盾尖锐，爆发了高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但因旧式的农民起义，多数带有流寇主义的倾向。黄巢既占有广州，原本可利用南岭天险，精心经营岭南，增强物质基础，然后挥兵北上。但农民军不仅不经营广州，反而采取破坏性的措施，甚至用极端手段来对长期住唐的外商及其家属，这种愚昧主义的做法，是中世纪农民闭塞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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