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的京山，不同寻常

京山1854

一

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岁在甲寅。暮春三月的京山，满城的皂角树绽开了新叶。城外，正是犁耙水响时节，田畈里的秧苗绿得逼人的眼。自明末大乱以来，京山人的安稳日子，如同南城外的溾水，已平静地流淌了200多年。然而，明眼人都知道，变乱就要来了。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陷武昌，水陆东下定鼎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半壁江山已然变色。四年的正月，英王陈玉成西征湖北，重占武昌，转眼间又攻克了随州、应城、安陆、钟祥、天门，京山城如同狂风巨浪里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京山时任知县杜嘉善忧心如焚，太平军来势锐不可挡，京山长驻的城防部队只有一队汛兵，人数在45名左右，由一名把总带领。靠一个“武警中队”的兵力，想抵挡太平军，无异于螳螂挡车。杜嘉善便加紧督办团练，很短的时间，就拼凑起3000人的民团队伍。这些团练散处京山城乡，有的以家族为单位组建，有的以里甲为单位组建，规模、名目不一，但都缺乏作战训练。咸丰年间，清廷的绿营兵腐朽不堪，战力很差，清廷统治者便鼓励地方绅士办团练，用以对抗起义军。很多有功名的读书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希冀以此博取政治前途，也积极参与其事。他们中有离职的朝廷官员，有未曾做过官的举人、秀才等，曾国藩、左宗棠等就是依靠办团练发迹的。光绪八年版的《京山县志》总编撰曾宪德，当时还没出去做官，也在家乡办民团。现在文笔峰上的题字“青云直上”，就是出自他儿子的手笔。

更令杜嘉善忧虑的是，太平军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在京山乃至整个湖北颇受老百姓拥戴。当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奏折中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太平军压境，杜嘉善感到京山遍地都是干柴，只要有一颗火星溅落，马上就要燃起滔天的烈焰，他哀叹自己命运的多舛。杜嘉善的官位可来得不容易，他是拔贡出身，这拔贡每隔12年在各县选取一名成绩优秀的秀才到京城考试，合格者称为拔贡，可以分配官职。杜嘉善不知道熬了多少清灯黄卷才得到官职，先授直隶武强县教谕，好不容易升成七品知县，却偏偏在这风高浪急时调配京山。如今这种形势，能不能保住脑袋还成问题，更不要说乌纱帽了。

杜嘉善个人生活也很不如意，没有子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也是个大问题。他抚养了一个侄孙，作为后裔来延续自己的香火。如今大变在即，杜嘉善深感朝不保夕，赶紧着人送孙子到孙桥小泉冲的深山里，托付给一个叫李万阶的乡绅照管。

二

四月，陈玉成军的一部进驻县东的永兴，眨眼功夫就可攻到县城。城内的武圣庙中也出现了怪事，关公像忽然汗流，大刀中折，周仓像无故自倒，人们纷传这是“兵戈之象”。小乱进城，大乱居乡，为的是大乱时军队有能力攻破城池，城内必将玉石俱焚，跑到乡下逃生的概率比较大。有鉴于此，京山城内的富户们纷纷带着金银细软躲避到南山一带。那里有一个农民孔昭潆，见到这么多财主来山区避难，声称永兴的太平军若来南山，可获取大量的军需，根本不需要到别处去。富户们更加恐慌，再向北山转移，行迹越发暴露。县里派出官兵捉拿孔昭潆，孔昭潆逃到瓦庙集、台岭庙地区，身边迅速聚集起2000多名追随者，有个叫刘花子的带人来投，做了他的副头领。4月末，孔昭潆回到吴堰岭正式举旗造反，官兵进剿，被孔军击败于夹山冲，京山的农民起事，已经成了气候。

5月30日，孔昭潆和太平军取得联系后，率队攻打京山县城。知县杜嘉善督促团练队伍从鸭子山大路迎战，农民军虚晃一枪，另派一支队伍翻过尖峰山凹口，抢过县河，直扑西门而来，民团见被抄了后路，顿时作鸟兽散。

两路农民军在西门外汇合，放火烧城，官兵不支，拥着知县杜嘉善一路血战，出了西门，直奔孙桥而去。光绪八年版的《京山县志》这样记载当时的情景，“事急，勇挽之走孙桥”。好象杜嘉善还不情愿放弃县城逃命，是手下的兵丁强迫拉走的。中国的史书，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依我看，杜嘉善既然先送走了家眷，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守城的决心，不管有没有人“挽”，他都是要逃走的。

京山城当时堪称坚固，城墙周长5里，墙基宽3丈，墙高1丈5尺，城墙上有930个垛口，高3尺；有大东门、小东门、新南门、水南门、西门五座城门，南面是溾水，东、西、北三面有护城壕沟，宽1丈，深6尺。攻城，古代有“十则围之”的说法，即有足够压倒对方的兵力才能围城，并有可能攻破城池。杜嘉善有坚固的城防，有多于对方的兵力，却半天守不到，他的团练真可算是一帮乌合之众了。

农民军占领了县城，随即太平军也进城。在此期间，京山各乡的农民纷纷打着大平军的旗号起事，有青木档的白娘子、田三盛、田三万，杨李冲的祝六指，下洋港的杨世盛、熊有鼎，至此，京山的农民起事，已呈燎原之势。

三

杜嘉善带着一群败军跑到官桥才站住脚。他非常沮丧，按照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丢掉城池是要杀头的。要想收复县城，则要到府城（当时京山属安陆府，府治在钟详）请兵，军费开支归京山负担，可如今兵荒马乱，到哪里去筹集这大笔的军饷呢？杜嘉善正在山重水复之际，有个人来雪中送炭了。

这个人叫安桂雍，山西介休县人，在官桥经营一家典当铺，积有厚财。和今天的浙江温州商人一样，清末晋商遍布全国各地，京山也有山西商帮，在县城还建有山陕会馆。安桂雍在官桥经营有年，看来很发了一点财。

他们见面后有一段对话，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这样记载：

“公何往？”

“欲往府城请兵，苦无饷。”

“公第往请兵，饷则吾任之，但兵以速到为妙，迟则不及。”

于是，杜嘉善星夜前往钟祥搬来救兵，军饷由安桂雍供应，此后他一直筹措，从当年五月到十月，一共用钱2万3千多。

“驴死不放草，人死不放财”。按说商人对金钱是最难以割舍的，但这个山西商人确实与众不同。撇开他所支持的战争的正义与否不谈，单说他的胸襟，还真是超乎寻常人。看来，清末山西商人风靡全国，不是没有原因的。县志上还记载，这之后的几天，农民军到了孙桥，街上各家当铺的财产全被军队搜走，更见证了安桂雍的先见之明。

杜嘉善到了府城后，知府方卓然令丰乐河（钟祥境内）巡检诸标，多宝湾县丞姚拱辰等率兵增援。六月初九，两军战于孙桥，一仗打死了县丞姚拱辰。由于清军势大，农民军退走，清军重占京山城。此后，交战双方互有攻守，一时相持不下。到8月下旬，清军从河南调来霹雳勇（炮兵部队），在龙尾山和农民军作战，河南兵不明地势，乱放枪炮，一时烟尘四起，阵地上对面不见人影，农民军乘势掩杀，全歼了炮兵部队。但清军还是占人数优势。正在胜负难分之际，田三盛暗中和清军接洽投降。这下形势逆转，从此清军步步得势，终于在咸丰五年的三月剿灭农民军，后者在佛子山全军覆没，孔昭潆、刘花子失踪。

投降，在中国历来是个耻辱的字眼，在现代西方则略有不同：允许军队在失去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投降，这样的军人同样应该赢得尊敬。综观田三盛，在胜负未分时出卖同志，投降敌方，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极为可耻的。反观孔昭潆、刘花子，不降不走，不屈服，在人格意义上，我想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勇者。

孔昭潆、刘花子很可能是死在乱军之中了。中国历史上很多农民军的领袖最终下落不明（比如李自成的归属就存在争论，有湖南出家说等等），“洛阳桥上人不识，斜倚阑干看落晖”，其实只是寄托了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四

剿灭了农民军，杜嘉善加紧训练民团，巩固地方。似乎老天注定让他在京山流年不利，他又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咸丰五年四月十八，他在东乡邓李督办团练，忽然接到县衙转来的一封信。信是本县团练首领李万阶写来的，说马上要带着队伍从钟祥回县，责成县里准备军饷若干，营中需要的器具若干，口气很大，完全不象是本县的勇首头目，俨然以统兵大员自居。更令杜嘉善气愤的是，李万阶在书信的末尾，责问为什么不严办涉及某案件的八个人（都和李万阶有仇），称回县后要和知县并坐审案云云。李万阶竟然要觊觎自己的权柄，杜嘉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李万阶世居孙桥小泉冲，离城60里，面善心恶，是地方一霸，对该地的百般贸易垄断经营，喜欢用铁鞭打人，人送外号“铁鞭大王”，在京山结仇很多，很多年不敢到县城来。李万阶还有个监生的功名，清代捐监之风大开，监生本来没有什么分量，但可以“见官不跪”，还有些减免税的好处。如同今人买文凭，可以借此涨工资、晋职称、得官位。因为有好处，李万阶不但自己买了文凭，还替自己的二个儿子先春、宏春也买了“监生”的文凭。

说起来，李万阶也有一些骄横的资本。他对杜嘉善有托孤之恩，前段农民军攻城时，为着地处偏僻，李又是个地方实力派，杜嘉善将自己的养孙托付给他。儿子先春、宏春也在对农民军作战中阵亡了。杜嘉善便向朝廷保举他，授给了他一个“五品蓝翎府经县候补县丞”的虚衔。咸丰五年四月，时任安陆知府饶拱辰招他，他募勇400人到了钟祥，正好天门告急，知府即命他前往增援。到天门后，太平军还在远处，天门因为担心团练的军纪，根本不让他们进城。呆了几天后，李万阶部一仗未打，就回到了钟祥。知府饶拱辰很隆重地迎接他，“待以开门请轿，分庭抗礼”，给足了他面子，李万阶越发趾高气扬了。知府饶拱辰也知道这人不好驾驭，推说京山的太平军还没有肃清，打发他回县作战。这时，李万阶头上笼罩着五品的级别、托孤恩人、“烈士”家属、作战有功、上有靠山五圈光环，顿时自我感觉异常良好，他要威风赫赫地衣锦还乡。

四月十九，李万阶大张旗鼓地回县，“锣鼓前导，养子郭幺儿顶马令箭”。县衙的门房袁福慌忙拿着知县的名帖出来迎接，李万阶恼恨知县不亲自出迎，大怒，叫人打了袁福一千板，在轿内大骂，有杀尽衙门中人之语，吓得合署官眷从后门逃跑。李万阶就在万寿宫驻扎，自己在匡家巷杨宅居住，在街上大放抬枪，声势惊人。

这一切都没瞒过在邓李的知县杜嘉善，黄昏时分，他着人令各乡团练头目开会，密议如何处置李万阶。各头目也深惧李万阶的飞扬跋扈，一致要求处死李万阶。几番密室计议，一份杀李方案便出台了。

四月二十，各乡团练陆续进城，内外密布人马，针对李万阶的巨网已经撒开，可他还蒙在鼓里。这天，京山把总黄详林设筵邀请李万阶，李万阶赴筵，终席后黄详林送他到匡家巷口，马上回营，“短衣持刀”率兵飞驰赶来杀李万阶。此前已经有团勇用抬枪射击，未中。李万阶飞逃回家，门口他的人堵门抗拒来敌，虽刀伤了几个营兵，但很快就被解决。李万阶穿屋而走，房屋鳞次栉比，走不得脱，遂藏进一户喻姓人家中。那家的妇女出来喊来营兵，“勇首童必秀一锏击闷在地，拖出巷口，各勇争割其头”，大喊：“只杀挟制官长李万阶，其他人不问！”万阶党羽四散而逃，各乡团练擒住郭幺儿和另外四个骨干杀了。第二天，杜嘉善回城，锣鼓已歇，知县大人亲切接见、嘉奖平叛有功人员不提。

李万阶案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乡绅和官府的斗法实情。咸丰年间社会动乱，长江中游各地团练蜂起，士绅的权势借此得到空前的扩张。这种绅权的恶性膨胀已经严重危及地方官府的行政职能，绅权和地方行政权不断争斗。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曾感叹道：“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

京山的官绅相斗的结果，以官府联合团练杀死乡绅李万阶为结局。作为官府一方的代表杜嘉善不念托孤之恩，事先不申明罪状，阴谋赚杀李万阶，怎么说也是一件有失官格的事情。清代的法律规定，地方官并没有决定死刑的审判权，须要逐级呈报至中央裁决。但在乱世中国，到处都“杀人如草不闻声”，这些规矩是顾不得了。强横霸蛮如李万阶者，也落了个身首异处，其他草民百姓，就更谈不上有多少生命权利的保障了。

关于李万阶之死，光绪版《京山县志》也有评论，说“彼万阶者，吾无深责，独咎夫使之招勇者，谬德虚声，假以虎狼，实授之刀而送之死也。”这个说法，不怪杜嘉善，也不怪李万阶自己，却怪罪到“上级领导”头上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想必编撰县志时已经离事发过去了30多年，物事人非，怎么说也不会得罪谁吧。有趣！

依我看，李万阶是死在实力不济上，如果他有足够兵力，杜嘉善对他也无可奈何，反要看他眼色行事。同样在咸丰四年，太平军攻陷沔阳州城，知府萧荫恩奔走荆门，最后是在庠生曾学廉等人领导的团练协助下才得以收复沔阳城。这些士绅居功自傲，动辄挟持官府，使继任知府陈五典大为难治，称 “官不过为绅监印而已。”

关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说是阶级斗争，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说是力量的对比。咸丰年间的李万阶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既没有力量，又想斗争，岂能不身败名裂？

李万阶死了，杜嘉善还照样当他的县令，他虽然失去京山城，但很快还能夺回来，清廷也免予对他的处分。咸丰六年，清廷还升了他的官，调他到蒲圻当知府去了。

五

１８５４年，对京山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是由京山承平至变乱的关键分水岭。之后的同治年间，捻军主力几次过境京山，清军尾随追剿，在永隆地方两军还打一次大的战役，死伤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京山人也跟着身受兵灾之苦。再以后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到上世纪４０年代，日寇入侵，出动多架飞机穷凶极恶地轰炸京山，千年古城顿成废墟，历代古迹皆不存在，仅剩城外的文笔峰，据说是有汉奸在上面给敌机发信号，才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