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的母亲形象为何多为悲剧？

《史记》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表现形式，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小说和戏剧的始祖，具有高超的写人艺术。《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而且丰满，在以男性为主的历史世界中，也有众多的女性形象。在这些女性形象中，包含着一组母亲形象，她们身上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带有特定时代环境下的悲剧色彩。

家国利益冲突下的悲剧色彩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如同露珠一般，转瞬即逝，人的命运不可预知。吴起手下这位卒母的丈夫正是为国捐躯、曝骨荒野的烈士，而她的儿子或许亦将同他的父亲一样，客死他乡，永难相见。在那个战乱频发、刀光剑影的年代，作为一个母亲，她所面临的是一种丧夫之痛和失子之忧，她无法预测孩子的生死，面对未知的恐惧，她只能在惶恐不安的煎熬中度日。这位卒母，正是亿万士卒家庭中女性形象的缩影，是家国利益冲突下的牺牲者。卒母的遭遇已然令人同情，而她那痛彻心扉的啜泣声，更是彰显了人物本身的悲剧色彩。

还有《史记·赵世家》中位高权重的赵太后。赵太后疼爱自己的幼子，不愿让他成为他国人质，从而陷于危险境地，于是“明谓左右：‘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此时，触龙深知太后心理，但为了国家利益，他还是对太后循序渐进地劝谏，终于使太后改变初衷，救赵国于水火之中。可以看出，赵太后是一个开明的女性：她听取忠言，以家国利益为重而舍弃天伦之乐，终救国家于危难之间。而对于自己的女儿，赵太后则在其出嫁之时抱着她的脚后跟为她哭泣，惦念她嫁往远方。女儿出嫁别国，自然是为了巩固江山社稷，永葆国家基业。赵太后作为一个关乎国家利益关系的重要人物，身处政治高位，不得不为国谋划。因此，在家国面前，她必须舍弃小家，放弃过同平常人一样普普通通却乐在其中的生活，放弃享受其乐融融与天伦之乐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母亲，她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不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儿女。因为她是太后，必须为国家谋利益，她的一言一行都要服从国家利益，她的首要任务是绵延国祚，而不是保证自己儿女的幸福与安全，从这点来看，赵太后何尝不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母亲呢？

众所周知，赵括是“纸上谈兵”的主人公，秦赵长平之战，他因空有理论而无实战经验，平白葬送了自己和四十万同胞的生命。千百年来，“纸上谈兵”使他成为众人口中的笑柄，但人们并未因此贬嘲赵括的母亲，而是赞扬与钦佩这位远见卓识、深明大义的女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赵括自少时学兵法，……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赵括母亲深谙赵括的秉性和缺点，在对比分析赵括与其父亲赵奢的特点后，敢于公开儿子的隐秘，指出儿子用兵之道的弱点，希望赵王收回令赵括为将的成命。她不仅关心儿子的性命，更关心赵国的命运，她站在民族立场上，表现出一个卓绝女性对国家深深的关怀。她的智慧是“从人生的细节洞见人性弱点，并且是从国家从百姓的角度去观照国家存亡的大智慧”。可是，赵王最终并未采纳她的建议，仍然派赵括出兵，她因此发出了一声饱含无奈与绝望的叹息：“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在叹服赵括母亲敏锐洞察力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同情她的遭遇。这位母亲无疑是最无奈、最悲痛的人：纵然她再聪明、再有先见之明也敌不过君王的一句圣旨，不能使家国利益得以两全。

牺牲自我的悲剧色彩

为夺取政权，刘邦和项羽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楚汉之争。刘邦知人善用，项羽刚愎自用，垓下一战，刘邦战胜项羽，夺取政权，已是历史的抉择。而在那个年代，就有一位睿智而崇高的母亲，深谙历史大势，以死来坚定儿子跟从刘邦的政治决心，她就是王陵之母。《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无以老妾故，怀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剑而死。项羽怒，烹之。陵终与高祖定天下。”王陵的母亲处在项羽的强势压迫下，仍没有向项羽妥协，因为她深知项羽嗜杀成性、骄傲自大，也深谙刘邦宽厚仁爱，将来必能取得天下。为了不使儿子受到牵连，亦不使其有所顾忌，她选择用死亡坚定儿子的忠君之心。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位崇高而刚烈的女性所具有的品质：不畏强暴、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以及对儿子深切与无私的关爱。她以母亲的直觉、母性的刚烈坚定了儿子依汉击楚的政治抉择，体现着悲壮与崇高的审美范畴。

另外一个牺牲自我的母亲，不像王陵母亲那样悲壮和激烈，但仍然值得一提，她就是介之推的母亲。介之推是晋国国君晋文公的救命功臣，但当晋文公回国登基、论功行赏之时，却将他忘记了。介之推于是打算功成身退，到山中归隐。《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母子俩商量归隐一事时的对话：“‘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可以看出，介之推之母无疑是希望儿子能够光宗耀祖、飞黄腾达的，但是，当她听说儿子不愿同朝中佞臣相处而企图归隐时，却未加反对，而是“与女偕隐”，认同并坚定儿子归隐的决心。介之推的母亲舍弃了能使自己荣耀显贵的生活，为的只是让儿子保持高洁的品格。“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格高尚的母亲仍然未躲过命运的残酷：最终母子隐遁深山，葬身火海。这确实是一段惨烈的史实：母亲以牺牲自身利益坚定儿子的选择，用生命的代价保持儿子的独立人格，可谓用血泪谱写了一支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悲剧色彩

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吕不韦列传》中记载了秦始皇的母亲。两千多年来，人们常常视秦始皇母为生活糜烂、祸国乱家的反面形象，然而，作为一个母亲，在她的身上也有着难以言说的无奈与痛苦，彰显着浓重的悲剧色彩。秦始皇母因嬴政即位而贵为太后，变成秦国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但秦始皇母子所面临的形势却是十分严峻的：嬴政尚小，太后无任何根基，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他们的政权随时都有倒台的可能。因此，为了巩固母子的权威与地位，太后与吕不韦私通，为的正是寻求吕不韦的支持。在此期间，吕不韦的势力日渐膨胀，不久便成为秦始皇母子的潜在威胁。

面对危局，太后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借机拉拢扶植嫪毐来制约吕不韦。在太后的提携下，嫪毐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快就成为可与吕不韦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而此时，太后那久被政治压抑到谷底的内心情感竟被嫪毐激起，与其生下了两个儿子。于是，嫪毐凭借着与太后的特殊关系和自身的地位积极培植私人势力，企图发动政变。在这危险时刻，秦始皇发现了嫪毐的阴谋，先发制人，铲除了嫪毐集团。处在盛怒之下的秦始皇，毫不犹豫地处死了两个年纪尚幼的同母异父胞弟，而此后，他同母亲的关系也是名为母子，实同路人。纵观秦始皇母亲的一生，可谓辛酸至极：她中年丧偶，为了儿子的江山，不得不忍辱负重，以身事人；虽贵为国母，却无力保护自己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忍受儿子之间刀剑相向、骨肉相残的煎熬。她虽在秦始皇年幼时竭力为其稳住江山，却始终不能使秦始皇理解自己。最终，她只能在深深的孤独与悔恨中度过自己的余生。可以说，秦始皇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斗争牺牲品。

异化的人性悲剧色彩

除了叙述正面的母亲形象之外，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些反面的母亲形象。她们有的专横残忍，有的玩弄权术，有的糊涂偏私，有的利欲熏心……在她们身上体现的是异化的、畸形的母爱，她们失去了人性中的真善美，酿造了一幕幕人性堕落和道德沦丧的悲剧。

在《史记》中，司马迁仅为一位女性专门作了传，她就是吕后。吕后以一位女性政治家的角色立于男性史林之中，其身份之尊贵自不待言。但同时，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处在传统社会政治中心的母亲，她深知“母以子贵”的道理，并以此将自己的儿子同其政治目的牢牢地绑缚起来。吕后，用其一生践行着“母以子贵”的观念，并因此获得了显赫的权利与地位。然而，一件事情的背后往往显露出它的另一面，吕后的做法固然使她达到了政治目的，但政治同人性的缔结，终究使得她的母爱呈现出异化的状态。吕后百般呵护其子刘盈，为的就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驰”[1]1918，这是后宫女性谁也无法摆脱的命运。吕后深知此理，故在刘邦因她年老色衰而将万千宠爱集于戚夫人一身之时，她更加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权利。而此时的戚夫人，年轻貌美，恃宠而骄，对吕后的政治利益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同样深知后宫规则的戚夫人，凭借其受宠日加的筹码，整日在刘邦枕边啼泣，想让刘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于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在吕后和戚夫人之间展开。吕后虽不及戚夫人得宠，但她懂得谋略，知道运用政治手段获得宠幸大臣的扶持，最终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处在胜利喜悦之中的吕后，依然对戚夫人怀恨在心。因担心戚夫人东山再起，威胁她的政治地位，吕后竟使用惨无人道的“人彘”刑法将其杀害。然而，吕后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运用谋略和权术千方百计守护的儿子，却偏偏毁在了自己的权谋之下。目睹生母的残暴，刘盈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他开始放任自我，整日“日饮为淫乐，不听政”[1]274，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刘盈终因不堪重压，与世长辞。权力异化了吕后，也异化了她的母爱，她不仅将自己推向阴冷黑暗的内心深渊，更将儿子的锦绣前程毁于一旦。残毒阴险的吕后，失去了人性的真善美，她正是政治权欲支配下，人性与母性异化的一个悲剧。

同样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的母亲还有《史记·晋世家》中的骊姬。骊姬倚仗献公的宠爱，利用各种手段使自己的儿子奚齐成为太子。她在献公面前极进谗言，诋毁陷害太子申生和其他公子，致使申生自杀，其他公子流离失所，严重危害了晋国的社会秩序。然而，君王驾崩之后骊姬终因失去倚靠而无法在男权社会的政治里生存，儿子和自己被杀。骊姬畸形的母爱使自己堕入人性深渊，并最终难逃悲剧的命运。

吕后、戚夫人和骊姬的生平不禁使人扼腕。男权政治下，女性身份卑微，个人价值与地位的获得，同其儿子密不可分。身处后宫的她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寄希望于儿子，让儿子成为她们立足后宫的工具。她们需要做的，就是参与政治斗争，为其子谋划未来，因为她们深知子贵母贵、子荣母荣的道理。社会的悖论，性别的不平等，将她们推向残酷而惨烈的政治斗争，迫使她们从一位仁爱的母亲一步一步走向异化的深渊，不自觉地深陷其中，成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

凭着对历史的尊重、对女性的尊重，司马迁突破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把这些母亲清晰地融入《史记》，让她们以不同身份、不同姿态、不同处事方式出现，力争展现她们最具个性的一面。她们身上所笼罩的悲剧色彩各有各的不同，却都令我们为之动容。《史记》中的母亲群像包含着司马迁对人性和历史的思考，这些传记作品中展现的浓重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不仅是其进步历史观的体现，也是他面对天道是非的诘问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