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向儒，一个向佛：从仕途到田园 ——陶渊明和王维的诗词差异

陶渊明与王维都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代表性诗人，表面上看，二者都在追求一种自在洒脱、任真自得的境界，但在精神内质方面，二者有很大的不同，陶渊明以儒道思想为精神支撑，主张委运物化，顺应自然。王维以禅宗的空定之境为最高追求，诗风空灵澄澈，超然物外，虽为景语，句句皆禅语。

陶渊明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有其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试从形与神两方面做一个比较。二者，有其形似的一面，指两人走的都是由仕宦至回归田园的心路，最终都在山水田园风光中找到了心灵的寄寓之所，获得精神上的任情适意、平静愉悦。其不同之处，即神异。深层而言，二者由于精神依托点不同，一个受儒道影响，诗境质朴率真、亲切自然。一个深受佛家思想影响，意境空灵清妙、超然洒脱。

陶渊明曾祖陶侃，是东晋名将，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据说也做过一些小官，但在陶渊明八岁时就去世了，家境日渐衰微。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虽然在谈及出仕的原因时，他也曾写道：“畴昔苦长机，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饮酒二十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亲老家贫固然是其入仕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出身世代官宦家庭，早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积极进取的一面。

在《杂诗》中，他写道：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表明自己远大的志向。”《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二十九岁时，陶渊明出来做官，任江州祭酒，但不久，“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加入桓玄的幕府，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就有离开的念头。《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一年后因母亲去世，回到浔阳。三年丁忧期间，时局动荡，先是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接着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攻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做了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希望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

王维出身地主官僚家庭，通音律、工书画，与其弟王缙均聪明过人。二十一岁中进士，任太乐丞。前期的唐朝国力强盛，整个社会表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文人们有多种人生选择，如科举入仕，读书山林，入幕、漫游等等。受时代的影响，青年时期的王维有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如《少年行四首》，这四首组诗以浪漫的笔调，从四个方面即高楼畅饮、报国从军、战场上英勇杀敌以及功成不居的游侠精神，塑造了长安少年的英雄形象，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写照。这四首诗宛如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充满蓬勃昂扬的青春气息。《燕支行》是一首七言歌行体边塞诗，采取正面表现战争的方法，描写了出征、行军、战斗、获胜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位奋勇杀敌、智勇双全的边塞将军的形象。表现出豪迈昂扬的激情，壮丽雄浑的气势，饱含浪漫主义的风采。作者对建功立业的渴求，也隐含在字里行间。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主政，多才多艺的王维受到重用和提拔。先任右拾遗，后任监察御史，这期间王维政治热情高涨，期求做一番事业，不枉此生。但可惜好景不长，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便把张九龄取而代之，世风日下，整个朝政污浊不堪。为了保全自身，王维采取了亦官亦隐的态度。后又经历了安禄山叛乱事件，虽故意服下泻药，假装喑哑。但仍被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后来若非其弟王缙以己官为兄赎罪，再加上自己的《凝碧诗》，恐怕难逃罪责。之后官运亨通，至尚书右丞。可是经历了宦海沉浮，王维显然厌倦了，虽然身在宦途，但心住田园。

陶渊明与王维，内心都是自在洒脱的。在陶渊明诗中偶尔也会出现佛教术语，但并不意味着他内心向佛。他住在庐山脚下，与当时净土宗初祖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他虽与慧远有交往，但始终保持着距离。佛教讲求因果轮回，看重来世。陶渊明只从现实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形影神》中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委运大化，顺应自然，这是陶渊明的生活态度。而在禅定的空灵澄澈中求解脱，则是王维的追求。晚年的王维，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秋山一何净，苍翠临寒城。”（《赠房卢氏琯》）《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其“空”、“净”的描写，营造了清新明净的意境，映现了他深厚的禅学修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大珠慧海禅师语录 卷下 诸方门人参问语录》）景语皆禅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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