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悦读丨小说】毛颖《我家就在岸上住》（三）
文/毛颖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著有《管的着吗你》《往事如烟》《红月亮》等多部长篇小说。主笔、主创多部影视剧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谍战剧）、《危机迷雾》（38集谍战剧）已在央视、北京大台播出，《婚姻变奏曲》（30集情感剧）、《阿佤兄弟》（电影）已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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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时候，蔷蔷来了。蔷蔷比我们大，大不了多少。究竟大多少，我到现在也不清楚。蔷蔷是怎么搬来的，为什么，我是后来才从英子嘴里知道的。
蔷蔷是我印象中的第一个女人，不是女孩儿，是“女人”。蔷蔷的胸前鼓着两个小馒头，跳皮筋的时候也跟着跳动。蔷蔷的屁股圆圆的，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屁股”是有形状的。
蔷蔷是英子唯一的玩伴，就住英子家隔壁。蔷蔷自己说，英子家隔壁是她舅舅舅妈家，那个淘气得令人发指的，经常找我借冰车，总能使绊成功地把我连人带冰车绊倒的男孩子，是她表弟。迁离河边后，那小子成了半拉城区都有名的打架大王，据说所向无敌，一半时间都在派出所的班房里度过。我听说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是十多年前，说他倒卖彩电发了大财，移民去了东欧一个原来属于苏联的小国家。
蔷蔷的到来及跟英子的友谊，连带成就了英子她弟跟蔷蔷表弟的玩伴关系。英子她弟成了蔷蔷表弟他们一伙的。蔷蔷在她表弟面前很有权威，说一不二。即便是那小子成了能叫一百多人打群架的“人物”，蔷蔷的话，对他而言，仍是“圣旨”。据说，如果怕得罪了那小子遭毒手，去求蔷蔷，只要蔷蔷点了头，就定然没事。不知是不是真的。反正我没得罪过他。他长大后，见了我，点头，叫“哥”。
跳皮筋的时候，蔷蔷的表弟还是个孩子，比我小好几岁，刚刚上学。他也拉着英子她弟跟我们跳过几回皮筋。他气力很足，不像他的年龄，但皮筋跳得并不好。英子她弟始终不跳，蹲在一边看、等。我觉得，似乎，蔷蔷对英子她弟也有一股子“震慑力”——只要蔷蔷在，英子她弟就不会乱跑，就一直蹲在那儿看跳皮筋。
蔷蔷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穿丝袜、戴耳环、涂口红的女人。
那时候，我们已经迁离了河边，上下学经常能遇上。蔷蔷老早就不上学了，不知道去做了什么，反正是工作。不好，也不至于坏。那时候，“坏”的工作还没有，想“坏”，也不是太容易的事。蔷蔷的工作，不可能是鼓励或必须穿丝袜戴耳环涂口红的那些，但应该是允许或不在意穿丝袜戴耳环涂口红的。
蔷蔷的皮筋跳得很好，让我觉得找到了“师傅”。如果没有胸前的小馒头捣乱，她应该可以跳得更好。
蔷蔷的表弟“收服”了英子她弟之后，很快就“回归”了胡同里男孩子的群体。也是他们，把胡同里的男孩子们，从城墙的那边拉到了这边，跑到了小街上，开辟了新的乐园。
对胡同里的男孩子们来讲，这个“开辟”的伟大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很快，河对岸的孩子们也涌到小街上，就像欧陆各国纷纷来到新大陆探险。河对岸的小马路，和我们那一米多一点勉强可以过个平板三轮儿的胡同，加在一起，都不如小街宽。而且，小街上没有汽车，也没有平板三轮儿，只有间或经过的自行车。
盛夏时节，胡同空了，河对岸的小马路也空了，小街上热闹起来。孩子们，从城墙的内侧，奔跑到城墙的外侧。那些城墙内侧的涂鸦，也转移到了城墙外侧。一个夏天，只一个夏天，孩子们都转移到了“新大陆”！
为什么，明明放着小街这样的乐园，却一直都没“发现”，在胡同里，在小马路上蹩了那么久，才想起来小街玩？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孩子们中第一个想到这个疑问的；但基本可以肯定，我是“新大陆”的享有者中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并且终于得出像样“答案”的人之一，或许，是唯一得出“答案”的人。
我的“答案”是：新大陆，“小街”，“小街”所在的那条神圣尊贵的街道，在我们更小时，及更以前，太神圣，太政治，太不容亵渎，以至于大人们普遍地、莫须有地认为，那不是孩子能去玩的地方。于是多多少少、断断续续地，给孩子们形成了符合他们这种认为的印象。
可当我们长到那个夏天，时代的变迁，已经足够使大人们彻底忘记、忽略原本的禁忌，我们自己也变得大胆了，也渐渐忘记了原本的印象。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在长大，都需要更广阔的游戏空间。简言之，就是本能的“自我开拓”“会师”了禁忌的解除。
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可以说，我们，是跟着时代共同成长的一代。我们这一代，比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上一代，幸运得多。
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大师，自我终结在了大洋彼岸；我像朝圣者般，找回了城墙。
城墙附近方圆几公里，都是我熟悉的地方。车子可以停在哪里不被抄罚，还能够不交停车费，十分清楚。这座城市已经变成汽车的海洋。我也有一部小车子，开着四处跑，开着上下班。偶尔乘地铁，是因为车子去修理。乘地铁，在下班的时段，比开车快很多，当然也便宜很多。要不是因为那个灰灰的女人，我很可能就改乘地铁上下班了。
车子停在离城墙还有一公里曲曲弯弯胡同路程的地方。我顺着熟悉的路走去，看见了城墙。
城墙早刷得新灿灿了，早年那些涂鸦根本也看不见了。城墙内侧的低矮平房、小马路、河，都不见了，代之以鸟语花香的街心公园。长长的，延着城墙摆开，吸引了无数游客。
公园里，有块石碑，清楚地记载着这里曾经是一条人工河，以及河的历史、变迁。石碑上的文字，让我这个曾经住在河边的人，第一次真正知道了，那条已经被掩盖在地下的河的来历。公园里，散落着很漂亮很干净的长椅，还有表现这个城市风土人情的雕塑。有小孩子玩空竹滚铁环的。滚铁环，我是在河边的胡同里和河对岸小马路上见过的。抖空竹没见过，更没玩过。如果是我设计那些雕塑，一定会加上玩冰车的。
城墙刷得太靓丽了，公园修得太漂亮了，找不到半点儿过去的影子。对这个城市而言，对这片地方而言，这样的靓丽漂亮，是大大的幸运，大大的美好。可对我的记忆而言，却是美丽的、深刻的、无可挽回的——埋葬。
河没有了，岸自然也就没有了。
好在，城墙外侧，也就是尊贵的街道那侧，变化并不大——没人敢动她一根毫毛。除非有人准许。能准许动她的人，也能命令发射原子弹。显然，那样的人没几个，都忙得一塌糊涂，轻易腾不出工夫琢磨怎么整弄街道。而且，街道还是那么好，那么规整，也实在想不出，还能怎么整弄。
“小街”还在，只是没了玩耍的孩子。现在的大人，都不敢让孩子自己在户外玩耍，哪怕是在这样尊贵的街上。现在的孩子，也似乎都没了玩耍的时间，忙得跟能命令发射原子弹的人仿佛。
小街上，匆匆的过客穿梭般往来，都很忙很急的样子。现在的人们，都忙得没时间回忆。我是偷跑出来的——如果不下决心放弃些什么，便没机会找回本来该有的东西。比如：回忆。
拾起回忆
我忘了取车，因为忘了自己开了车。
我踩着拾起回忆的脚步，不假思索地信步，不知怎么，就钻进了地铁站。正赶上下班高峰。
才过去了没几天，地铁里就挤得不像话了。记忆中，我还是挺能挤车的，四十多岁的年纪，应该还不影响挤车时的出力，而且更该增加了许多经验。只是因为多了一付眼镜、一部手机和一个电脑包，难道就挤不动了么？还是今天的人们，比二十多年前，都更会挤车？以至于我根本不是对手？
别说座位，就是站着，都无法从容。这样的情形下，恐怕任谁也无法回忆出什么。污浊的空气里，还残存在脑子里的，就只剩下那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才能到站……
可是，到哪站？到哪儿才算一站？到了，能挤出去吗？这部拥挤不堪的车，勉强挤上来了，能在希望或必须离开的时候，顺利离开么？四十多岁，还算身强力壮的我，尚且如此；灰灰的像英子的女人，又会怎样……
猛然，我意识到，或者说想起来，自己开了车！于是深恨、深笑，自己的糊涂。我开了车的，为什么要挨这份挤？虽然，完全可以想象，地铁挤成这样子的时候，路上的车流是何等的拥堵。可再拥堵，也是车子跟车子之间的矛盾，不是人和人的直接挤压。再拥堵，只要关上车窗，也是呼吸自己排出的废气，而不是这么多人的！
我开始往外挤——要出去！要下车！要回到车跟车的游戏中去，脱离……脱离什么？下了车，还得原路乘地铁回去。返回的路途，会跟现在有什么不同么？返回的站数，是不是比前面剩下的站数还要多？能回去么？回得去么？为什么不能暂时忘记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车，而把现在的旅途继续下去呢？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我松了劲儿，被紧紧压迫在一个比试图下车前更难受的位置和姿态。那一刻，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升起一股决绝的、听天由命的疏懒。疏懒得缓缓闭上了眼睛。疏懒得再不想把眼睁开……
回忆，就在混浊的、昏昏欲睡的疏懒中，悄然来了！
搬离河边后，有好一阵，天天都要挤车。来回的路，显得很漫长。春秋尚可，冬夏却难熬。夏天，要忍受各种难闻的气味；冬天，在车上挤得冒汗，一旦下车，就格外冷。那时候的冬天，比后来要冷。因为冷，车来了，不管是否着急，都拼命往上挤。因为冷，下车的时候，多少还有些舍不得。那么多人挤在一起，真挺暖和的！
那时候，初中快毕业了。因为初中不在一个学校，上下学路上，很少见到英子，还有以前那些亦恩亦仇的玩伴。我上的是重点学校。重点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并不清楚。所以也无法评说，我上的那所重点学校，是否名符其实。英子上的是非重点中比较好的一所。她妈说，本没抱那样的指望，全要感谢我，才让英子没被“大拨儿轰”。而那条河边胡同里的其他孩子，前后几届，基本上，都难逃“大拨儿轰”的命运。
“大拨儿轰”的学校，教学质量很差。从校长到老师，都把没有学生进派出所，没有学生被送“工读”，没有学生被判刑，做为工作的理想。人们大抵都知道，叫做“理想”的那种东西，必定是很难实现，充其量只可能偶尔、碰巧实现的。所以，没被“大拨儿轰”，在家长的认识里，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幸运！
按英子一贯的成绩，不被“大拨儿轰”的希望微乎其微。她爸亲自出面，带着她到我家，说我学习好，求着我爸妈同意，让我给英子补课。我爸客气了几句，大概意思是说，我没那么优秀，没能力给别人补课。我特想说我有那个能力——别人或许不行，给英子补补课，绰绰有余。可没敢说。不是因为怕打乱我爸的意思，而是怕伤害英子的自尊心。那时候，我已经懂得了，什么叫做“自尊心”，并且主观地认定，英子，也一定懂。
记得我爸客气了过后，英子她爸就有点儿不高兴。那种失望而又不无意料的不高兴。跟后来看见的老球迷们再一次终于认定中国男足“又”出不了线时的样子很像。英子她爸就挂着那种不高兴的模样，没了话，也不走，交替看我爸、我妈和我。那天，他在我家，总共也没说几句话。不过，那些话，已经比我之前听见他说的所有话的总和都要多了。
就在我实在憋不住想跟英子她爸说点儿什么的时候，我爸我妈同时打破了沉默，同时喊他“钱师傅”。而后，他俩对视了一眼，我爸让出了话头。
这个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对我、对我家、对英子和她家，都是个“划时代”的瞬间——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因为那个瞬间，争吵了至少二十年。
我爸怨我妈抢他话头，大大咧咧答应了钱师傅，让我辅导英子的功课。按他老人家的说法，因为那个答应，我这个不知轻重的孩子，把大块儿时间都给了英子，放在了我自己早已驾轻就熟的那些功课上，而少了时间去攻克自己的“弱点”，以至于一分之差，落到了“重点学校”的“尾巴”里，继而在那个并不深的池子里，长期自以为是、不思进取，乃至到高考时积重难返，没能考上一流大学，影响了整个一生，闹得跟他一样站讲台、吃粉笔沫……
听我爸说这些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他原来，并不像我之前一直以为的那样，喜欢他那站讲台、吃粉笔沫的工作！
我很想告诉我爸，我虽也被人称作“老师”，但干的跟他不一样。我不站讲台！我上课的课堂里，通常没有讲台。就是有，我也不站在讲台旁边，而是不停地游走，或者随便拉把椅子坐下。我甚至还可以在课堂上抽烟、骂人、讲黄段子。我“教学”，也不用黑板和粉笔，要用也是白板和白板笔，根本不用吃粉笔沫！最主要的区别——我不必为学员学得怎么样负责！一点儿不用！因为他们都是成人。我所要做的，只是引着他们，向为他们组织课程的人，当然也是请我去讲的人，所希望他们去倾向的方向，略微想想，略微有些改变他们自己的愿望和办法，并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让为他们组织课程的人，当然也是请我去讲的人，感到这些想法和改变，而已！只要做到了，请我去讲的人，就会满意，就会付钱给我。我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大约一百个工作日，会去讲这样的课。又有一半，大约五十个工作日，可以收到钱。均摊到每天，收到的钱，都够我爸站两个月讲台，吃两个月粉笔沫的……因为差异如此巨大，所以，换了谁，恐怕也不会去跟老爷子多解释。那样，不会消解他的怨气和遗憾，倒可能激出新的、更多的不解和委屈！所以……
每每我爸抱怨的时候，我妈就很烦，反问他干吗让出话头，干吗不打断，她答应了，他为什么不敢当面或稍后反悔。于是，他俩就吵起来。并且逐步升级，导致了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影响到了我弟弟的成长，让他从开始的无所适从，到后来的我行我素，再到再后来的破罐子破摔，最后，什么大学也没考上，到了现在，还没有一个能连续干超过一年的工作，也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更别说房子、车子、娘子、孩子……那个最初的，我妈抢了话头的瞬间，似乎成了他一切宿命的根源！
我爸后来非要调到我考中的那所学校，终究没成，倒把领导都得罪了，最后给“发配”到英子后来在我辅导下考中的那所非重点学校，并因为新去，错过了评高级职称的机会；又因为没教好英子所在的那个班，第二次错过了评高级职称的机会；以至于“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要退休了，才得到本该二十年前就拿到的高级职称。拿到的时候，我都能觉出来，他像是受了“嗟来之食”一般，屈辱、无奈。于是，就有了我也跟他似的站讲台，吃粉笔沫的怨气。在他看来，我还不如他。他好歹还挨到了退休，还拿到了高级职称；而我，则根本什么职称都没有，更别说“高级”了。在他眼里，没有职称，并且肯定挨不到退休年龄就得失业，当然更没有退休金可拿的我，前途黯淡得无以复加。他严正警告我：拖着一个我弟弟，他已经够受的了。让我决不要想也回来吃他。我尽量温和地，拿着练出来的“职业化”微笑告诉他：拖着我弟弟，他都多余。三十多岁的大男人，一定有办法养活自己的……这样说了过后，话题就转到我弟弟身上，直到他回来，或者睡醒出房间……
那个瞬间，对英子家的影响，恐怕并不亚于我家。
因为我妈答应了让我辅导英子，她爸她妈就很放心。后来，英子考上了一所还说的过去的非重点学校，她爸她妈还很满意，甚至还双双登门致谢。她妈还说，将来还请我给她弟辅导。我爸我妈笑笑，绕开话题。当晚，深夜，英子家左近的邻居，聚集在英子家门口，创造了严重的嘈杂。围在圈外，只看着没吱声的蔷蔷，多年之后告诉我：那是因为，英子她爸，把她妈狠狠打了一顿，打到要送医院。邻居们拼命劝开。但挡得最实在的，是英子他弟。英子他弟因而被他爸打破了脑袋。
当时，我和我的父母，并不知道那些事。我爸后来调到了英子那所学校，还当了英子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许是因为错过了评高级，想奋起直追吧，据说，他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可到底，还是出了事情。而且是大事。还就出在英子身上。
还是蔷蔷，让我知道了整件事——英子上中学后，迅猛发育，出落得很“招人”。每天都被社会上的人劫。所谓“社会上的人”，多指因各种劣迹而失学的大孩子、半大孩子。因为就差一步送工读或判刑，要么是已被工读开除或刑满，又四处找不到工作，就游荡在街上。其中一个家伙，是蔷蔷那称霸四方的表弟的“师父”，有弄钱的门路，但当然，不会是什么正经门路。成天叼着大雪茄，揣着钱，四处游荡。他看上了英子，每天让不同的人去劫，他再出面“营救”。英子不敢告诉学校，更不敢告诉家里。时间稍长，不明真相的她，就喜欢上了那家伙，就跟他去了他家。先是整夜不回家。她爸妈三班倒，很久之后才察觉。后来，她怀孕了，还不到十五岁！学校就也知道了。英子她妈，跑到学校，都给教导主任跪下了，才被允许留级一年，背个“留校察看”处分，勉强混到初中毕业。我爸因为这事，也一落千丈。自然，我们一家，包括我，跟英子一家，包括她，也就尽量相互避开，谁也不准备再见到对方了。即便住在一个楼门里，只是501和402的距离，也碰面当不认识。
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蔷蔷和英子晚我一站上车。还在车门边挣扎的我，极其自然地冲她们伸出手。英子避开我目光，不呼应。蔷蔷却喊着“抓住了”，紧紧拽着我伸出的手，又死命搂着英子，把胸前已经成了大馒头的肉团挤得一塌糊涂。好不容易挤上来的时候，蔷蔷鲜艳欲滴的红嘴唇，差点儿蹭到我脸上。她大喘着，说“谢谢”。热乎乎甜丝丝的气，吹得我晕头转向。
那时候，我上高二。那天以后，我就改成骑车上下学了。
蔷蔷在我骑车上下学的路上（不是必经之路），临街开了间发廊，成天很大声放着《荷东》。她自己说，发廊不是她的，是“老板”和一个广东来的发型师合伙开的。“老板”，就是叼着雪茄勾引英子的那位。那时候，那家伙，按蔷蔷说的，已经“定居”去了深圳。最频繁的“回乡”，也是三两个月一次。
我是在路上，让蔷蔷喊住的。她的发型非常古怪，吓了我一跳。她拉我进发廊，亲手把我的小平头，打理成时兴的“板寸”。
她做的很细致，很耐心。看的出来，手法并不娴熟。从始至终，她都用剪子，不用推子，细到一根一根地修剪。
她问我，知不知道，英子现在在做什么。我不答话。她告诉我，她表弟闹出了大事，恐怕要判刑。我说不至于，还不够岁数。她惨然地笑笑。很故意地拿她的大胸脯，在我肩头摩挲了一下。是的，一定是故意的，我能从镜子里看到她的动作。那个摩挲，肯定不必要，也肯定不是不小心。
她问我，能考上大学么？我想了想，说能。她笑、叹，然后，又拿大胸脯紧紧挤着我，俯在我耳边说：“那天挤车，你提前下车了。后来，英子哭了。从车上哭到路上。哭到半夜。我一直陪着，差点儿冻死。你得请我吃饭。”
我懵了。为什么要请吃饭？跟我有什么关系？她说因为差点儿冻死那个，应该是我。我更懵了。
我肯定说了“岂有此理”，或者类似的话。蔷蔷冲我举剪刀，说我没良心。还说她表弟如果这次没事，她一定撺掇着那家伙狠狠揍我一顿，让我考不成大学。我知道，她不是说真的。她凭空咔嚓咔嚓舞弄剪刀，嘘着嗓子跟我说她不说笑话，来真的。
那天后来，我拿出身上所有的钱，请她吃了五串新疆人的烤羊肉。她买了十瓶啤酒。我都喝了。吐得无比壮烈，吐得她一身都是。
她把我搂在怀里，似乎并不在意我拿脑袋蹭她的大胸脯。她告诉我，英子把她弟防挨打的花棉垫子给我之后，撕了她自己的衣服，掏了她自己盖的被子里的棉花，又给她弟做了个新垫子……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哭了。醉鬼那种发疯般的嚎啕。
那天，我后半夜才回家。爸妈都出去找我了。弟弟告诉我，他们急坏了。我稀里糊涂说了句“活该”，倒头睡去。
从那以后，我爸就不对我抱什么希望了。标志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要对我的所作所为，追问到每一分钟。我妈也似乎放弃了我，标志是：那以后，跟我爸的所有争吵，主题里都不再有我。提到我的时候，也是陪衬。重点，转移到了我弟身上。
再以后，我就常去蔷蔷的发廊。只不过换了一个瘦得像一根棍子的南方男人给我理“板寸”，用推子。理完不要钱，说是“老板娘”的吩咐。我拉了一大帮同学来，蔷蔷接待，全是那个棍子一样瘦但手头飞快的男人给理“板寸”，用电推子。理完当然挨个儿收钱。蔷蔷背着我那些同学，给我收到钱的百分之十五，说是“回扣”。我拒绝。她不坚持。她没再跟我提英子。我去的时候，她多一半时间，也都不在。我带同学去的时候，她肯定不在。
我蹭她的“板寸”，蹭到大学二年级。二年级结束时的暑假，我带了外地大学里交的女朋友回来，再去剃头，发现她不在，棍子一样瘦的理发师也不在，发廊换了门面，里面的人说，他们把店卖了。“老板娘”出价很低。我追问，“老板娘”是“老板”的“娘子”，还是女性的老板。人家看怪物似的盯了我半晌，我自己拍拍脑门，歉然道：“算我没问。”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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